畫史著名範例｜《 發現摩西 》先知降生之傳奇故事

猶太人的逾越節（Passover），是為了紀念以色列人在摩西帶領下，從埃及人的奴役中解脫出來。這位希伯來先知降生伊始的傳奇故事，在藝術史上一直是備受歡迎的創作主題，無論是猶太藝術家還是基督徒藝術家，在繪畫、素描、壁畫、版畫、教堂鑲嵌玻璃和彩繪手稿中，都曾涉及。

荷蘭裔英國藝術家勞倫斯‧阿爾瑪-塔德瑪（Lawrence Alma-Tadema）爵士於1904年繪製的《發現摩西》（The Finding of Moses），是最為著名的範例。

故事的參考文獻來自《聖經》第二卷《出埃及記》（Exodus）。一開始，法老下令將埃及所有新出生的猶太男嬰扔進尼羅河。為了避免愛子遭此厄運，摩西的母親將他裝進蒲草籃子，放在了尼羅河岸邊的蘆葦叢中。國王的女兒發現了這個小嬰兒，將他從河水中救起。

公主知道他是猶太人，但還是收養了他，並給他取名摩西（Moses），意思是「（從水裡）拉出來」。在遠處看著這一幕的摩西姐姐現身，提議為男嬰找一位奶媽——他們的母親。

在世界上最古老猶太會堂之一的「杜拉-歐羅普斯猶太教堂」（Dura-Europos Synagogue）內，西牆壁畫描繪了摩西的生平。其中一個區域描繪的便是《發現摩西》。

這座教堂位於現今的敘利亞，其歷史可追溯至3世紀中期，建築內大量色彩繽紛的壁畫在猶太古代藝術中無可比擬。1930年代，耶魯——法國考古隊在發掘中發現了該教堂，它已在沙層下埋藏了一千多年。這些藝術作品後來被轉移至大馬士革的國家博物館。

描繪發現摩西的壁畫，出自杜拉-歐羅波斯猶太教堂，約西元3世紀中葉作品。（公共領域）

歐洲藝術家的描繪

基督教藝術家對摩西降世之初的故事很感興趣，部分原因在於他倖存下來的傳奇被視為《新約聖經》中「逃亡埃及」故事的前奏。據《新約》記載，耶穌降生後，大希律王（Herod the Great）下令屠殺伯利恆所有的猶太男嬰，小耶穌與家人由此逃往埃及。

在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期，歐洲藝術家心儀《發現摩西》題材有特定的區域原因。威尼斯藝術家保羅‧維羅內塞（Paolo Veronese，1528~1588）及其畫室至少創作了八幅這一題材的作品。這是威尼斯畫派藝術家的一個熱門主題，據學者們推測，這種吸引力來自這座城市與水的密切聯繫。

保羅‧維羅內塞《發現摩西》，約1580年作，馬德里普拉多國家博物館藏。（公共領域）

維羅內塞詮釋這一題材的最傑出作品，創作於1580年前後，現收藏於馬德里普拉多國家博物館（Prado National Museum）。前景中的一眾人物置身於田園風光中。左側是一片水域，通往背景中的城市景觀。這種綠意盎然的氛圍，加上法老之女華麗的錦緞裙裝及侍女們的服飾，顯示出維羅內塞將故事中的古埃及背景「現代化」了。

在17世紀，荷蘭人與希伯來《聖經》中的幾個故事產生了共鳴，包括《以斯帖記》（Book of Esther）和摩西的故事。就後者而言，荷蘭人在自己領土上受西班牙人的壓迫統治，他們感到這與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奴役十分相似，且兩個民族都因勇敢的領導者而獲得自由。

倫勃朗《發現摩西》，約1655年作，蘆葦筆和棕色墨水與白色不透明水彩，現藏紐約摩根圖書館與博物館。（公共領域）

紐約摩根圖書館與博物館藏有一幅富於戲劇性的素描《發現摩西》，出自荷蘭繪畫大師倫勃朗（Rembrandt van Rijn，1606~1669）之手，創作年代約為1655年，是藝術家以《聖經》為題材的眾多紙面畫作之一。畫面中央是法老的女兒，她身著華服站在一把大陽傘下。右下角，摩西從水中被救起；右邊遠處的背景中，他的姐姐在半遮半掩中目睹了這一切。

