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近三萬遺孤受宋美齡救助 文革被揪鬥

從1938年3月到1945年12月,戰時兒童保育總會和分會所屬的各保育院共收容教育兒童29,849名,圖為宋美齡視察保育院照片。(網路圖片)
從1938年3月到1945年12月,戰時兒童保育總會和分會所屬的各保育院共收容教育兒童29,849名,圖為宋美齡視察保育院照片。(網路圖片)

文/林輝
通常認為,戰爭中受到最大傷害的應該首推兒童。一旦他們失去了親人和家園,他們就會流落街頭,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在中國現代史上發生的抗日戰爭中,就出現了成千上萬這樣的孤兒。據統計,在內遷的1,500萬難民中就有難童400萬,需要救助的至少10萬。

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早在抗日戰爭伊始就意識到,兒童是「國家的元氣,民族的活力」,保護兒童就是在保存民族的血脈,因此在整個戰爭期間不僅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拯救難童,而且還制定了具有現代福利意義的「善種、善生、善養、善保、善教」的兒童福利政策。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更是親歷親為,領導戰時兒童救助,被救助的近三萬兒童親切的稱之為「蔣媽媽」。

宋美齡發起成立戰時兒童保育會

1938年3月,宋美齡與沈鈞儒、蔡元培等人一起,在漢口成立了戰時兒童保育會,宋美齡為理事長,另外聘請了286位名譽理事,包括國共雙方的領導人、軍政要人、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香港和僑界人士、國際友人和駐華使節等。保育會宗旨是「保衛兒童生命之安全,使成為健全之國民」。

據《炎黃春秋》2003年第六期的《宋慶齡領導搶救抗戰中的難童》一文介紹,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後的當務之急一個是籌款,一個是建立保育院並搶救、接收難童。按每個兒童每月最低生活費5元計算,全年需60元。由於正處於戰時,國民政府的財政狀況無法提供幫助,募捐成為救助兒童的首要方式。當時很多團體和個人踴躍捐款。從3月10日至4月12日,戰時兒童保育會募款總計94,845.23元,其中宋美齡個人捐款英鎊10鎊、美元15元、現款26,389.63元,數額居首位。

1938年3月,保育會在漢口原日本同仁醫院建立了臨時保育院。4月底,中國軍隊在徐州、鄭州一線奮力抗擊日軍,戰時兒童保育會派出兩路人馬趕赴戰區,搶救出400多名難童。5月1日,臨時保育院舉行正式開院典禮,蔣介石、宋美齡出席了典禮。此後,因日軍對武漢轟炸加劇,保育總會開始分批將漢口臨時保育院的難童由長江轉運入川。

從1938年4月起,戰時兒童保育會的各地分會和保育院陸續建立起來,接收難童。到1940年3月先後有江西、安徽、廣東、四川、香港、福建、貴州、廣西、成都、浙江、湖南、山西、陝西、陝甘寧等分會成立,下轄37所保育院。戰時兒童保育總會也有9所保育院。另外還有接受總會領導、由基督教會創辦的貴州伯特利保育院;由劉王立明為紀念為國捐軀的丈夫,個人創辦的湛恩兒童教養院等。

戰時收養的難童實行「保教合一」,即把他們培養成為抗戰建國的接班人。宋美齡指出:「現在孩子們無家庭教育,全靠保育院,我們是對他們負了相當責任的,我們應使他們自動的有能力的做一個國民,才不負社會及捐款人的希望。」

宋美齡在保育院長會議上提出過具體意見:「一是必須注意兒童的健康和生活習慣,二是我們要培養兒童的人格和啟發兒童的義務觀,三是我們要使兒童們知道國家的困苦和物力的艱難,要使他們特別刻苦和節約。」

從1938年3月到1945年12月,戰時兒童保育總會和分會所屬的各保育院共收容教育兒童29,849名。

那時,全國的保育院都實行小學教育,小學畢業後以升中學為主。到1945年時,升中學的有5,000多人。畢業後願意習藝的,保育總會就安排他們到兵工廠、牙刷長等工廠訓練和工作。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成長為國家各個領域裡的傑出代表和合格人才,也有一些人選擇了投筆從戎,有的還犧牲在了抗日戰場上。

從整個戰時兒童保育事業來說,宋美齡的領導確實起到了獨特的作用。在曹孟君主編的1946年第1期《現代婦女》載文說:「全國保育工作,都在蔣夫人的領導之下。這是保育工作尚能有一些成果的最有關係的事情。因為有蔣夫人在上頭,有些從政治上來的困難就比較好避免一點。」

