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北大到了高調炫耀金錢時
郝平沒有明確提到的還有北大校辦企業的收入。看到北大校長頗為自豪地宣布當年的收入，筆者感到一陣悲哀。雖然早已知道今日的北大已然不堪，雖然知道北大早已擔不起所稱的世界一流大學的稱號，但沒想到其已經如此不堪：居然到了公開炫耀金錢的地步。這樣的北大，無疑是成為不了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的。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所一流大學是靠著興辦企業，靠著炫耀財富被世界所承認的。
或許在北大某些管理者看來，北大距離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主要是SCI的數量不夠，這些完全可以在擁有雄厚的資金後，或者直接收購作者，或者收買世界知名學術雜誌，或者聯合辦刊等方式解決。而且因為有了錢，北大可以吸引更多國際知名教授來校任教。一旦這方面問題解決，北大進入世界一流大學前列指日可待。
那麼，什麼是衡量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北大原校長許智宏認為有三個標準：一是有從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國際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響人類文明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三是培養出一大批為人類文明作出很大貢獻的優秀學生。照這個標準，北大顯然不夠標準，因為今日的北大何曾有一大批影響人類文明的成果？何曾有為人類文明作出很大貢獻的學生？具體來說，北大何曾有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何曾出一位世界公認的大師？相反，我們看到的是北大培養了不少中共官員，不少富豪，其中還有貪汙犯。
為何今日的北大無法產生影響人類文明的成果？無法培養出為人類文明作出很大貢獻的學生？這自然涉及到許校長無法言說的其他衡量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比如深厚的文化底蘊以及高度的學術自由。
曾經的北大有著海納百川的氣魄，有著獨立的學術精神，有著一群懂得如何維護「大學」、如何愛護教師學生的校長和行政人員，更擁有一些特立獨行、讓人高山仰止的教授。他們既弘揚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又傳授西方文明。長袍馬褂、西裝革履，在北大校園並不相斥。北大兼容並包的精神得以很好的體現。
同樣，追求高度的學術自由也浸透在北大師生的血液中。當1939年前後，國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訓令西南聯大（由北大、清華等高校聯合組成）必須遵循教育部核定的應設課程，使用全國統一教材並舉行統一考試等時，聯大教務會議選擇了拒絕，並推舉馮友蘭教授起草了《抗辯書》。在他們看來，教授教什麼，學生學什麼，政府是無權干涉的。而國民政府收到抗辯書後，也選擇了接受。
當被中共視為早期重要領導人的李大釗在北大宣傳馬克思主義時，蔡元培先生雖不贊同，但選擇了包容，並擔著北洋政府通緝的壓力而將其解聘。蔡先生在任校長期間，曾七次提出辭職，抗議行政干預司法，抗議政府違背法治等。
這樣的北大的「大」字格外醒目，而這樣的北大卻只存在於1949年前的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當時的知識分子對待政府的原則是：你不對的時候我批評你，你對的時候，我就支持你。而民國政府也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人格、知識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
1949年中共竊取政權後，中共通過一次又一次的運動，將眾多文化傳承的精英的脊梁打斷，他們中被迫害致死的，自殺的，無計其數。而一些人為了苟活，選擇了出賣自己的人格，接受中共的洗腦和改造。自然，在歷次運動中，北大都不曾倖免，時至今日，北大自由和兼容並包的精神早已蕩然無存。此時的北大除了培養愈來愈多缺乏良知的精緻利己主義者外，還培養了不少不知傲骨為何物的「軟骨病人」；整個校園，也隨處可見官場的味道，媚上已成為北大行政人員自覺的選擇，而恐嚇學生、配合當局抓捕學生也是常態。去年北大畢業生張聖業在校內被中共便衣暴力綁架，北大決定成立北大委員會巡察辦公室和北大內部控制管理辦公室，就是例證。
而且，筆者絕對相信，現今的北大校長是絕不會為任何一個批評當局的學生，以辭職相抗議的。筆者也絕對相信，甚少有北大教師敢於在課堂上曝光中共的種種醜聞的，不少北大學生不知道「六四」為何物就是這樣的教師群體教育的結果。而充斥在校園內的中共一個個所謂的精神、講話，正在日復一日地對師生們進行著洗腦，黨文化貫穿在整個教育中，取代了傳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育。
這樣的失去了人文底蘊、缺乏學術自由的北大，能吸引國際一流的師資來任教嗎？能產生影響人類文明的成果？能培養出為人類文明作出很大貢獻的學生？能成為國際公認的一流大學？
而對於金錢的態度，在筆者的印象中，也沒有哪所世界頂尖學校的校長像北大校長這樣堂而皇之的炫耀金錢。大學的價值體現在哪裡？
世界頂尖名校美國哈佛大學曾走出了8位美國總統、157位諾貝爾獎得主、18位菲爾茲獎得主、14位圖靈獎得主以及數百位世界500強企業高管。 其校長德雷克·博克於1986年在大學350周年校慶上的演講中提到了如何應對外部環境令人憂慮的變化。
一個是隨著學校的成功和繁榮，「各種集團自然會受到誘惑，希望利用學校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包括軍情部門、商人們和社會活動家。另一個是政府的規定有越來越多的勢頭，儘管這些規定大多數是合理的，但一個問題是政府的干預還要走多遠。博克認為，規定就意味著千篇一律，中央計畫和官僚控制。「我們頭上的規定越多，把我們周圍只是很好的環境變為嚴重阻礙國外兄弟院校的那種制度的危險就越大。」此外，經費問題也是大學管理者必須面對的問題，即如何從政府和個人手中得到資金。
不過，博克將外部這些變化都視為對大學的一種危險，因為「它們都是由於對大學本來的目的和達到這些目的所需要的基本條件認識錯誤而造成的」。為此，「我們需要說服公眾並時時提醒我們自己大學不是營業性公司，不是國家安全的工具，不是急於在世界上強行推行自己社會觀點的軍事機關。許多組織可以提供諮詢或幫助解決社會問題，或開發新的產品，或推行新的軍事目的，但只有大學或類似的學術機構能夠發現為提出創造性解決辦法作基礎的知識，只有大學能夠教育出永遠作出判斷性決策的人。許多人可以成為企業家，律師或者有影響的顧問，但是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證的學者才能去探求科學真理。閱歷可以鍛鍊我們的判斷力，使我們更加成熟，但只有教育能同時發展智能，啟發新的興趣，樹立志向，提出重要問題，加強理解力的多重目的。只有這些，才是大學給以學生的真正貢獻，而不是閃閃發光的大學牌子，或其畢業生在社會上的影響。」
簡言之，博克認為，大學的職責是為養育自己的社會服務，其根本目的不是為了賺錢，不是為了成為公司，不是去當國家安全的工具。
正因為有此認識，哈佛才成為哈佛，才高居世界一流大學的前列，而高調炫耀金錢的北大，還不明白自己的差距在哪裡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