義大利巴洛克藝術家奧拉齊奧‧詹蒂萊斯基（Orazio Gentileschi，1563~1639）在1630年代初期為英國宮廷作畫時，也受託創作過一幅氣勢宏大的布面油畫《發現摩西》。委託的契機，大概是國王查理一世和王后亨麗埃塔‧瑪麗亞的繼承人查理二世誕生。大約在同一時期，詹蒂萊斯基還向西班牙的腓力四世寄送了相同主題的一幅類似畫作，以慶賀其繼承人出生。英國的版本現在是倫敦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藏品。

奧拉齊奧‧詹蒂萊斯基《發現摩西》，1630年作，現藏倫敦國家美術館。（公共領域）

詹蒂萊斯基在倫敦12年間創作的優雅畫作，以華貴的色彩和對紡織品高度細膩的描繪著稱。該館的介紹中寫道：「《發現摩西》是其最具雄心的作品，展現了無與倫比的精緻與美感。」

藝術家將場景設定在一處鄉野，看上去更像英國而非埃及；右側的河流更像泰晤士河而非尼羅河。九位等身大小的女性人物圍繞著小摩西。與維羅內塞和倫勃朗的描繪相似，法老的女兒在這組人物中清晰可辨。畫中，她身著鑲嵌寶石的黃色長裙。摩西的姐姐米利暗（Miriam）跪在公主面前，姐弟倆的母親則在近旁守候。

此畫在借給倫敦國家美術館近二十年後，該館於2020年將其買下，成為頭條新聞。雖然成交價高達2,900萬美元（約8億6千6百多萬元新臺幣），但並未打破這一主題畫作的銷售紀錄。最高紀錄的保持者是勞倫斯‧阿爾瑪-塔德瑪（Lawrence Alma-Tadema）的《發現摩西》（The Finding of Moses），後者於2010年在蘇富比拍賣，估價300萬至500萬美元，最終以3,590萬美元成交（超過10億元新臺幣）。（此畫也是售價最高的維多利亞時期古典油畫作品。——譯者注）

英國的爵士大師

勞倫斯‧阿爾瑪-塔德瑪自畫像，1896年作，布面油畫，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藏。（公共領域）

阿爾瑪-塔德瑪（1836~1912年）出生於荷蘭北部一個小村莊。他的父親在他年幼時去世，家裡經濟拮据。面對成為律師的壓力，他決心追隨自己的熱忱，成為一名藝術家。他後來回憶道：「如果我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是因為我始終忠於自己的想法。」

阿爾瑪-塔德瑪在安特衛普王家美術學院接受了學院派的訓練。之後，他受到一位歷史畫家的指導，這位畫家同時也是考古學教授。這對阿爾瑪-塔德瑪產生了改變一生的影響。他以描繪富麗堂皇的古典世界聞名於世，這些畫作反映出他透過旅行、參觀博物館和廣泛造訪圖書館，對古代藝術和物件的精心鑽研。

他於1870年移居倫敦，成為英國公民和王家藝術學院成員。阿爾瑪-塔德瑪的交際圈非常尊貴：他與威爾士親王與王妃（後來的愛德華七世和王后亞歷山德拉）交好，作品還被美國大富豪威廉‧亨利‧范德比爾特（William Henry Vanderbilt）和亨利‧克萊‧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等人收藏。維多利亞女王於1899年封他為爵士，六年後他獲頒功績勳章（Order of Merit）。阿爾瑪-塔德瑪去世後，作為最後的榮耀，被安葬於倫敦著名的聖保羅大教堂。

可惜在這之後不久，他那些細節精確、華美絢爛、色彩鮮明、光線自然的動人畫作，就被斥為膚淺而老套。現代主義主導了藝術界，直到1960年代，他的作品才重新開始獲得藝術評論界的認可。

引人深思的是，儘管經歷了這段低潮，阿爾瑪-塔德瑪的畫作卻對好萊塢電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藝術評論家兼博物館館長馬里奧‧阿馬亞（Mario Amaya）寫道，阿爾瑪-塔德瑪「對個人戲劇情節的注重、他的廣角透視以及作品的宏大尺幅，為史詩電影產業奠定了基礎」。從D.W.格里菲斯（D.W. Griffith）的《忍無可忍》（Intolerance，1916），到塞西爾‧B‧戴米爾（Cecil B. DeMille）的《埃及豔后》（Cleopatra，1934）和《十誡》（The Ten Commandments，1956），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的《賓漢》（Ben-Hur，1959），以及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的《神鬼戰士》（Gladiator，2000），一系列電影都反映出他的影響。

