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近三萬遺孤受宋美齡救助 文革被揪鬥
通常認為，戰爭中受到最大傷害的應該首推兒童。一旦他們失去了親人和家園，他們就會流落街頭，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在中國現代史上發生的抗日戰爭中，就出現了成千上萬這樣的孤兒。據統計，在內遷的1,500萬難民中就有難童400萬，需要救助的至少10萬。
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早在抗日戰爭伊始就意識到，兒童是「國家的元氣，民族的活力」，保護兒童就是在保存民族的血脈，因此在整個戰爭期間不僅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拯救難童，而且還制定了具有現代福利意義的「善種、善生、善養、善保、善教」的兒童福利政策。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更是親歷親為，領導戰時兒童救助，被救助的近三萬兒童親切的稱之為「蔣媽媽」。
宋美齡發起成立戰時兒童保育會
1938年3月，宋美齡與沈鈞儒、蔡元培等人一起，在漢口成立了戰時兒童保育會，宋美齡為理事長，另外聘請了286位名譽理事，包括國共雙方的領導人、軍政要人、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香港和僑界人士、國際友人和駐華使節等。保育會宗旨是「保衛兒童生命之安全，使成為健全之國民」。
據《炎黃春秋》2003年第六期的《宋慶齡領導搶救抗戰中的難童》一文介紹，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後的當務之急一個是籌款，一個是建立保育院並搶救、接收難童。按每個兒童每月最低生活費5元計算，全年需60元。由於正處於戰時，國民政府的財政狀況無法提供幫助，募捐成為救助兒童的首要方式。當時很多團體和個人踴躍捐款。從3月10日至4月12日，戰時兒童保育會募款總計94,845.23元，其中宋美齡個人捐款英鎊10鎊、美元15元、現款26,389.63元，數額居首位。
1938年3月，保育會在漢口原日本同仁醫院建立了臨時保育院。4月底，中國軍隊在徐州、鄭州一線奮力抗擊日軍，戰時兒童保育會派出兩路人馬趕赴戰區，搶救出400多名難童。5月1日，臨時保育院舉行正式開院典禮，蔣介石、宋美齡出席了典禮。此後，因日軍對武漢轟炸加劇，保育總會開始分批將漢口臨時保育院的難童由長江轉運入川。
從1938年4月起，戰時兒童保育會的各地分會和保育院陸續建立起來，接收難童。到1940年3月先後有江西、安徽、廣東、四川、香港、福建、貴州、廣西、成都、浙江、湖南、山西、陝西、陝甘寧等分會成立，下轄37所保育院。戰時兒童保育總會也有9所保育院。另外還有接受總會領導、由基督教會創辦的貴州伯特利保育院；由劉王立明為紀念為國捐軀的丈夫，個人創辦的湛恩兒童教養院等。
戰時收養的難童實行「保教合一」，即把他們培養成為抗戰建國的接班人。宋美齡指出：「現在孩子們無家庭教育，全靠保育院，我們是對他們負了相當責任的，我們應使他們自動的有能力的做一個國民，才不負社會及捐款人的希望。」
宋美齡在保育院長會議上提出過具體意見：「一是必須注意兒童的健康和生活習慣，二是我們要培養兒童的人格和啟發兒童的義務觀，三是我們要使兒童們知道國家的困苦和物力的艱難，要使他們特別刻苦和節約。」
從1938年3月到1945年12月，戰時兒童保育總會和分會所屬的各保育院共收容教育兒童29,849名。
那時，全國的保育院都實行小學教育，小學畢業後以升中學為主。到1945年時，升中學的有5,000多人。畢業後願意習藝的，保育總會就安排他們到兵工廠、牙刷長等工廠訓練和工作。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成長為國家各個領域裡的傑出代表和合格人才，也有一些人選擇了投筆從戎，有的還犧牲在了抗日戰場上。
