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底層人的生活觸目驚心
甘肅28歲母親楊改蘭迫於貧困、砍死4名子女後自殺；北京生存著非本地的16萬「拾荒大軍」……，種種事件引發人們對中共治下社會底層人生活的關注。
鳳凰財經9月16日發表分析文章《殘酷的世界：你沒窮過你不懂！》，探討大陸底層人的生活狀況。
文章中提到，中國大陸的貧富差距情況嚴重，有錢的越來越有錢、窮人則越來越窮。
大陸的大都市和縣城農村相比，商業資源、教育資源、人力資源相差甚遠，無數年輕人離開家鄉、湧入大都市，以期改變生活現狀。
但是，高房價和戶籍制度又令他們幾乎夢碎，這把很多打工者又趕出大城市，或者他們的下一代再次往復他們的故事。
另外，大陸的高成本教育，又導致家庭收入成為進入大學的一個門檻、貧窮家庭的大學入學率大幅下降。
無奈自殺、「拾荒大軍」、住地下室……
今年8月份，甘肅外出打工者李克英的28歲妻子楊改蘭，被發現給4個孩子喝了農藥並用斧頭砍傷他們之後自殺。
李克英在附近城市打工，每年寄回家3、4,000元人民幣，這是一家6口1年的生活費。然而，僅因為這3、4,000元錢，當地官員取消了他們的低保資格。
另以北京為例，香港開放網9月16日報導，在北京有16萬「拾荒大軍」，有的已經在那裡過著同樣生活20年。
文章用「貧窮的瘟疫正在跨代蔓延」來形容他們的情況。對這類人群的孩子來說，讀書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北京開設打工子弟學校，但是一旦校長換人，就可能隨時取消資助，甚至向他們索要以前的學費。
公開資料顯示，沒有北京戶籍的家長們如果想要送孩子在北京上學，需必須持有「五證」，分別是家長的「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的戶口簿、在京暫住證、家長的戶籍所在地街道辦事處或鄉鎮人民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
端傳媒今年8月末報導，非北京戶籍人士要想集齊「五證」並非易事，而且政策細節隨時變化，甚至會被要求證明「這個孩子真的是我的孩子」等。
另據中原市場研究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在北京的北漂一族中，平均每天有2.5戶選擇購買地下室，大多數的是為了讓孩子上學。
數據顯示，8月份北京地下室成交均價為每平方米3萬3,700元，比二手房價格低28%。其中，40%的地下室成交單價為每平方米3萬～5萬，25%為每平方米2萬以內，20%在2萬～3萬。
高成本教育 令大陸底層人士陷入絕望
鳳凰財經的文章中提到，「對於底層人民而言，教育的高成本，低收益，導致了他們對教育的絕望」，一些農村貧困地區的民眾甚至放棄了高等教育。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劉雲杉統計，在1978年～2005年間，北京大學的農村學生人數越來越少。80年代中後期，北京大學內來自農村的學生佔30%；90年代後期人數比例開始下降；2000年後僅佔到10%左右。
另外，農村學生的人數比例與學校知名度有關，而知名度的低的大學的就業前景不佳。2012年復旦大學來自農村的新生占比為10.36%，同濟大學占比18.98%，天津大學28.14%，吉林大學32.27%，西北師範大學59.85%，南昌大學43.68%，喀什大學（原喀什師範學院）56.98%。
還有學生或家長因無法支付大學學費，選擇自殺。2002年，陝西寶雞市的丁先生，在兒子拿到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和7,000多元的學費清單時，從7樓跳樓身亡。
2003年夏天，陝西省榆林縣53歲的農民景統仕，女兒以高分考上東北師範大學，但第一年學雜費為1萬元人民幣。景統仕喝下農藥，並在臨死前告訴家人：「我老了，什麼事都辦不成了。」
2004年8月2日，遼陽農民孫守軍，因交不起兒子每年5,308元的學費，在家中喝下殺蟲劑自殺，並留下遺書「我兒⋯⋯只因為我沒有能力讓你上學，沒有臉對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謝罪。」
公開資料顯示，1990年代江澤民情婦陳至立上任教育部長後，相繼進行「高校擴招」和「教育產業化」。
之後，大陸教育界成為一個暴利行業。1993年～2003年的10年間，中小學亂收費高達2,000億元；大學學費暴漲了20倍，本科4年最少花費2.8萬，相當於一個貧困縣一個強勞力35年的純收入。
