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淘不盡 千載東坡名

宋仁宗景祐三年（西元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在為萬古雲氣封閉的西蜀，在岷峨雪浪匯入長江的大雷之音中，一個嬰兒呱呱墜地，議者按其生辰解說「十二月為辛丑，十九日為癸亥，水向東流，故而才汗漫而澄清。」正所謂人各有命，命中注定這個嬰兒將帶著天授的稟賦與才華，做出一番不朽於人間的事業，他就是蘇軾，蘇子瞻，蘇東坡。

大抵這世上所有的非常之人必有其非常之志，當日，范仲淹、韓琦等諸公大賢為朝廷大用，石介寫《慶曆聖德頌》，以記一時盛事。這首詩很快傳遍四方，也傳到了蘇軾所就讀的西蜀的一所鄉校裡。當小小的蘇軾站在鄉先生的身邊，好奇地指著他手中的《慶曆聖德頌》，請教範、韓、富、杜等大賢事跡時，鄉先生甚至不屑於回答這個七歲孩童的問題。也許在這位先生看來，這些問題不過是出於兒童的好奇而已，然而對於蘇軾，那卻是他懵懂之年欲與當世賢哲相頡頏的奇志。

十六年後，蘇軾正是懷著這樣的奇志初出西蜀往遷京師的。當他路過寇準所任官過的巴東縣時，寫下一首《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萊公遺蹟》。蘇軾的詩中充滿著對那位前朝重臣當日寓居巴東英雄未遇的同情與感嘆，而在收筆處一句「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卻又昂揚起他那與生俱來的不能為勢稍屈的豪氣－－那樣一個蘇軾，當是佇立於船頭，任耳際風生，任江水噌吰，任宿昔的志向澎湃於胸中。蘇軾嘗說「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蘇軾的文字自始至終都是「順心如意」的，當文壇執牛耳的歐陽修第一次讀到蘇軾的文章，大奇道：「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仁宗皇帝第一次讀到蘇軾及蘇轍的制策，喜而歎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

然而蘇軾的仕途，則如眾所知，並未做到宰相，甚至未能久立中朝。在他初入仕途不久時，就發生了熙寧變法。蘇軾看到新法的弊端，雖然明知神宗皇帝與王安石在變法態度上幾如一人，仍然以異議者的姿態挺身而出，結果外調杭州。不過，卻也因此而偏得了一方一展其志的自由天地。

在杭州，蘇軾為吳越國王錢氏修觀立碑，名曰「表忠」，碑上銘文為蘇軾所作，雖說是表錢氏之忠，未嘗不是寫子瞻之志。蘇軾認為錢氏是宋室忠臣，而蘇軾在政壇上的忠言讜論，挺挺大節何嘗不是源於一個忠字。此外，蘇軾在杭又鑿六井，修蘇堤，將受葑田所侵而縮水的湖面恢復如初。蘇軾不無陶醉於他的政績，不過，這種陶醉非是好大喜功，而是如他於雨後初晴飲酒湖上時所高歌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蘇軾治理了西湖，而西湖亦給了他回報，於一年之四季悠遊於湖上。熙寧四年蘇軾初抵杭時，正是冬日，這南國也有落木蕭蕭、飛雪暗天的時候。轉瞬則是春湖水暖，那深青淺碧之色宛如一頃琉璃。到了夏季，西湖的水最是深幽，在月下更化為茫茫菰蒲，這天地間的靈氣無處不在地浸透了蘇軾的詩文，他不無知足地寫道：「城市不識江湖幽，如與蟪蛄語春秋。」這些人生快意一直持續到他離開杭州，趕赴密州的那個晚上，蘇軾與三五子夜遊松江，置酒垂虹亭上。座中有張子野，以詞名擅天下。大家賦詩，填詞，飲酒，作歌，頹然大醉，夫復何求。

