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不只協助外媒採訪 陸新聞助理也成監視者
「新聞助理」（News Assistant，業內俗稱fixer）是外媒記者在國外採訪時不可或缺的橋梁，幾乎所有外國媒體駐中記者站也都配有中國當地的「新聞助理」，但在中國，不同於多數國家的自由招聘，這些崗位必須透過中共外交部下屬的外事服務公司派遣，表面上他們負責翻譯、聯絡與行政事務，但有時也被當局用來監控外媒。
「新聞助理」是外媒在國外報導時的幕後角色，主要負責翻譯、資料搜集、採訪聯絡、日程安排和行政事務。在西方新聞傳統中，新聞的本質並不在於歌頌社會的正常與美好，而在於發揮「第四權」，對政府和社會權力進行監督與制衡。然而在中國，新聞往往被中共塑造成自我歌頌的工具，而「新聞助理」的角色實際上也處於制度性管理之中。
台灣某媒體駐北京記者周女士表示，外媒駐中記者站通常只有國際主流媒體才會配有新聞助理。「主要是一些西方電視台，也有外媒會招聘新聞助理協助做一些簡單的採訪，記者再完成後期製作。」
由中共外交部指定機構派遣
在中國，新聞助理既是語言與文化的橋梁，又因制度限制成為外媒與官方之間的「緩衝地帶」。在新聞自由受限的環境下，他們的存在突顯出外媒在中國運作的特殊複雜性。外媒僱用新聞助理同樣必須經過嚴格審查，不同的是，這一環節甚至比新聞審查更為嚴苛。
據中國法律規定，外國新聞機構常駐機構或者外國記者，如需聘用中國公民從事輔助性工作，必須透過中共外交部或地方外辦指定的「為外國人服務的單位」（如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辦理，不得直接聘用。若違反規定，恐遭責令停業或吊銷證件。
周女士形容，「好比你必須買一部安裝了監聽裝置的電話，才能進行工作，除非你不要新聞助理。當然，外媒記者很天真，他們覺得報導內容沒什麼祕密，公司也沒什麼祕密。也有大陸國安人員試圖接觸我們，要請我們去吃飯，唱卡拉OK，我會婉拒。」
一位曾在英國媒體駐中記者站任職的中國新聞助理小顧（化名）回憶，「工資並不是外媒直接打給我，而是先交到勞務公司，再扣除社保和管理費，才到我手裡。」這種安排使新聞助理處於「三方關係」中，勞動關係名義上隸屬於服務機構，工作實際依附外媒。
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的「保護記者協會」（CPJ）指出，這種制度一方面確保官方能夠統一管理，另一方面也使助理在勞動爭議、職業獨立性與權益保護方面存在天然局限。
圖為2022年3月，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舉行記者會，記者舉手提問。（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規模有限：小而精的群體
中國外媒新聞助理的規模一直不大。「保護記者協會」在2011年的調查中估計，這一群體人數「少於200人」，而中共官媒《環球時報》在2015年的報導中則稱「中國境內的新聞助理人數估計為數百人」。兩份估算雖有差距，但一致顯示這一職業是「小而精」的群體，且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
在外媒報導中國新聞過程中，新聞助理的身影幾乎無處不在。一位曾為美國電視台工作的助理張女士受訪時說，「除了翻譯，其實更多是前期安排，比如幫忙聯絡受訪者、確認採訪地點是否允許、收集背景資料。」
她回憶在2003年4月SARS疫情時期，外媒希望進入北京傳染病醫院採訪，但遭拒絕。「記者很著急，我得馬上想辦法。我想到去北京理工大學找胡星斗教授、去郊區醫院找醫護人員採訪，至少能補充一些角度。」
另一位新聞助理陳先生說，公司曾提醒他們要注意外媒記者的行為是否「觸犯中國法律」，「如果出現明顯違法的報導而我沒有彙報，當局也會追責」。他說，「官方的理由是『確保外媒記者採訪的安全』，但我感覺自己拿了外國人的錢，又要替政府盯著他們。」