鳳凰財經9月16日發表分析文章《殘酷的世界：你沒窮過你不懂！》，探討大陸底層人的生活狀況。
文章中提到，中國大陸的貧富差距情況嚴重，有錢的越來越有錢、窮人則越來越窮。
大陸的大都市和縣城農村相比，商業資源、教育資源、人力資源相差甚遠，無數年輕人離開家鄉、湧入大都市，以期改變生活現狀。
但是，高房價和戶籍制度又令他們幾乎夢碎，這把很多打工者又趕出大城市，或者他們的下一代再次往復他們的故事。
另外，大陸的高成本教育，又導致家庭收入成為進入大學的一個門檻、貧窮家庭的大學入學率大幅下降。
無奈自殺、「拾荒大軍」、住地下室……
今年8月份，甘肅外出打工者李克英的28歲妻子楊改蘭，被發現給4個孩子喝了農藥並用斧頭砍傷他們之後自殺。
李克英在附近城市打工，每年寄回家3、4,000元人民幣，這是一家6口1年的生活費。然而，僅因為這3、4,000元錢，當地官員取消了他們的低保資格。
另以北京為例，香港開放網9月16日報導，在北京有16萬「拾荒大軍」，有的已經在那裡過著同樣生活20年。
文章用「貧窮的瘟疫正在跨代蔓延」來形容他們的情況。對這類人群的孩子來說，讀書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北京開設打工子弟學校，但是一旦校長換人，就可能隨時取消資助，甚至向他們索要以前的學費。
公開資料顯示，沒有北京戶籍的家長們如果想要送孩子在北京上學，需必須持有「五證」，分別是家長的「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的戶口簿、在京暫住證、家長的戶籍所在地街道辦事處或鄉鎮人民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
端傳媒今年8月末報導，非北京戶籍人士要想集齊「五證」並非易事，而且政策細節隨時變化，甚至會被要求證明「這個孩子真的是我的孩子」等。
另據中原市場研究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在北京的北漂一族中，平均每天有2.5戶選擇購買地下室，大多數的是為了讓孩子上學。
數據顯示，8月份北京地下室成交均價為每平方米3萬3,700元，比二手房價格低28%。其中，40%的地下室成交單價為每平方米3萬～5萬，25%為每平方米2萬以內，20%在2萬～3萬。
高成本教育 令大陸底層人士陷入絕望
鳳凰財經的文章中提到，「對於底層人民而言，教育的高成本，低收益，導致了他們對教育的絕望」，一些農村貧困地區的民眾甚至放棄了高等教育。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劉雲杉統計，在1978年～2005年間，北京大學的農村學生人數越來越少。80年代中後期，北京大學內來自農村的學生佔30%；90年代後期人數比例開始下降；2000年後僅佔到10%左右。
另外，農村學生的人數比例與學校知名度有關，而知名度的低的大學的就業前景不佳。2012年復旦大學來自農村的新生占比為10.36%，同濟大學占比18.98%，天津大學28.14%，吉林大學32.27%，西北師範大學59.85%，南昌大學43.68%，喀什大學（原喀什師範學院）56.98%。
還有學生或家長因無法支付大學學費，選擇自殺。2002年，陝西寶雞市的丁先生，在兒子拿到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和7,000多元的學費清單時，從7樓跳樓身亡。
2003年夏天，陝西省榆林縣53歲的農民景統仕，女兒以高分考上東北師範大學，但第一年學雜費為1萬元人民幣。景統仕喝下農藥，並在臨死前告訴家人：「我老了，什麼事都辦不成了。」
2004年8月2日，遼陽農民孫守軍，因交不起兒子每年5,308元的學費，在家中喝下殺蟲劑自殺，並留下遺書「我兒⋯⋯只因為我沒有能力讓你上學，沒有臉對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謝罪。」
公開資料顯示，1990年代江澤民情婦陳至立上任教育部長後，相繼進行「高校擴招」和「教育產業化」。
之後，大陸教育界成為一個暴利行業。1993年～2003年的10年間，中小學亂收費高達2,000億元；大學學費暴漲了20倍，本科4年最少花費2.8萬，相當於一個貧困縣一個強勞力35年的純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