從整個戰時兒童保育事業來說，宋美齡的領導確實起到了獨特的作用。在曹孟君主編的1946年第1期《現代婦女》載文說：「全國保育工作，都在蔣夫人的領導之下。這是保育工作尚能有一些成果的最有關係的事情。因為有蔣夫人在上頭，有些從政治上來的困難就比較好避免一點。」
1988年，是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50周年，鄧穎超受中共之命致函宋美齡，信中說：「回首當年，國難方殷，夫人致力全民抗戰，促成國內團結，爭取國際援助，弘揚抗日民氣，救助難童傷兵，厥功至偉。」對於宋美齡救助兒童的功績，中共也不得不承認。
一個被救助難童的回憶
據曾被救助的難童之一、後去美國的姚毓霖撰文《蔣媽媽的孩子》一文記述，在漢口的臨時保育院成立後，先後收容了16,000名來自戰區的流離失所的難童，之後分28批，先送到宜昌，再坐船去重慶萬壽宮，然後分配到四川各地的保育院。
姚毓霖和10歲的姐姐是第16批到重慶萬壽宮的。之後去了四川第三保育院。第三保育院的生活不錯，有新衣服穿，三餐都有四菜，還有音樂。但是到了抗戰第四年，因為物價上漲，國民政府無暇顧及，該保育院就與自貢市的第六保育院合併了。
長大後的姚毓霖成為了台北空軍總醫院內科住院總醫師。他的內心充滿了對宋美齡的感激之情。1960年，宋美齡來院勞軍，姚毓霖終於見到了他。1979年，姚毓霖在紐約行醫時，宋美齡在紐約號召救濟越南難民，姚毓霖積極回應，並投稿報紙，稱自己是其四十一年前在漢口被救助的難童，想知恩圖報。宋美齡回信表示深感安慰。2003年宋美齡去世時，沒有獲得邀請的姚毓霖亦專程前往參加追掉會，並以代表戰時兒童保育院的身份獲准參加。
值得注意的是，在姚毓霖的文章中，還提到：延安保育院的370名保育生中有原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而其他保育生，不少人在文革時被紅衛兵鬥個不休，說他們是宋美齡留下來的「潛伏間諜」。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延安保育院中的「紅二代」與其他保育生
隸屬於戰時兒童保育總會的延安保育院成立於1938年7月，主要負責接收中共幹部和軍人的子女、遺孤，費用亦由總會撥款。據不完全統計，在延安保育院生活過的「紅二代」包括李碩勳之子李鵬、李維漢之子李鐵映、劉少奇之女劉愛琴、鄧小平之女鄧林、劉伯承之子劉太行、左權之女左太北、羅瑞卿之子羅箭、徐海東之女徐文慧、任弼時之女任遠芳、羅亦農之子羅西北、彭湃之子彭士祿、楊勇之子楊小平等。
顯而易見的是，在中共黨史的記述中，根本沒有提到延安保育院成立的大背景，也更不會提及宋美齡的功勞。其公開的表述是該保育院是「由進步人士、社會團體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發起成立的」。
至於這些在保育院生活過的「紅二代」在文革中的命運，自然與其父輩們的命運息息相關。如因為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劉愛琴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押往農村勞動改造，丈夫也與其離婚；而鄧林則被告知，不准回家，不准亂說亂動，後下放至河北宣化。再如受羅瑞卿牽連，羅箭則被打成了「黑幫子女」，等等。
身在延安保育院的「紅二代」的命運尚且如此，那麼其他由保育院撫養長大的保育生，如果選擇留在大陸，命運也好不到哪裡。姚毓霖所言的被揪鬥，說他們是宋美齡留下來的「潛伏間諜」應該不是無中生有。可惜，由於史料有限，究竟有多少這樣的孤兒被中共迫害，尚無法知曉。
中共治下噤若寒蟬
不過，有這樣一件事很能說明，在中共治下，這些孤兒們是怎樣的噤若寒蟬。2006年8月，戰時保育院慶祝成立68周年紀念，請到了宋美齡的孫媳方智怡女士演講。當她問台下幾百位老人：「你們還記得蔣夫人在重慶時，每天都到保育院和你們在一起吃飯嗎?」她問了兩三次，沒人點頭，也沒人搖頭。
