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為何既封殺「自由」又鼓吹「自由」？
張維迎在演講中直言：「中國（中共）體制的基本特點是限制人民的自由，扼殺人的創造性，扼殺企業家精神。只有自由，才有創造。推動和捍衛自由，是每一個關心中國人命運的人的責任，更是每個北大人的使命！」
然而張維迎的演講內容在北大官方微信帳號上刊出不到半天的時間，即遭到火速刪除，目前全中國網站已經找不到這篇文章，網友對此議論紛紛。
胡適是北大歷史上最著名的校長，有學者總結了胡適的「自由」觀：一、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就是良心的自由。「宗教是一件個人的事，誰也不能干涉誰的宗教，容忍的態度最好。」二、思想自由。在文學上發展出來就是言論的自由，表現於美術品、工業就是創作的自由。三、政治的自由。中國歷代爭取信仰、思想自由的的文人政治家，從春秋戰國墨子、楊朱以降，桓譚、王充、范縝、傅奕、韓愈、李贄、顏元、李塨，都未能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未能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途。四、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自由權力。
北大追求「自由」的精神，在中國的近現代歷史上閃耀著光輝，1916年的新文化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1935年「一二．九」運動，成就了北大的地位，造就了北大的百年「品牌」。
1939年前後，國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訓令西南聯大（由北大、清華等大學聯合組成）必須遵循教育部核定的應設課程，使用全國統一教材並舉行統一考試等。這項命令卻遭到了聯大教務會議的拒絕，並推舉馮友蘭教授起草了〈抗辯書〉。
〈抗辯書〉中稱：對教育部的訓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構」，「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豈可由「教育行政機關」隨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育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育部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育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一科員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似不必輕易更張」。國民政府收到此書後，只得對此事不了了之。
北大的「自由」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追求人格完善的自由，也就是成為「人」的自由，在中共的眼中，這叫「資產階級自由化」，歷史上，多少知識分子成了中共的刀下冤魂。
中共也鼓吹「自由」，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自由、平等」云云，據說「自由」還擺到很高的地位。它所說的「自由」是什麼含義？
拿北大舉例，看看今日的北大，早已成了一個巨大的名利場。所謂教育產業化之基地，已然成為一個「文憑速生」之工廠。博士證、碩士證、學士證、研究生班結業證，證證待價而沽；總裁班、研修班、總監班、MBA班，班班唯錢能上。如今，有點名氣就可以順利成為北大的學生、客座教授、名譽教授；有點錢，就可以在這裡拿個什麼MPA、MBA的文憑，充當門面；有點人氣，就可以登上北大講堂，滔滔不絕地胡吹海侃，不管觀點是否正確。北大似乎只有商人，沒有知識分子。那些「校領導」們，正部級、副部級，正局級、副局級，這個家、那個家，大家齊聚一堂，為升官發財而努力。
再看看這些年有關北大的「新聞」：「北大院長姦淫服務生」；「校內建五星級酒店供教師和學生吃喝玩樂嫖」；「北大學生會幹部賄賂競選」；「北大碩士論文開題報告造假」；「季羨林藏品被盜事件」……
中共所說的「自由」是不擇手段追求金錢、名譽的自由，腐敗的自由，墮落的自由，成為「鬼」的自由。
當下，中國不乏思想自由的知識分子，也就是網民說所的「公知」，在互聯網和通訊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中共對他們言論控制早已力不從心。
可悲的是另外一些人，仍然有良知，有一定的學術造詣和客觀認知，承擔著一定的歷史使命，但在成為「鬼」的自由中玩的不亦樂乎。中國的政局變化需要這些人的聲音，中國的歷史變革需要這些人的聲音，再不醒悟過來，不扮演「士大夫」的應有角色，恐要要負歷史責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