掌控外媒行蹤、報導內容
新聞助理是橋梁也是閘門
曾常年受僱於外媒的私家車司機葛明（化名）告訴記者，新聞助理「可控」、「可查」很容易成為官方了解外國記者立場的工具。現居德國的前新聞助理郝先生解釋，「所謂『可控』，就是官方能通過勞務公司掌握記者行蹤，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可查』，就是助理要反饋採訪過程，方便查清採訪了哪些人、寫了什麼內容。」
郝先生說，中共外交部內部確有部門負責收集駐中外媒稿件備案。雖然這一點無法獨立核實，但多位受訪者都表示，他們長期感受到「寫稿謹慎」的氛圍。
前中共外交部官員廖華秋（化名）回憶，「如果報導不利於政府，首先會警告，說報導失實，要求更正。嚴重的會取消採訪權，不再給簽證延期。」
除了硬性措施，當局也常使用軟性暗示。一位曾常駐北京的英國記者回憶，「他們會請你喝咖啡，看似關心，其實在提醒。」對話常帶有暗示，「你喜歡中國嗎？⋯你的簽證快到期了吧？」
北京一位新聞傳播學者認為，新聞助理制度體現了「雙重邏輯」，「它既是橋梁，讓外媒記者能在中國社會活動；也是閘門，保證一切在可控範圍內。」
他總結說，這一制度的作用包括三點：一是確保外媒活動可追蹤；二是透過簽證和許可形成震懾；三是透過軟性提醒製造自我審查。「這是一種綜合性控制工具。」
圖為2021年2月，世衛專家小組抵達中國的武漢病毒研究所，調查中共病毒的來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夾在三方之間 新聞助理陷矛盾
不少中國新聞助理形容自己始終在記者、受訪者與中共官方三方之間「做人」。
新聞助理陳先生回憶，「一次採訪非法集資維權，受訪者臨時被家人勸阻。記者在旁邊著急，我只能安撫受訪者，說可以不露臉、只錄聲音。可他們還是拒絕。最後我只能跟記者說：『沒辦法，換人吧。』當晚，我就接到電話，被問到當天採訪的情況。」
他說，「有時候受訪者答應了，臨時又被社區幹部攔住。記者埋怨我沒安排好，我只能硬著頭皮溝通，說這是正常採訪，不涉及政治類話題。有時能糊弄過去，有時只能放棄。」
不過，當記者追問是否需要彙報時，他只回了一句，「你懂的，我就不說了。」出於安全考慮他不願詳述。
中國新聞助理的心態複雜、背景模糊，讓很多西方記者無法判斷他們是在替記者做事，還是在監督記者。
一位匿名的外媒記者說，「他們（新聞助理）做事情很努力，但要他們聯繫人權律師，包括709律師，無論是北京的還是河南的，他們似乎很為難，常常聯繫不到。我就直接和律師聯繫，我也理解他們的處境。」
選擇辭職「不願做違心的事」
老黃曾為一家外媒工作多年，他說，「新冠疫情期間，政府嚴格限制外媒採訪，我也被警告不要帶記者去封控區。拿著工資卻不能幫他們正常採訪，我很矛盾。再加上家人擔心安全，最後我選擇辭職。」
在記者追問老黃真正辭職的原因，他的話一語雙關，「我不願做違心的事，我不想成為某種權力的工具。」
陳先生說，他也承受著心理壓力，「採訪維權人士、律師或強拆現場時，我比記者更怕，因為沒有記者證的保護，我更保護不了外國記者」。
拒絕配合當局 恐遭報復
有業內人士披露，新聞助理很容易成為公安或國安部門的拉攏對象，前者希望了解外媒記者採訪中國新聞的內容，而後者多想探知外媒記者的背景。一位曾遭遇報復的匿名人士說，「有的助理拒絕配合當局，但往往會受到報復。」
過去曾發生新聞助理遭遇法律控訴的案例。2014年10月，為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工作的中國籍新聞助理張淼，在北京被警方以「擾亂秩序」為由拘留，背景與香港抗議報導相關。她被羈押約9個月，律師稱其在審訊中遭遇強制措施。德國政府對此表示關切，要求中方妥善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