既不否認，也不肯定，說明了什麼？說明在他們心中，他們對曾經受到的迫害仍然心有餘悸，或許擔心承認會再度召來中共的殺伐；而做人的內在良知，又使他們無法否認當年宋美齡為他們所做的一切。對他們來說，這該是多麼痛苦的內心掙紮，對外人來說，又是多麼刺痛人心。
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早在抗日戰爭伊始就意識到，兒童是「國家的元氣，民族的活力」，保護兒童就是在保存民族的血脈，因此在整個戰爭期間不僅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拯救難童，而且還制定了具有現代福利意義的「善種、善生、善養、善保、善教」的兒童福利政策。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更是親歷親為，領導戰時兒童救助，被救助的近三萬兒童親切的稱之為「蔣媽媽」。
宋美齡發起成立戰時兒童保育會
1938年3月，宋美齡與沈鈞儒、蔡元培等人一起，在漢口成立了戰時兒童保育會，宋美齡為理事長，另外聘請了286位名譽理事，包括國共雙方的領導人、軍政要人、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香港和僑界人士、國際友人和駐華使節等。保育會宗旨是「保衛兒童生命之安全，使成為健全之國民」。
據《炎黃春秋》2003年第六期的《宋慶齡領導搶救抗戰中的難童》一文介紹，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後的當務之急一個是籌款，一個是建立保育院並搶救、接收難童。按每個兒童每月最低生活費5元計算，全年需60元。由於正處於戰時，國民政府的財政狀況無法提供幫助，募捐成為救助兒童的首要方式。當時很多團體和個人踴躍捐款。從3月10日至4月12日，戰時兒童保育會募款總計94,845.23元，其中宋美齡個人捐款英鎊10鎊、美元15元、現款26,389.63元，數額居首位。
1938年3月，保育會在漢口原日本同仁醫院建立了臨時保育院。4月底，中國軍隊在徐州、鄭州一線奮力抗擊日軍，戰時兒童保育會派出兩路人馬趕赴戰區，搶救出400多名難童。5月1日，臨時保育院舉行正式開院典禮，蔣介石、宋美齡出席了典禮。此後，因日軍對武漢轟炸加劇，保育總會開始分批將漢口臨時保育院的難童由長江轉運入川。
從1938年4月起，戰時兒童保育會的各地分會和保育院陸續建立起來，接收難童。到1940年3月先後有江西、安徽、廣東、四川、香港、福建、貴州、廣西、成都、浙江、湖南、山西、陝西、陝甘寧等分會成立，下轄37所保育院。戰時兒童保育總會也有9所保育院。另外還有接受總會領導、由基督教會創辦的貴州伯特利保育院；由劉王立明為紀念為國捐軀的丈夫，個人創辦的湛恩兒童教養院等。
戰時收養的難童實行「保教合一」，即把他們培養成為抗戰建國的接班人。宋美齡指出：「現在孩子們無家庭教育，全靠保育院，我們是對他們負了相當責任的，我們應使他們自動的有能力的做一個國民，才不負社會及捐款人的希望。」
宋美齡在保育院長會議上提出過具體意見：「一是必須注意兒童的健康和生活習慣，二是我們要培養兒童的人格和啟發兒童的義務觀，三是我們要使兒童們知道國家的困苦和物力的艱難，要使他們特別刻苦和節約。」
從1938年3月到1945年12月，戰時兒童保育總會和分會所屬的各保育院共收容教育兒童29,849名。
那時，全國的保育院都實行小學教育，小學畢業後以升中學為主。到1945年時，升中學的有5,000多人。畢業後願意習藝的，保育總會就安排他們到兵工廠、牙刷長等工廠訓練和工作。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成長為國家各個領域裡的傑出代表和合格人才，也有一些人選擇了投筆從戎，有的還犧牲在了抗日戰場上。
從整個戰時兒童保育事業來說，宋美齡的領導確實起到了獨特的作用。在曹孟君主編的1946年第1期《現代婦女》載文說：「全國保育工作，都在蔣夫人的領導之下。這是保育工作尚能有一些成果的最有關係的事情。因為有蔣夫人在上頭，有些從政治上來的困難就比較好避免一點。」
