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中國人失蹤與可疑的器官移植產業

近幾年，有關新疆少數民族等中國各地民眾失蹤與器官移植的消息不斷浮出水面。受訪者的證詞、地方微信群的失蹤人口訊息，以及國際人權機構公開的文件，也突顯出中國的人體器官移植黑市產業化。

在新疆，失蹤人口、器官移植與DNA採集交織在一起。牧民的孩子無聲消失，尋人的微信群被解散，醫院裡器官移植被當作尋常話題，而國際上對中共活摘器官的質疑，始終未獲正面回應。

今年7月，西方媒體援引國際人權組織「終止中國濫用器官移植」的資料報導，中共計畫到2030年，將在新疆增建6座含有器官移植功能的醫療中心。與此同時，新疆民眾在社交媒體披露人口失蹤的嚴峻情況。

新疆伊犁穆斯林阿力耶夫對《大紀元》表示，早在2013年，隨著微信普及，新疆哈薩克人已開始自發建立「失蹤兒童搜尋群」。幾乎每個縣、州、鄉鎮都有，收集並公開失蹤兒童資訊。「那時候就已經有大規模失蹤了。」然而，2017年新疆「教育營」建立後，這些微信群被當局下令解散。

哈薩克商人瑪蒂娜回憶，2012年她10歲時親眼見到許多同學失蹤，「至少有十多個同學失蹤，找回來的只有一兩個。我們報過警，但沒有結果。2012年時，甚至有人從貴州來把我同學搶走。」另一位伊犁的哈薩克人阿米爾汗則表示：「過去十年來，伊犁失蹤的兒童特別多，幾乎沒有一個被找回來。」

根據中民社會救助研究院與「頭條尋人」項目組2020年發表的《中國走失人口白皮書》統計，中國2020年走失人次達100萬。但新疆的公開資料從未提及「失蹤人口」數字。根據新疆統計資料，當年全區全年出生人口僅20.54萬。對比之下，數據顯得異常。這個落差讓眾多受訪者感到難以置信。

為何失蹤現象在哈薩克族中特別嚴重？受訪者熱依漢解釋，「很多哈薩克人仍生活在草原與山谷，牧民之間相隔十五至二十公里。孩子失蹤後，很難第一時間引起注意。」再加上牧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交通不便，法律意識薄弱，孩子失蹤往往不了了之。

阿米爾汗還說，這種「沉默氛圍」深深影響著家庭。許多父母害怕公開尋找，因為擔心遭到當局打壓。部分家庭選擇離開中國，但更多人只能忍受，把失蹤的孩子當作「不能談論的祕密」。

當新疆人口大量失蹤，中國大陸醫生討論如何獲取兒童器官的對話錄音被曝光。

9月12日，中國網友「映萱」@yx53834975轉貼一段錄音，源自湖南中南大學長沙湘雅醫院醫生羅帥宇生前搜集的非法器官移植證據。

這段兩分鐘的錄音內容是兩名湖南醫生討論如何獲取兒童器官，這顯示他們疑似是人口販子的最終客戶。一名稱作「林哥」的男醫生（自稱聯絡員）和一名女護士／女醫生對話，要求採集3歲至5歲、6歲至9歲兒童的靜脈血，每組6例，男女各3例。要求血液不得沾水，必須嚴格取靜脈血，並保存送至實驗室；同時提及供體兒童的基本體徵、病史，最後匯總成表。

這並非一次性任務，而是長期持續的搜集。「林哥」要求對方「出去跑一跑」，在外活動時遇到合適的「供體」就隨時採集。他還自稱背後有「穆振南院長」「謝主任」牽頭，並有「亮哥」「唐師兄」參與。不過，記者未能獨立驗證上述內容。

廣州南方醫院內科醫學博士亞娟（化名）告訴記者，如果上述對話屬實，內容極其異常，因為涉及未成年人血液樣本，甚至出現「供體」一詞以及與腎臟脆弱性相關的暗示。

她說：「在正規醫學科研或臨床實踐中，任何涉及未成年人樣本的採集都必須經過審批與監護人知情同意，不可能出現『喝酒時順便抽血』或『私下搜集』的情況。這更像是私下從事非法勾當，不可能是醫院裡同事之間（正常）交流。」

隸屬軍方的上海長征醫院退休高級軍官蘇鎮（化名）也表示：「這段對話揭示出一種可能的『影子操作』。院長與主任掛名牽頭，由醫生協調、護士執行，在體系之外祕密獲取兒童樣本並保存。這既違背醫學倫理，也違背了最基本的醫療規範。」

早在2019年，湖北省十堰市竹溪縣一所小學就曾對學生進行DNA採集，引發家長對於官方此舉可能涉及器官移植的強烈擔憂。同年，大陸官媒報導了陝西漢中市南鄭區白家灣小學「積極配合警方採集學生DNA樣本」。

更早之前，湖北隨縣政府於2018年9月印發《Y-STR DNA資料庫建設工作方案通知》，明確要求「建立起全面覆蓋隨縣農村地區的以男性為主的家系圖譜資料庫」，並強調「通過家族調查，掌握社會治安現狀，增強人口管控能力」。

