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研究蘇聯解體 最怕三件事

30年前的12月8日，在白俄羅斯布列斯特（Brest）的森林中舉辦的一場會議上，三名與會者本想討論石油和天然氣儲備，但他們最終卻簽署了一項協議，終結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這三人分別是：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白俄羅斯總統舒什克維奇（Stanislav Shushkevich）和烏克蘭總統克拉夫朱克（Leonid Kravchuk）。他們在《別洛韋日協議》(Belovezha Accords)中寫道：「作為地緣政治現實和國際法主體，蘇聯不復存在」。

1991年的聖誕節（12月25日），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正式下臺，並宣布蘇聯解體。

蘇聯解體三十年來，世界上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國共產黨，對蘇聯解體的原因研究至今。澳洲廣播電臺（ABC）報導，中共撰寫了數千篇內部論文，舉行了學習會議，甚至製作了一部蘇聯垮臺的紀錄片。

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告訴《華盛頓郵報》：「他們（中共官員）早上醒來、晚上睡覺時都會想著蘇聯解體這件事。它影響著每一個重大決定。」

澳廣報導，蘇聯解體給中共帶來三大恐懼：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與貪腐、開放資訊、顏色革命與西方影響力。

社會主義經濟與貪腐

澳廣說，早期蘇聯是美國的經濟對手，擁有巨大的製造能力，但最終貪腐摧毀了效率。到最後幾年，由於蘇聯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捲入拉丁美洲、非洲和阿富汗的代理人戰爭，使得蘇聯的經濟陷入困境。蘇聯的計畫經濟是由中央控制的，有著效率低、浪費和貨物短缺等弊端。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專家內格羅蓬特（Diana Villiers Negroponte）說：「盧布（蘇聯貨幣）只有紙面價值，蘇聯公民總共持有400億至4,500億盧布，但他們沒有什麼地方可花錢。商店貨架上幾乎沒有什麼消費品。」

北京意識到蘇聯的錯誤，於是拒絕了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並接受了所謂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中共試圖用錢來控制民眾，追求像成功自由經濟體般的物質生活水準；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共擁抱西方的價值觀。

開放資訊

「開放」是戈巴契夫在1980年代中期，拯救蘇聯的最後一招。經過數十年的審查和資訊封鎖，戈巴契夫進行改革，以提高政府透明度和人民的言論自由。

禁書獲准放回圖書館，許多公民第一次了解到前蘇聯領導人史達林的暴行，俄羅斯人突然接觸到西方民主國家相對奢華的生活方式。

新的開放政策是在毀滅性的車諾比核災的同一年（1986年）通過的，俄羅斯民眾利用剛得到的言論自由，表達了對這場災難的憤怒。戈巴契夫後來說：「相較於其他事件，車諾比事故開啟了蘇聯放寬言論自由的可能性，甚至讓人們所知道的制度變得站不住腳。」

北京領導層內部的許多人認為，戈巴契夫在蘇聯垂死掙扎之際承諾的「公開透明」政策，是個致命的錯誤。考慮到這一點，北京領導層在管理中國境內的資訊流動方面更加專制。

中共利用了法律和科技的結合，建立了所謂的中共「防火牆」，阻止或限制人們觸及西方網站，包括臉書（Facebook）、谷歌（Google）、推特（Twitter）和維基百科。

顏色革命

中共將蘇聯解體的責任直接歸咎於戈巴契夫受到西方的影響。2013年，中共強制共產黨官員觀看紀錄片《和平演變》。該記錄片警告，如果中共屈服於「和平演變」，可能會面臨與蘇聯類似的命運。

中共領導人一直認為，美國正在緩慢且肯定在試圖推翻北京的領導地位，不是用炸彈，而是用民主價值觀。專家表示，一些中共黨員擔心如果讓西方文化占據主導地位，可能會在中國發生所謂的「顏色革命」。顏色革命一開始是出現在前蘇聯的反政府和平起義上。

中共官員在2015年的〈國防白皮書〉中寫道：「反華勢力從未放棄在這個國家煽動顏色革命的企圖。」一名北京高層官員表示，2019年香港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具有「明顯的顏色革命特徵」。因此北京一直試圖把周邊地區，包括臺灣、香港、新疆和西藏置於越來越嚴格的控制之下。

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研究主任卜大年（Dan Blumenthal）在他的著作《中國噩夢》中寫道：「雖然中國（共）正在採取行動，以實現它更宏大的雄心壯志，但它也面臨著深刻的內部問題和黨內日益腐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