1988年，是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50周年，鄧穎超受中共之命致函宋美齡，信中說：「回首當年，國難方殷，夫人致力全民抗戰，促成國內團結，爭取國際援助，弘揚抗日民氣，救助難童傷兵，厥功至偉。」對於宋美齡救助兒童的功績，中共也不得不承認。
一個被救助難童的回憶
據曾被救助的難童之一、後去美國的姚毓霖撰文《蔣媽媽的孩子》一文記述，在漢口的臨時保育院成立後，先後收容了16,000名來自戰區的流離失所的難童，之後分28批，先送到宜昌，再坐船去重慶萬壽宮，然後分配到四川各地的保育院。
姚毓霖和10歲的姐姐是第16批到重慶萬壽宮的。之後去了四川第三保育院。第三保育院的生活不錯，有新衣服穿，三餐都有四菜，還有音樂。但是到了抗戰第四年，因為物價上漲，國民政府無暇顧及，該保育院就與自貢市的第六保育院合併了。
長大後的姚毓霖成為了台北空軍總醫院內科住院總醫師。他的內心充滿了對宋美齡的感激之情。1960年，宋美齡來院勞軍，姚毓霖終於見到了他。1979年，姚毓霖在紐約行醫時，宋美齡在紐約號召救濟越南難民，姚毓霖積極回應，並投稿報紙，稱自己是其四十一年前在漢口被救助的難童，想知恩圖報。宋美齡回信表示深感安慰。2003年宋美齡去世時，沒有獲得邀請的姚毓霖亦專程前往參加追掉會，並以代表戰時兒童保育院的身份獲准參加。
值得注意的是，在姚毓霖的文章中，還提到：延安保育院的370名保育生中有原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而其他保育生，不少人在文革時被紅衛兵鬥個不休，說他們是宋美齡留下來的「潛伏間諜」。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延安保育院中的「紅二代」與其他保育生
隸屬於戰時兒童保育總會的延安保育院成立於1938年7月，主要負責接收中共幹部和軍人的子女、遺孤，費用亦由總會撥款。據不完全統計，在延安保育院生活過的「紅二代」包括李碩勳之子李鵬、李維漢之子李鐵映、劉少奇之女劉愛琴、鄧小平之女鄧林、劉伯承之子劉太行、左權之女左太北、羅瑞卿之子羅箭、徐海東之女徐文慧、任弼時之女任遠芳、羅亦農之子羅西北、彭湃之子彭士祿、楊勇之子楊小平等。
顯而易見的是，在中共黨史的記述中，根本沒有提到延安保育院成立的大背景，也更不會提及宋美齡的功勞。其公開的表述是該保育院是「由進步人士、社會團體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發起成立的」。
至於這些在保育院生活過的「紅二代」在文革中的命運，自然與其父輩們的命運息息相關。如因為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劉愛琴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押往農村勞動改造，丈夫也與其離婚；而鄧林則被告知，不准回家，不准亂說亂動，後下放至河北宣化。再如受羅瑞卿牽連，羅箭則被打成了「黑幫子女」，等等。
身在延安保育院的「紅二代」的命運尚且如此，那麼其他由保育院撫養長大的保育生，如果選擇留在大陸，命運也好不到哪裡。姚毓霖所言的被揪鬥，說他們是宋美齡留下來的「潛伏間諜」應該不是無中生有。可惜，由於史料有限，究竟有多少這樣的孤兒被中共迫害，尚無法知曉。
中共治下噤若寒蟬
不過，有這樣一件事很能說明，在中共治下，這些孤兒們是怎樣的噤若寒蟬。2006年8月，戰時保育院慶祝成立68周年紀念，請到了宋美齡的孫媳方智怡女士演講。當她問台下幾百位老人：「你們還記得蔣夫人在重慶時，每天都到保育院和你們在一起吃飯嗎?」她問了兩三次，沒人點頭，也沒人搖頭。
既不否認，也不肯定，說明了什麼？說明在他們心中，他們對曾經受到的迫害仍然心有餘悸，或許擔心承認會再度召來中共的殺伐；而做人的內在良知，又使他們無法否認當年宋美齡為他們所做的一切。對他們來說，這該是多麼痛苦的內心掙紮，對外人來說，又是多麼刺痛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