此外，廣西貴港市、桂林市至少17所學校的男生，也曾被要求提供DNA樣本。2019年11月，江西崇仁縣教育體育局甚至以「配合第七次人口普查及第三代數字身分證基礎調查」為名，要求男生抽血檢測。

各地政府推動的DNA採樣行動，引發家長普遍質疑，他們懷疑背後另有隱藏目的。

新疆阿克蘇朝陽社區的漢族居民劉女士回憶，數年前當地全體居民都被要求抽血檢查：

「大概是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初，整個阿克蘇居民社區都要做血液化驗，說是全民健康體檢。少數民族社區也要參加，但從沒聽說誰真的查出過病。」

據官媒新華社2017年11月1日報導，新疆全民健康體檢參檢人數已超過1880萬人。

在全民體檢的名義下，當局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少數民族進行了額外的生物數據採集，理由是尋找「失蹤者」與「犯罪嫌疑人」。

來自新疆的哈薩克人賽爾克堅認為，2017年當地哈薩克族居民辦理出國護照時，被強制採集全部生物資訊。官方聲稱此舉是為了公共安全或尋找失蹤兒童，但他認為真正目的在於建立覆蓋整個族群的生物資訊庫，用於社會控制，甚至可能便利器官移植。

他說：「所謂DNA採集，根本不是為了安全，而是為了給活摘器官提供技術支持。當時新疆所有哈薩克人在辦護照時，都被強制採集了生物資訊。」

國際人權觀察組織早在2017年就披露，新疆的「全民健康體檢工程」實際涉及12至65歲居民的大規模DNA採集。這與西藏自2019年推行的全區模式如出一轍，顯示中共當局正在將地方「實驗」上升為全國性政策。

2024年5月8日，湖南長沙中南大學湘雅二院實習醫生羅帥宇墜樓身亡。警方認定為自殺，但家屬提出質疑，懷疑與其揭露醫院內部問題有關。

根據《春城晚報》2025年2月報導，羅帥宇在湘雅二院實習期間主要從事腎移植工作。其遺物電腦事後被清空，但恢復後發現大量舉報資料與錄音，疑似涉及醫院非法器官移植。在輿論壓力下，雖然當局成立「聯合調查組」，但公布結果難以取信於民。此案雖非發生在新疆，但顯示全國醫療體系存在相似爭議。

烏魯木齊居民趙先生則表示，他在新疆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和新疆人民醫院（二院）就醫時，醫生幾乎會隨口提起器官移植：「就像汽車壞了要換零件；手機電池不行了要換一個新的。如果你去看病，醫生會很自然地說：『你的肝不行了，要不要做個肝移植？』或者『腎衰竭了，要不要安排一個移植？』」

他補充道，這種現象早在2012、2013年就已普遍存在。

新疆大學畢業的前醫療工作者趙欣說，醫生之所以能如此隨口提出移植方案，是因為「器官供應不斷」，讓這類手術幾乎隨叫隨到。她認為，這種氛圍令外界懷疑新疆器官移植已成「成熟產業」，而不僅是醫療技術。

據中新網2023年5月8日報導，4月30日，新疆自治區人民醫院在24小時內完成9台大器官移植手術。雖然單日峰值不足以推算全年數字，但這一紀錄本身已引發外界追問其器官來源。

同時，官方還在政策層面推動器官移植。2016年，中國民航局等部門發布《關於建立人體捐獻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的通知》，要求全國各地為器官移植開闢快速通道，包括公路優先放行、機場優先辦理手續，甚至航班延誤時也可優先起飛。

在新疆，烏魯木齊機場早已啟用所謂綠色通道。2021年12月，官方媒體報導該機場完成一次活體器官空運；2024年3月，烏魯木齊航空更協助一例心臟移植運輸，航班因此提前40分鐘落地。

新疆機場內的一個「人體器官運輸通道」。（網絡圖片）

部分受訪者表示，這些案例顯示當局已將器官移植納入國家級「快速保障」範疇。然而，在缺乏透明數據的情況下，外界質疑：如此高效率的通道，究竟服務的是自願捐獻，還是涉及來源不明的器官？

現居巴黎的哈薩克人艾爾肯（化名）披露，2017至2019年間，大量來自中東的富豪前往中國接受器官移植，「他們特別要求穆斯林的器官，要清真器官，拒絕非穆斯林器官。」

據他透露，這些富豪主要來自卡塔爾與（阿聯酋的）阿布達比，通常通過中共駐當地大使館或領事館聯繫，再由駐北京使館對接新疆當局，最終在烏魯木齊武警醫院完成手術。艾爾肯直言：「新疆的器官移植幾乎成了『可持續發展的產業』。」

一位旅居海外的維吾爾受訪者表示，年輕人失蹤現象在新疆普遍存在。他回憶2009年「七五事件」後，新疆北部一個曾對當地政府與軍警發起攻擊的村莊，後來整個消失。

「當時村裡被查出有恐怖分子，被軍警包圍。後來整個村沒人了，不知道人去哪裡。幾年後再打聽，才得知這個村已經從地圖上消失。」

近幾年，新疆幾乎成為大集中營，失蹤人口難以統計，外界普遍認為新疆成了中共活摘器官的重災區。而中共活摘器官的另一個重災區是大陸法輪功學員，他們是中共活摘器官的主要來源。

