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陌生卻迫近的威脅 一場對準台灣腦內的戰爭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戰爭的樣貌早已不只停留在飛彈、槍砲與軍艦的層次。「認知戰」這個看似抽象卻日益具體的概念,正悄悄滲入台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從社群平台上的謠言,到媒體新聞中的偏頗報導,再到國際輿論場的敘事交鋒,台灣正站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場」最前線。
擔任法務部調查官長達40年的認知戰專家劉文斌,近日出版《認知戰新警覺》一書,介紹統戰、情報、反情報、認知突變、分眾攻擊、孤狼攻擊以及傳播阻礙與詮釋(撿到槍效應)等認知戰的重要概念,盼望大眾能對認知戰有更清楚的認識與防範。
《大紀元時報》記者專訪了劉文斌,他以多年研究經驗與實際案例,以及與多國學者、專家、政府官員交流的經驗,帶領讀者拆解這場戰爭的脈絡、手法與影響。
錯誤的認知戰定義
談到認知戰的定義,劉文斌坦言,「其實全世界對認知戰的概念都蠻陌生的,目前能把它說清楚的,可能還是台灣,原因在於台灣頻繁被中共攻擊,『久病成良醫』。」
「目前國際對認知戰的定義都存在缺陷」,他以歐盟對外事務部(EEAS)為例,2015年首次將認知戰定義為「外國訊息的操弄與介入」(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FIMI)。「如果按照這種定義,台灣人去歐洲賣珍珠奶茶、日本人賣沙西米(刺身)、義大利人賣披薩……只要打個廣告聲稱產品如何如何好,結果成功打入市場、瓜分了市占率,都會被歸類於認知戰。」
劉文斌強調,如果不能先把認知戰的定義釐清,媒體會亂寫、民眾會混淆,政府的對策也可能打不到重點,民主社會的判斷會出問題,就會陷入無境的內耗,不斷相互指責,卻無法制定對策來因應真正的威脅。
他將認知戰定義為:「境外敵對勢力,基於政治目的,將特定的訊息傳送予特定的目標群眾或個人,改變其認知,進而改變其言行,使對境外敵對勢力有利。(簡稱AAAB)」
首先必須是「境外」(Abroad),如果是國內政黨互相攻防,不屬於認知戰;其次必須是「敵對勢力」(Adversaries),這在《反滲透法》第2條裡都有明確規範,目前台灣的敵對勢力就是中共;第三是對特定群眾或個人的訊息攻擊(Attack),透過訊息、符號、敘事去影響一個人的想法與判斷,最終左右他的行為,並藉此獲取政治利益(Benefits)。
他提醒,不要輕易把內部政見分歧貼上「認知戰」的標籤,若把不同立場的主張,一刀切的說那代表「支持敵對政權」這類過度簡化的說法,只會把社會討論推向偏差。
但另一方面,如果某個在地人物接受境外指示、或成為境外勢力的實際協力者,那就不是單純的內部爭辯,那是與外部掛鉤,這類人在應該要被視為「在地協力者」。
認知戰摧毀社會信念 破壞力甚於飛彈
「認知戰不是單純的謠言,謠言只是其中一種手段。認知戰是更深層次的東西,是要改變群體的價值觀、信念,甚至影響對國家與社會的整體判斷」,劉文斌說。
在他看來,傳統戰爭是打身體,認知戰是打腦袋。如果用飛彈轟炸一個城市,重建5年、10年就能恢復;可是如果擊碎一個社會的信心,讓民眾覺得「國家必敗、沒有希望」,這個傷害往往數十年都補不起來的。
「摧毀一個城市比摧毀一個信念容易。如果台灣社會普遍相信『打不贏、守不住』,那麼中共就算沒有開一槍,也已經贏了一半。」
他表示,認知戰可以說是「心理戰」的進化版,心理戰強調恐懼、士氣瓦解;認知戰更強調「長期操弄」,它會結合大數據、人工智慧、社群平台演算法,用更精準的方式影響不同群體。
「你可以想像,過去冷戰時期蘇聯在東歐散發傳單,那是一種粗糙的認知戰;而今天,你手機上滑到的影片、新聞標題、甚至YouTube推薦的頻道,可能都已經被演算法結合外部力量『設計』過,這才是最危險的地方。」劉文斌說。
台灣為何會成為靶心?