飽看了江山如畫，蘇軾也曾經歷了一次「人生無常」。這一年是宋神宗元豐二年，蘇軾因為一篇謝表，身陷烏台詩案，論罪下獄。在經歷了一番「魂飛湯火命如雞」的驚心動魄之後，蘇軾被貶黃州，他名動天下的文章此時成了人們避之不及的不祥之物，寫有他詩文的書被焚燒，刻有他詩文的碑被移走。不過他大概想不到，在他的文章幾成禁文後的幾年中，神宗皇帝其實常常在用膳的時候，讀著他的文字，常因他文字的精彩而停箸忘食，大呼奇才！神宗幾次有意起用蘇軾，卻為當道者所阻而作罷。

不過，這未嘗不是蘇軾得天地之獨厚，身在黃州的蘇軾，在又一次人生的低谷中，他的文學造詣卻走上頂峰。在今天看來，蘇軾一生中最有聲有色的故事都發生在黃州。

在黃州，蘇軾躬耕於東坡，從此以之為號。在東坡，他得一廢圃，修築雪堂，寫下雪堂之記。而除了躬耕於東坡，會友於雪堂之外，早在家鄉就熟識的方外之交寶月大師也在此時派弟子前來探望。蘇軾依舊喜歡談禪論道，但卻並不只是文詞上的口頭禪，有了這些人生的經歷與磨難，他對那些禪機道理都似乎有了更為深刻的領悟。至於他「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澹然與「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曠達，卻只留於知音者會之而無足為外人道。

此外，於人生之低谷，壯人心魄的赤壁是蘇軾流連忘返之地。他喜歡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峰，飲美酒，駭心動目於「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壯觀，也不會忘記將最後一樽酒「還酹江月」，與天地共醉。

元豐的歲月隨著神宗駕崩結束了。哲宗即位，蘇軾也迎來了元祐年間的那一段風光無限。他為高太后重用，被召回中朝，遷翰林學士，知制誥，除侍讀，又拜龍圖閣學士。然而正如人生之低谷不會改變他的素志，而人生之巔峰於他亦如身外之物。當蘇軾看到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在全面廢除新法，並貶謫新黨大臣時，他再次以一個異議者的姿態站了出來，所付出的代價則是卸下一切光環，被一貶再貶，終於貶到為南方海霧隔絕的小島上。

蘇軾是樂觀的，烏台詩案、黃州之貶、惠州之謫都沒能夠阻止他的樂觀，而當他以垂老之年於哲宗元符三年（西元1100年）來到海南儋州後，卻是抱定必死之志，他說：「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接下來，便在這「居無室，食無肉，病無藥」的九死一生之地「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最後居然欣然地說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這不是「反認他鄉作故鄉」，這是真正的「此心安處是吾鄉」。 抱定這樣的樂觀與通達，任是甚麼樣的磨礪也都不過是成就其人的一個過程而已。

儋州本荒蠻之地，黎漢雜處，人不知學。而蘇軾認為黎漢皆是人民，「鄙夷不訓，夫豈其真。」於是他在儋州桄榔林下作載酒堂，為當地漢族及黎族學子講學授業。居儋四載，蘇東坡以詩書禮教轉化其風俗，變化其人心。於是儋州始出文學之士，遂為一時名州。載酒堂至清代，被更名為東坡書院，記載著蘇東坡將中原文明傳播儋州教化黎人的不朽之業。

蘇軾不僅為宋世文壇集大成者，於中華文學史上亦凜然為大宗師。他的一生雖然仕途坎坷，宦遊四方，然而天命所在，所有人生之砥礪都化作壯美的文字，哪怕是在儋州垂老投荒的歲月，也不曾消磨了他筆下天縱的神逸。正如他的詩句「滄海何曾斷地脈，朱崖從此破天荒」，如挾大海風濤之氣，此間氣魄又遠過當日之「大江東去」，更倒天潢而連滄海，千載浩蕩，汗漫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