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婦人 雋永紀念——生動捕捉 消逝的價值觀與情感

19世紀埃及擴張時期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在畫家筆下，我們不僅看到了當時人們的生活樣貌，更從其畫面細節，感受到其中蘊含的價值觀和情感。

法國畫家萊昂‧博納（Léon Bonnat，1833~1922年）的《埃及農婦與她的孩子》（An Egyptian Peasant Woman and Her Child）用筆觸傳達了母子關係的永恆性，與一個瞬息萬變的歷史時刻形成了鮮明對照。

法國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奧古斯特‧巴托爾迪（Frédéric-Auguste Bartholdi）的《埃及將光明帶給亞洲》（Egypt Carrying the Light to Asia），則是利用農民的特徵，來守護一個節奏緩慢、缺少自我意識的時代，將農夫之妻子轉變為懷舊和傳統的原始象徵。

萊昂‧博納的作品《埃及農婦與她的孩子》是一幅等身大小的畫作，描繪了一位農夫之妻將熟睡的孩子扛在肩膀上。這是在埃及的歷史轉型與擴張階段，捕捉到的親情滿溢的生活瞬間。

畫面描繪的是一位「費拉」婦人（fellah，又譯費拉哈、法拉欣，在阿拉伯語地區指農民或農夫），她身著黑曜石色的「加拉比亞」（galabeya，一種適合幹農活的輕便寬鬆的長衣），雙目閉合，肩負著赤身露體的孩子。母親的衣擺垂於孩子的上半臉，遮住了他的雙眼。

體力、情緒和精神上的勞頓會造成困倦，而睡眠則是補救的良方。睡眠將我們的日子分割成一種可理解的現實，幫助我們處理、連結並整合記憶。博納畫中的費拉婦人，除了生兒育女的巨大付出之外，一定還熟諳體力活兒。她的身姿自然又堅毅，傳達出一種順從之感。

《埃及農婦與她的孩子》1869~1870年法國，萊昂‧博納創作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公有領域）

畫面背後的藝術家

萊昂‧博納1833年出生於法國巴約訥（Bayonne，又譯貝雲）。他於1846至1853年間住在馬德里，這段時間對他的藝術創作尤為重要。雖然博納正式接受藝術訓練始於費德里科‧馬德拉索（Federico Madrazo）在馬德里的工作室（馬德拉索家族是19世紀西班牙帝國最重要的繪畫世家之一），但他的真正成長還是在普拉多博物館。在那裡，這位年輕畫家整天都在臨摹維拉斯奎茲（Diego Velázquez）、胡塞佩‧德‧里韋拉（Jusepe de Ribera）、提香和安東尼‧范戴克的作品。

博納的藝術生涯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作品包括風俗畫、宗教畫和歷史畫。《埃及農婦與她的孩子》完成於1870年，是博納轉而專事肖像畫之前，最後創作的風俗畫之一。

法國畫家萊昂‧博納22歲自畫像，約西元1855年創作，巴黎奧賽博物館藏。（公有領域）

大約從那一年，博納開始主要接受委託創作肖像畫，漸而成為法國首屈一指的肖像畫家。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多位總統——包括阿道夫‧梯也爾（Adolphe Thiers）、作家維克多‧雨果以及學者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等，都曾是他的人像寫生對象。

弗雷德里克‧威廉‧莫勒（Frederick William Moller）根據儒勒–瑞斯坦‧克萊維瑞（Jules-Justin Claverie）素描創作的木刻版畫，表現了博納為雨果畫像的場景，作於1879年。

博納從古代大師那裡學到的東西，在《埃及農婦與她的孩子》中體現了出來，這幅作品原題為《埃及費拉婦人與孩子》（Egyptian Fellah Woman and Child）。此畫的構圖中明顯存在著不同層次的明度（Value，亦稱色值、色調）。中等明度構成了背景色調，而最亮與最暗色調的對比則保留給了人物，為母子倆營造出聚光的效果。最亮的色調用在母親和孩子的皮膚上，與圍在他們身上的象牙黑色布料相互映照。

畫幅的高度遠超寬度，加之女性人物的身高因孩子的形體而得到延伸，強烈的傳達出一種垂直感。母子倆的身影，從朦朧而充滿氛圍的背景——一系列中性的大地色調中浮現出來，這些色調有灰色、黃銅色、赭石色、藍色和橄欖綠色，簡括的渲染出了地中海的海岸。