實際上，中共掩蓋的最大真相是，自中共1999年7月發起對法輪功殘酷鎮壓的26年來，大量的法輪功學員被失蹤、被精神病、被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

2006年3月，大紀元首次曝光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多名證人出面指證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被活摘出售。4月一位瀋陽老軍醫再度披露中共盜賣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官方流程，指中共軍方直接參與了器官盜賣勾當，僅他本人經手的偽造自願捐獻器官資料就有六萬多份。

此後不斷有調查披露中共的活摘罪行。2006年，由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合作撰寫的報告中，詳細描述了中共從毫不知情的法輪功修煉者身上大規模摘取器官的指控。

2019年，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的民間審判機構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得出結論稱，毫無疑問中國正在「大規模」發生國家認可的強摘器官行為，法輪功修煉者是器官的主要來源。

去年7月，一位來自中國的法輪功修煉者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首次披露了自己肝臟左葉被中國共產黨當局活摘的經歷。他於2015年輾轉逃離中國，後在美國官員的幫助下於2020年赴美。到美國後，他經過了9次不同的醫學影像檢查，結果顯示，他的左側肝臟和肺臟被部分摘除。

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由李洪志大師於1992年創立，是以「真、善、忍」為宗旨，將打坐及動功動作和道德提升相結合的精神修煉，迄今洪傳一百多個國家，億萬人民身心受益，獲各國政府各類褒獎數千份。

總部位於紐約的「人權觀察」在2024年1月再次通報，點名中國存在「大規模DNA採集與建庫」問題。該組織估算，中國全國DNA資料庫已收錄逾1.4億份DNA特徵，並警告這構成嚴重侵犯隱私與人權。

人權觀察同時呼籲國際科技企業，尤其美國公司，停止向中國公安部門供應DNA技術與設備。2022年，該組織揭露西藏警方甚至在幼兒園為學童抽血，青海藏區規定所有5歲以上男童必須提供DNA。報告強調，這些行為既無知情同意，也缺乏正當理由，屬於系統性人權侵犯。

在中國，與失蹤人口相關的報導與討論往往受到嚴格限制，本報未能找到相關公開統計或透明回應。

2024年初，多家媒體報導，全球知名生物科技公司賽默飛（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在壓力下，已停止向西藏地區出售DNA採集設備。這顯示國際社會對中國DNA建庫計劃的批評持續升溫，企業責任成為輿論焦點。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專家呼籲展開跨國調查，並強調「大規模DNA建庫可能為強迫失蹤與器官買賣提供制度基礎」。國際人權團體也表示，一旦能確立「器官移植與失蹤之間的因果關係」，中國或將面臨國際刑事司法的問責。

除了國際組織的批評，來自中國境內的少數學者也在匿名狀態下表達憂慮。一名華東法學研究者表示，官方宣稱的「自願捐獻」數據與實際醫療需求並不匹配。他說：「按照官方公布的捐獻數字，根本不足以支撐如此高頻率的移植手術。」

世界各國也在譴責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並發起制裁。例如，美國國會近期通過《法輪功保護法》（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旨在制止中共政權針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惡劣殘暴的活摘器官暴行。此前，美國國會眾議院已通過五次決議案，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輪功。

近日，中共黨魁習近平在北京九三閱兵時，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交談長壽話題時也說道「人類可活到150歲」，此言一出，輿論譁然。有輿論認為，習近平的話不是空穴來風。

9月3日，中共黨魁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等登上天安門城樓閲兵時，邊走邊談「器官移植」與「長生不老」。（Alexander Kazakov/POOL/AFP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9月15日，在中國的微信上傳出一條北京軍方301醫院的視頻廣告，宣傳中共領導人的「981首長健康工程」，其目標是將這些人的壽命延續至150歲。該消息引發網民炮轟，稍後，該廣告被撤下。

另一位熟悉中國醫療體系的學者進一步說明，器官移植涉及嚴格等待與配對程序：「在當局缺乏透明流程的情況下，移植速度越快，就越讓人懷疑器官來源背後存在黑幕。比如之前文化部一位副部長高占祥去世，有人在悼文中披露他體內很多零件換過。」

他還說，國內學界對此多保持沉默，因為「這不僅是醫學倫理問題，更觸及政治紅線」。

在層層疑雲之下，新疆地區、對信仰團體乃至中國的器官移植問題，至今依舊是一道懸而未決的謎團。世界未給出有力的制止。

活摘倖存者程佩明說：「我現在心裡很難過。全世界應該清醒了，全世界正義的人們，從總統到全人類，都應該伸出有力之手，消滅這場罪惡。」◇

程佩明在華府新聞發布會上展示中共活摘他的器官時在身體上留下的一條35厘米長的疤痕。（記者Madalina Vasiliu／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