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傷痕與臺灣慢活 高仲明攝影之路

香港攝影師高仲明。(宋祥龍/大紀元)
香港攝影師高仲明。(宋祥龍/大紀元)

文/黃采文

高仲明,來自香港的紀實攝影師,擅長拍攝圖片故事,2021年與妻子移民臺灣,酒館老闆是他到臺灣後的新身分,「有時候我會接一些攝影的案子,我還有自己的project,所以挺忙的。」

高仲明關懷弱勢貧窮與人權問題,2012年他以《豪宅——香港低收入人士的居住環境》系列拿下WMA大師攝影獎冠軍。2014年起他長期拍攝遊民議題,「我真的很融入他們,遊民或者是弱勢,他們都很相信我。」

高仲明作品《豪宅——香港低收入人士的居住環境》系列,獲2012年WMA大師攝影獎冠軍。(高仲明提供)高仲明作品《豪宅——香港低收入人士的居住環境》系列,獲2012年WMA大師攝影獎冠軍。(高仲明提供)

高仲明作品《豪宅——香港低收入人士的居住環境》系列,獲2012年WMA大師攝影獎冠軍。(高仲明提供)高仲明作品《豪宅——香港低收入人士的居住環境》系列,獲2012年WMA大師攝影獎冠軍。(高仲明提供)

高仲明父親經商,家住香港半山羅便臣道高級社區。環境優渥對弱勢卻有莫名的同感,小時候曾自願當義工陪老人上醫院。

8歲那年,爸爸帶他去看電影《神行太保》,螢幕上劉德華和苗僑偉扮演熱血記者,揭露資本家的醜行,他對自己說,「未來我都希望這樣做」,立下了當記者的志願。

國中時,他向爸爸的朋友借來相機,發現「原來我自己好喜歡拍照」。往後他拿著爸爸送的相機瘋狂的拍,在作品裡找到了自信。

入行第一年,高仲明獲得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獎項,「比賽協會有一本書,我就拿了幾本放家裡,我爸爸就拿這幾本書到處傳給朋友看,『我兒子很厲害』。」然而三年後父親離世,沒能目睹他日後的成就,成了他最大的遺憾。

我知道 這個政權是不可信的

20年的香港攝影記者生涯,任職《壹週刊》期間,到大陸報導社會事件影響他最深。

2011年,高仲明與同事前往中國內蒙古拍攝沙塵暴專題。他目睹當地政府聯合大公司,開著大噸位的車子一趟又一趟重壓農民土地,直到不能耕種,再以賤價購入。原來他們覬覦田地下豐富的煤礦,而失去田地的農民不得不幫人放羊,「我覺得這是很不公義的事情。」

又有一回,前往河南拍攝兒童注射毒疫苗事件。他們找到一位年約8歲受害小男孩,施打疫苗後,全身癱瘓躺臥床上。「小孩很乖,我記得他的思路完全清晰,但是動不了、癱瘓了。那一刻,我真的覺得……我真的無法接受。」

調查發現,地方官員貪汙是事件主因,「一小撮人貪汙,就讓一大堆人造成這麼嚴重的影響一輩子的事。」高仲明與同事擔心報導將給男孩全家帶來麻煩,不過,男孩父親態度堅決,「一定要給外面的人知道,現在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臨走前,高仲明與同事掏出現金,塞給男孩父親,但被婉拒了。「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深的影響,我知道沒有人幫他們,他們沒有發聲的機會,就只有media(媒體)可以幫他發聲。」

他看見了記者為弱勢發聲的社會責任,也看清極權下的暴政,「為什麼這個政權可以這樣對自己的人民?你做錯,你可以補救,但是你們沒有。我就知道這個政權是不可信的。」

《慢性港傷》,呈現香港當局塗銷反送中運動期間,民眾留下的塗鴉和抗爭口號。(高仲明提供)《慢性港傷》,呈現香港當局塗銷反送中運動期間,民眾留下的塗鴉和抗爭口號。(高仲明提供)

24名抗爭者 每人都有故事

高仲明翻開攝影作品集《港傷》:暗室裡,燈光聚焦在令人驚駭的傷痕,在後腳、額頭、手指、背上,甚至是眼神裡。這是他拍攝2019年反送中運動24名抗爭者情況。

「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故事,可能有部分人現在在香港的監獄中。」

一名高中生放學路過抗爭地點,警察拿警棍朝他爆打,他倒臥血泊中。「訪問他的時候,他不斷的哭,『我沒有去啊,為什麼要打我……』。」男孩的右手尾指骨折,並造成永久傷害,無法握拳。

高仲明翻開另一張照片,年輕的大學生右小腿前方,一道又深又長的疤痕。在理工大學「圍城」事件中,他從橋上一躍而下,逃離警方封鎖,「他這一輩子不能再跑了。」

他也看見了深烙他們心底、無形的傷,「每個人心裡都有傷啊,失去自由啊。沒有自由,也沒有未來……」

催淚彈直落腳下 他也受傷

而拍攝《港傷》的背後,高仲明也受了傷……

2019年8月元朗抗爭衝突過後,高仲明拿下頭盔、面罩喝水,接著點根菸,突然他聽見警方射擊催淚彈的聲音,一陣熱麻痛感襲來,高仲明什麼都看不見,呼吸變得困難。原來催淚彈直落在他腳下,幾個年輕抗爭者快速將他抬離現場。