阿爾瑪-塔德瑪《聖經》題材油畫

阿爾瑪-塔德瑪最著名的畫作之一就是《發現摩西》（The Finding of Moses）。這幅油畫創作於他藝術生涯的末期，靈感源自他1902年在埃及的六週旅行，當時他應亞斯文大壩（Aswan Dam）工程師約翰‧艾爾德爵士（Sir John Aird）之邀，前去參加大壩啟用儀式。艾爾德是著名的藝術贊助人，主要收藏大型學院派畫作，包括阿爾瑪-塔德瑪富麗非凡的《埃拉伽巴路斯的玫瑰》（The Roses of Heliogabalus）。

阿爾瑪-塔德瑪在埃及之行中獲得藝術靈感，創作了許多素描，還拍了很多照片。艾爾德希望在自己的收藏中再添加一幅阿爾瑪-塔德瑪的畫作，他選定了藝術家對《發現摩西》的構思。阿爾瑪-塔德瑪在近兩年時間裡幾乎完全專注於此畫的創作，這幅耗時甚久的畫作是他數十年來精湛技藝的巔峰之作。

這個題材對阿爾瑪-塔德瑪來說並不尋常，因為他極少繪製《聖經》或神話題材。雖然他的創作深深植根於史實的準確性，但自始至終也的確發揮了藝術自由，以創造出富於想像力且令人著迷的佳構。這幅畫作也不例外。阿爾瑪-塔德瑪將摩西置於華麗隨行隊伍中的顯眼位置，這些隨行人物中有許多他鍾愛的模特兒，這可從他之前的作品辨識出來——儘管對於古埃及場景來說，他們並不一定符合人種特徵。

法老之女以艾爾德的女兒為模特兒，她頭戴的冠冕直接描摹了現藏荷蘭萊頓（Leiden）國立古物博物館（Rijksmuseum van Oudheden）的一件稀有銀飾。刻劃精到的物件還包括她的金質胸甲和手鐲、狐尾鞭、所坐的轎椅，以及侍從和祭司們佩戴的珠寶。

整幅畫處處吸引觀眾的視線，清晰的水平線貫穿畫面，橫飾帶（frieze）般的構圖蘊含著動勢；而畫中也有明顯的垂直線。畫面左側是一尊刻有像形文字的紅色花崗岩雕像，中間和右側都有白色陶罐。

蘇富比拍賣行當年的圖錄中寫道：「前景的精緻裝飾與遠岸的希伯來奴隸隊伍形成鮮明對比，後者模糊的身影讓人感受到遙遠的距離和朦朦的熱氣，輪廓清晰的玫瑰色吉薩金字塔則勾勒出地平線的所在。」

鬱鬱蔥蔥的花卉讓場景更顯富麗多彩。前景中的石灰岩牆邊，生長著古埃及栽培的飛燕草（delphinium），花叢中點綴著幾隻黃蝴蝶。從小摩西棲身的籃子外垂下朵朵蓮花，公主手中也握有一朵；此外，蓮花還纏繞在她的鴕鳥羽毛扇柄上，綴飾在侍女們的頭上。

約西元前1647年，埃及底比斯的頭飾（正反兩面），銀、金、玻璃和彩陶製品，18.4cm×17.8cm，荷蘭萊頓國立古物博物館藏。（荷蘭國立古物博物館提供）

縱觀藝術史，有些畫家重現了《出埃及記》的原始元素，有些則依據自己的時代重新想像了故事場景。《發現摩西》題材的普適性，顯示出世界各地、各世代的人們與它的恆久共鳴。蘇富比指出，一些當代觀眾認為，阿爾瑪-塔德瑪的版本是「對這個著名故事最具權威性且最忠實的詮釋」。

《發現摩西》於1905年在英國王家藝術學院展出，艾爾德為購得此畫支付了5,250英鎊（今日約折合2千多萬元新臺幣），外加藝術家的創作開銷。艾爾德家族1935年以區區820英鎊（不到200萬元新臺幣）拍賣了此畫，正好顯示出阿爾瑪-塔德瑪的地位在短短30年中，如何一落千丈。如今，阿爾瑪-塔德瑪和這幅獨特的畫作已恢復了應有的地位。

原文Exploring Sir Lawrence Alma-Tadema's 『The Finding of Mose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