談到台灣之所以會成為全球認知戰的「實驗場」,劉文斌認為有三個原因。第一,地緣政治。台灣位在第一島鏈,是美中戰略博弈的前線。中共要奪取台灣,不見得會立刻出動航母與飛彈,它更可能先用「認知戰」打亂台灣社會。第二,資訊環境。台灣是一個高度自由、言論開放的社會,社群使用率極高。這意味著假訊息與輿論操控的傳播速度特別快,也更容易見效。第三,歷史文化。台灣社會內部的政治分歧、本土與外省的認同差異,都可能被外部力量放大操作,讓分裂成為弱點。換句話說,台灣是一個「高價值標靶」:既重要、又脆弱。
他以瑞典哥德堡大學「多元民主中心」(V-Dem)釋出的最新資料為例,在「遭受外國假資訊攻擊」方面,台灣以0.092分(數值越低代表越嚴重)再度被標為「極為頻繁」(Extremely often),連續第11年蟬聯榜首。
被誤用的言論自由
由於民主國家常因尊重人民言論自由,使得敵對勢力可透過認知戰擴大威脅。劉文斌表示,很多人把言論自由摻入各種意識形態,「有人覺得它跟獨派有關,有人說跟統派有關,甚至有人說跟中共有關係。其實跟這些都沒有關係。」
他強調,言論自由本身是一門學問,是需要搞清楚的知識,例如電影院裡喊失火、上節目炒股等,其實在法律上都有明確規範,並非一句言論自由就可以免責,有心人士刻意混謠視聽,讓一般民眾搞不清楚狀況,其實本身也是認知戰的一種。
劉文斌搖搖頭說,「很多官員、立委也都搞不清楚。我還沒退休時,局裡就遇到這種問題,大家也是常常搞不清認知戰與言論自由之間的區別。」
認知戰與傳統戰爭的關聯
至於認知戰與「真正的戰爭」有何關聯?劉文斌表示,認知戰往往是實體戰爭的前奏。歷史上很多戰爭,在開打前都有一段「輿論戰」,先讓對手內部混亂、士氣低落,甚至讓外部盟友失去支持,這樣開打的時候就容易得多。
他以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為例,當時俄國先透過媒體、假訊息讓當地居民覺得「我們跟俄羅斯才是一家人」,結果軍隊進來時,很多人甚至不抵抗。這就是典型的認知戰結合軍事行動的案例。
對台灣而言,中共的軍演、灰色地帶行動,往往都伴隨大量的認知操作。這些東西不能分開看。
統戰與認知戰:相似卻是不同概念
劉文斌表示,統戰與認知戰雖然都是透過訊息傳播,目的也都是讓對象在接受訊息後改變認知,協助達成對自己有利的政治目標,但其實兩者是不同的概念。
「統戰這個詞大家都在講,但其實沒有人能說清楚定義。」劉文斌梳理了統戰的歷史,「從19世紀歐洲的革命運動到列寧、毛澤東、再到今日的中國共產黨,統戰的概念與實踐一直在變化」。
若用學術上的「概念定義」或「操作定義」來分類,「找遍全世界,都沒有可以接受的定義,來明確說明『統戰』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自己下了一個定義:共產黨(不限於中共)為了政治目標,廣交黨外朋友,並促使這些朋友協助達成政治目標,這才叫統戰。如果只是交朋友,沒有政治目的,那就不是統戰,而認知戰則不在乎是否建立朋友關係。」
他強調,台灣社會對統戰的認知混亂,常淪為「我不喜歡的就叫統戰,我喜歡的就叫交流或了解中共」,結果內部吵翻天、政策亂成一團,讓中共「好整以暇」。
他認為應該先把「統戰」的定義釐清,不能隨便貼上「統戰」標籤,如果一直這樣模糊使用、隨便亂扣帽子,社會就永遠卡在原地打轉,陷入無謂的糾結。
認知突變與CNN效應
至於何謂認知突變(Cognitive Mutation)或「CNN效應」?劉文斌表示,其實就是在傳播學裡面很常被討論的一種現象。CNN有幾個特質:第一,它的新聞速度非常快;第二,它幾乎是全天候二十四小時播放。這兩個特質交疊之後,產生了後續的影響。
舉例來說,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衝突,CNN雖然派記者到現場採訪,但往往播出的可能只有短短5到10秒鐘的畫面,這麼短的時間絕不可能解釋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千年來的矛盾。畫面如果拍到的是巴勒斯坦難民,或是以色列俘虜人質,那麼整個新聞故事的走向就完全不同了。