「我記得當時我附近全部都是記者,但是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呢?」高仲明的衣服與頭盔上有明顯「PRESS」字樣。反送中抗爭持續,香港警察失控、無差別襲擊民眾,雖已司空見慣,但高仲明仍難掩怒氣。

更糟的是催淚彈化學毒素的後座力,回家後高仲明開始過敏,但他忍了下來,一樣外出拍照,卻漸漸全身腫了起來、面部扭曲、眼睛腫成一直線、耳朵大一倍,尿液都成了橘色。有一天採訪回家,呼吸困難,他進了醫院急診室。「這一刻我就害怕,人都是怕死的。」

醫生建議他不要再到抗爭前線。「我是個記者,我很想要繼續記錄香港發生的這件大事。」同是記者的妻子建議他,警暴致使很多人受傷,不如記錄香港抗爭者受傷情況。

於是他們開始《港傷》拍攝計畫。高仲明的妻子透過採訪過的抗爭者,找到拍攝對象。幾個月後,完成攝影集《港傷》。一發表即獲得國際社會極大回響,美國國會討論香港事務時,曾經引用其中的照片。

《港傷》,記錄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遭到香港警方暴力傷害的24名抗爭者。(高仲明提供)《港傷》,記錄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遭到香港警方暴力傷害的24名抗爭者。(高仲明提供)

《港傷》,記錄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遭到香港警方暴力傷害的24名抗爭者。(高仲明提供)《港傷》,記錄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遭到香港警方暴力傷害的24名抗爭者。(高仲明提供)

國安法出臺 架在身上的刀

「我沒辦法想像香港會淪落到整個街頭……我不會說是戰地,說是戰地應該還有一個距離,但街頭是如此恐怖。」2019年反送中運動,港人上街遊行、抗爭反對《逃犯條例》。他們憂心中共隨時可逮捕任何在港人士,移交中國審判。自由法治、一國兩制將蕩然無存。

「幾乎每天都有抗爭」,以往高仲明是事件記錄者,但這一次「我自己就一定不是局外人,你看到警察好像是他可以隨便拉人、抓人,可以隨便打人,這些都是一些很恐怖的事情。」

2019年6月9日103萬人上街遊行,反對《逃犯條例》惡法。6月12日上萬人包圍香港立法會,要求停止法案二讀、撤回修例。6月16日200萬港人上街遊行。但2020年7月《港區國安法》正式實施,自由香港宣告結束。

「我覺得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自由與公平,有不公平的事,我作為記者就記錄下來。記者做採訪都是天經地義的,我哪想得到會有國安法呢?」

高仲明表示,「攝影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喪失新聞、言論、創作自由,等同失去一切,「就好像有一種無形的壓力讓你自我審查:我應不應這樣拍?我應不應該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一些言論說這些話?」

惡法「很像一把無形的刀架在你的身上。我覺得這是最恐怖,比直接不讓你說,更恐怖。」他預見中共黑手下的香港將慢慢脆弱、腐化,於是他與妻子選擇移民與香港生活狀態接近的臺灣。

高仲明在臺北市社子島所拍攝的「夜弄土地公」。(高仲明提供)高仲明在臺北市社子島所拍攝的「夜弄土地公」。(高仲明提供)

高仲明說,「攝影方便我更加認識臺灣,可以比較容易融入臺灣。」圖為高仲明在臺北市社子島所拍攝的「夜弄土地公」。(高仲明提供)高仲明說,「攝影方便我更加認識臺灣,可以比較容易融入臺灣。」圖為高仲明在臺北市社子島所拍攝的「夜弄土地公」。(高仲明提供)

繼續關心香港 以攝影融入臺灣

2021年甫到臺灣,高仲明以《慢性港傷》獲臺灣第二十屆卓越新聞獎系列新聞攝影獎。這是他離開香港前的作品:香港大街小巷處處可見一塊塊灰色塗漆,那是香港當局塗銷反送中運動期間,民眾留下的塗鴉和抗爭口號。

接著他又完成攝影集《後時代革命》,記錄港人因反送中或躲避《港區國安法》,移居臺灣的生活狀況。他以臉部曝光的手法,既保護受訪者的身分,也傳達初來乍到、對身分認同問題。

高仲明攝影作品《後革命時代》系列。(高仲明提供)高仲明攝影作品《後革命時代》系列。(高仲明提供)

高仲明攝影作品《後革命時代》系列。(高仲明提供)高仲明攝影作品《後革命時代》系列。(高仲明提供)

高仲明來臺三年,舉辦三場展覽。「如果我在香港的話,根本就沒有機會可以做這個展覽,沒有人敢租場地給你,我相信連很多受訪者都不敢接受訪問。」

三年了,適應臺灣生活了嗎?他說,以前他沒有很喜歡香港的生活,太快、太緊張了,住的地方太窄,還有很吵,他都不太喜歡。「臺北人以為臺北已經很快了,其實不是,臺北對香港來說,還是慢的。我都變慢了。」

酒館老闆是高仲明來到台灣後的新身分,休假日他會到臺灣各地取材拍攝。(宋祥龍/大紀元)酒館老闆是高仲明來到台灣後的新身分,休假日他會到臺灣各地取材拍攝。(宋祥龍/大紀元)

週一酒館休假,是高仲明攝影的日子,「我覺得攝影方便我更加認識臺灣,可以比較容易融入臺灣。」在臺灣,他繼續關心香港,同時也拍攝他最喜愛的街友議題、臺灣特有廟會文化、被拆除四落的蔣中正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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