蘇伊士運河開通

這幅作品，是博納根據他1869年在蘇伊士運河盛大開航儀式現場的速寫創作的。蘇伊士運河於11月17日晚在塞得港通航，開啟了全球貿易和通航的新時代，也改變了埃及古國的角色。當晚的慶祝活動包括煙火、旋轉舞、民間舞、吞火者、卡拉格茲皮影戲，以及埃及和蘇丹的「赫迪夫」伊斯梅爾帕夏（Khedive Isma’il Pasha，鄂圖曼帝國的世襲總督）在其遊艇上舉辦的宴會。

在盛典的喧鬧景象中，博納並未描繪開航儀式的豔麗色彩與熱烈動態，而是使一個私密的內心時刻成為雋永的紀念。作為一幅淒美動人的母子肖像，畫作同時傳達了蘇伊士運河開航這一歷史時刻的複雜性。因此，《埃及農婦與她的孩子》不僅僅是外來人對農村生活的描繪，在運河開通所促成的擴張背景下，這幅作品承載著更強烈的悲情感。

描繪蘇伊士運河1869年11月在塞得港開通儀式的水彩畫作，出自著名插圖畫家愛德華‧里奧《王后相冊：蘇伊士地峽的如畫之旅》。（公有領域）

地中海和紅海之間的新航道，對於貿易、商業、旅行和當地文化的全球化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條運河使歐亞之間的貨物運輸更加便捷，也增加了埃及的商機。它為成千上萬的埃及人提供了就業機會，並讓他們接觸到歐洲的技術和工程方法。隨著該運河成為國際貿易樞紐和旅遊熱點，埃及與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頻繁。

伴隨這種新出現的自我意識，時間也在有意識的加速。博納的繪畫捕捉到了母與子的親密瞬間，時間在此刻放慢、向內彎曲，召喚著我們分享這對母子親情的神聖性。 

費拉婦人與自由女神

19世紀，人們對遙遠的土地產生了特殊的興趣，並在東方主義運動中達到巔峰，這場運動中的藝術家們探索了北非和中東的風土人情。著名的東方主義畫家包括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年）、讓-萊昂‧熱羅姆（Jean-Léon Gérôme，1824–1904年）和威廉‧霍爾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1827–1910年）。費德里科‧馬德拉索（博納的早期繪畫導師）的女婿馬里亞‧福圖尼（Marià Fortuny），也成了一位東方主義畫家，無疑為馬德拉索工作室的風格增添了更具異國情調的美學品味。

費拉婦人成為一種東方藝術類型，體現了即將被現代化淹沒的日漸式微的生活方式的價值觀和情感。她被浪漫化為一個懷舊的人物形象、一位未受汙染的美人，代表了更原始時代的純真、脆弱與自然主義。

藝術評論家阿爾弗雷德‧阿索朗（Alfred Assollant ，1827–1886年）對查爾斯‧蘭代爾（Charles Landelle）於1867年世界博覽會上展出的肖像畫《費拉婦人》（Femme Fellah）進行了評論。他指出：

「這就是為什麼長久以來，沒有任何事物擾亂的東方世界，成了先來者的獵物……在這位婦人身上，寥寥幾筆就勾勒出了一個民族的整體命運。」

《費拉婦人》1866年查爾斯‧蘭代爾創作私人收藏。（公有領域）

弗雷德里克‧奧古斯特‧巴托爾迪1869年為蘇伊士港口入口處的紀念雕像所繪製的水彩概念效果圖，
設計中的雕像題為「埃及將光明帶給亞洲」又名「進步將光明帶給亞洲」。法國科爾馬巴托爾迪美術館藏。（公有領域）

埃及農婦版「自由女神」

而最為人熟知的埃及農婦形象，或許是法國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奧古斯特‧巴托爾迪（Frédéric-Auguste Bartholdi）版本的「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二十多歲時，巴托爾迪遊歷埃及，觀察農民並為他們畫速寫。這位雕塑家為紀念碑性的新古典主義雕塑《埃及將光明帶給亞洲》（Egypt Carrying the Light to Asia）創作了小樣，該雕塑原本計畫放置在蘇伊士港口，迎接進入埃及的人們。

儘管《埃及將光明帶給亞洲》從未完成，但巴托爾迪將他從小樣創作中汲取的經驗，融入到了《自由啟迪世界》（Liberty Enlightening the World）一作的構思中。

原文：Memorializing the Fellah Woma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