他表示,這裡每一個環節都有「意識形態」的過濾。記者在現場先過濾一次,編輯台再過濾一次,後製寫稿的人再過濾一次。最後播出來的內容,如果主軸是「以色列很殘暴」,美國觀眾就會連續多天、二十四小時不斷看到這樣的訊息。
久而久之,美國選民可能就會問:為什麼我們的政府要支持這麼殘暴的政權?於是選民會對政治人物施壓,政治人物就可能被迫改變政策,甚至下令以色列停止軍事行動。這就是CNN效應,它實實在在影響到政策走向。
假訊息讓人什麼都不信
俄羅斯在認知戰上就是這樣操作的。他們每天都在進行訊息散布、帶風向。你打開LINE、Facebook或各種社群平台,都能看到這種操作。
劉文斌表示,台灣是連續11年全球遭受假訊息攻擊最嚴重的國家,雖然言論自由會給謠言市場,但「透明」社會的力量,也強化了台灣人民的心理素質,進而讓這些攻擊的效力被大幅削弱。
相對地,在一個不透明的社會,如果有人說「習近平有五個私生子」,大家反而會開始八卦、會懷疑,因為沒有透明機制去釐清真相,「這種環境才是認知戰最肥沃的土壤」。
不過台灣社會透明,雖然降低了假訊息的威力,但並不代表可以掉以輕心。如何建立一個能被大多數人信任的資訊平台,將是民主社會在認知戰時代最重要的課題。
「假訊息的最高境界,不是讓人全盤相信,而是讓人什麼都不信。因為當社會缺乏信任,任何政策推行都會陷入困境。所以假訊息不是單純真假的問題,而是『信任』問題。你以為只是一個小謠言,結果卻可能動搖整個民主社會的根基」。
分眾攻擊與同溫層效應
至於何謂分眾攻擊?劉文斌表示,與一般的大眾傳播相反,分眾攻擊首先建立在社會出現分歧,敵對勢力透過大數據與演算法的方式,將人群分成具有共同特徵的小群體,可以進行更客製化的溝通,並引誘改變原本的價值觀。
「而境外敵對勢力的分眾攻擊幫手是誰?就是媒體!媒體的偏頗報導,是社會分歧嚴重的推手」,而這樣的結果還會導致「同溫層效應」(Echo ChamberEffect),導致目標群眾陷入堅信虛假訊息的回聲室中。
演算法是近年認知戰最大的「放大器」。社群平台的商業邏輯是「留住眼球」,所以會推送讓人情緒波動的內容。而假訊息、極端言論、陰謀論,正好最能吸引點擊。這樣一來,外部勢力製造的內容就更容易被擴散。
更可怕的是,現在已經有 AI 深偽技術,可以偽造影片、聲音,幾乎難以分辨真偽。想像一下,如果有一天,出現一段「總統宣佈投降」的偽造影片,傳遍社群網路,社會肯定會瞬間恐慌,「這不是假設,而是很有可能發生的情境」。
孤狼攻擊:從認知戰到暴力行動
至於孤狼攻擊(Lone wolf attack)與認知戰的關聯?劉文斌表示,這兩個概念原本毫不相干,但隨著近年的研究發現,國際恐怖主義的孤狼,往往是被極端的意識形態給煽動與影響,再加上自身的精神問題,才會採取暴力恐怖攻擊行動。
這群人往往身處於社會弱勢、心裡積怨久,天天被認知戰的訊息刺激,情緒不斷累積、不斷被煽動,一旦失控就會去暴力傷人。這類「孤狼攻擊」不是憑空發生,而是經由刻意的分眾攻擊、仇恨性言論、以及訊息循環累積出來的結果。
而何為傳播阻礙與詮釋(撿到槍效應)?劉文斌表示,認知戰的訊息攻擊中,各方都可對訊息「帶風向」,所以有時候會出現攻擊訊息被轉為「反效果」的情況,衍生出完全不同預期的社會反應。
他以前中共總理李克強所講的「中國有6億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為例,那句話的原意是面向中共內部的官員,討論中國是否脫貧,但被放到不同情境中,就會變成攻擊材料,大家各自詮釋、各自放大,甚至形成相互攻防、「潑婦罵街」的現象。
這突顯認知戰的過程中,任何訊息都可能會變成對方「撿到槍」回頭攻擊的武器,面對無所不在的可能潛在攻擊來源,強化心防才是最為關鍵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