1988年,是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50周年,鄧穎超受中共之命致函宋美齡,信中說:「回首當年,國難方殷,夫人致力全民抗戰,促成國內團結,爭取國際援助,弘揚抗日民氣,救助難童傷兵,厥功至偉。」對於宋美齡救助兒童的功績,中共也不得不承認。

一個被救助難童的回憶

據曾被救助的難童之一、後去美國的姚毓霖撰文《蔣媽媽的孩子》一文記述,在漢口的臨時保育院成立後,先後收容了16,000名來自戰區的流離失所的難童,之後分28批,先送到宜昌,再坐船去重慶萬壽宮,然後分配到四川各地的保育院。

姚毓霖和10歲的姐姐是第16批到重慶萬壽宮的。之後去了四川第三保育院。第三保育院的生活不錯,有新衣服穿,三餐都有四菜,還有音樂。但是到了抗戰第四年,因為物價上漲,國民政府無暇顧及,該保育院就與自貢市的第六保育院合併了。

長大後的姚毓霖成為了台北空軍總醫院內科住院總醫師。他的內心充滿了對宋美齡的感激之情。1960年,宋美齡來院勞軍,姚毓霖終於見到了他。1979年,姚毓霖在紐約行醫時,宋美齡在紐約號召救濟越南難民,姚毓霖積極回應,並投稿報紙,稱自己是其四十一年前在漢口被救助的難童,想知恩圖報。宋美齡回信表示深感安慰。2003年宋美齡去世時,沒有獲得邀請的姚毓霖亦專程前往參加追掉會,並以代表戰時兒童保育院的身份獲准參加。

值得注意的是,在姚毓霖的文章中,還提到:延安保育院的370名保育生中有原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而其他保育生,不少人在文革時被紅衛兵鬥個不休,說他們是宋美齡留下來的「潛伏間諜」。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延安保育院中的「紅二代」與其他保育生

隸屬於戰時兒童保育總會的延安保育院成立於1938年7月,主要負責接收中共幹部和軍人的子女、遺孤,費用亦由總會撥款。據不完全統計,在延安保育院生活過的「紅二代」包括李碩勳之子李鵬、李維漢之子李鐵映、劉少奇之女劉愛琴、鄧小平之女鄧林、劉伯承之子劉太行、左權之女左太北、羅瑞卿之子羅箭、徐海東之女徐文慧、任弼時之女任遠芳、羅亦農之子羅西北、彭湃之子彭士祿、楊勇之子楊小平等。

顯而易見的是,在中共黨史的記述中,根本沒有提到延安保育院成立的大背景,也更不會提及宋美齡的功勞。其公開的表述是該保育院是「由進步人士、社會團體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發起成立的」。

至於這些在保育院生活過的「紅二代」在文革中的命運,自然與其父輩們的命運息息相關。如因為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劉愛琴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押往農村勞動改造,丈夫也與其離婚;而鄧林則被告知,不准回家,不准亂說亂動,後下放至河北宣化。再如受羅瑞卿牽連,羅箭則被打成了「黑幫子女」,等等。

身在延安保育院的「紅二代」的命運尚且如此,那麼其他由保育院撫養長大的保育生,如果選擇留在大陸,命運也好不到哪裡。姚毓霖所言的被揪鬥,說他們是宋美齡留下來的「潛伏間諜」應該不是無中生有。可惜,由於史料有限,究竟有多少這樣的孤兒被中共迫害,尚無法知曉。

中共治下噤若寒蟬

不過,有這樣一件事很能說明,在中共治下,這些孤兒們是怎樣的噤若寒蟬。2006年8月,戰時保育院慶祝成立68周年紀念,請到了宋美齡的孫媳方智怡女士演講。當她問台下幾百位老人:「你們還記得蔣夫人在重慶時,每天都到保育院和你們在一起吃飯嗎?」她問了兩三次,沒人點頭,也沒人搖頭。

既不否認,也不肯定,說明了什麼?說明在他們心中,他們對曾經受到的迫害仍然心有餘悸,或許擔心承認會再度召來中共的殺伐;而做人的內在良知,又使他們無法否認當年宋美齡為他們所做的一切。對他們來說,這該是多麼痛苦的內心掙紮,對外人來說,又是多麼刺痛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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