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如何變成暴力社會的？

「校園暴力」的火藥味尚未消弭，有關「家庭暴力」帶來的恐慌與衝擊便隨之接踵而至。就在「消除對婦女的暴力國際日」到來之際，中國某網媒發布了一組有關中國婦女遭遇家暴的數據。據中國婦聯統計，在中國2.7億個家庭中，有30%的已婚婦女曾遭受家暴；平均每7.4秒就會有一位女性受到丈夫毆打；家暴致死占婦女他殺原因的40%以上；中國每年有15.7萬婦女自殺，其中，60%婦女自殺是因為家庭暴力。

觸目驚心的數據當然不止體現在「婦女遭遇家暴」這一處，我們不妨來回顧一下校園中那些未成年人的施暴案件數據。從2013~2015這幾年的統計來看，施暴者直接針對人身進行傷害的比例最高，其中，故意傷害罪占到57%，故意殺人罪占到6%。實際上，未成年人之間進行的暴力傷害只是「校園暴力」的一種。還有一種更為直接、且時常以「愛與責任」的名義在進行的暴力形式，則表現在教師與學生之間。

老師打學生，家長打孩子，在近代的中國社會並不算什麼新鮮事，尤其是網際網路技術的問世，更使得這些發生在自家、自院的暴力事件逐漸被公開化。一項在中國6個省市的3,500多名大專等在校生中進行的調查顯示，這些孩子在16歲之前，都普遍受到過來自家庭或老師的暴力虐待，這一比率高達74.8%。其中，軀體虐待與精神虐待發生的最多，而男生是比較嚴重的受害者，針對男生的徒手毆打與羞辱是最常見的虐待情節。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暴力形式也不容忽視，那就是性暴力。在調查中，有1/4的學生表示受過此類虐待，而女生又是主要的受害者。

綜合上述統計數據，我們或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學校極有可能被老師打、被同學欺負，回到家，一不留神，就得挨父母的耳光，有時候還得看著媽媽被爸爸面目猙獰的毆打。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成長的孩子，可想而知，他們弱小的心靈將會受到怎樣的衝擊。

有調查指出，「暴力傾向與成長經歷有著緊密的聯繫」。也就是說，一個人在童年期遭受的虐待越多，越容易做出暴力舉動。而這一類人的危險性是無虐待經歷者的6.1倍（男性）和16.5倍（女性）。因此，有專家呼籲，在譴責暴行的同時，應該關注施暴者的成長經歷。

問題是，「關注」又能如何呢？悲劇已然發生，一個人的人格以及有無暴力傾向早就在過去的長久歲月中潛移默化的形成了自然，如今再來關注，是否為時已晚？更重要的是，當我們發現，這些對陌生人、甚至是對壞人都很難下手的舉動，如今卻輕而易舉的為自己的老師、同學，甚至是父母、家人所用時，或許才會意識到，這種來自至親的暴力行為，已不再是僅憑法治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需要重拾道德、恢復道統，才能從根本上得到遏制的人倫悲劇。

既然暴力具有「承傳性」，孩子又極具模仿能力，並且每個人都是由孩提時代走向成人世界的，那麼今時今日，在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已近乎失效的這樣一個社會中，追根溯源的道德教育就顯得極為重要。無論孩子還是家長，無論學生還是老師，都應該主動成為道德教化的對像，積極的用傳統禮儀、人倫標準來規範和約束自己。而這一過程，其實是一種更廣義的接受教育的體現，即為「國民教育」。

縱觀中國的歷朝歷代，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是凡開明、仁德的帝王都將孔子及儒家作為國民教育的基礎和典範。知名教育家錢穆先生在所著的〈中國歷史上的教育〉一文中指出：「孔子和儒家所盡力發揮提倡的一種教育思想，……最看重『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他們創造了中國社會裡『士君子』的教育」。而「此在中國，便是『人皆可以為聖人』的道理」這樣的道理並不高深，不過就是讓「仁、義、禮、智、信」融入到人的個性與行為方式中。在這五個字所蘊含的道理中，中國人哪怕只做到了其中一個「仁」，也決不會像今天這般，大面積的出現拿暴力當習慣、甚至當喜好的同學、老師和父母。

然而，回想起來，儒家所倡導的基本人倫標準正是從竭力斬斷傳統文化根基的「十年浩劫」時起，就被澈底拋棄了。當崇尚「暴力鬥爭」的思維方式逐步取代「仁、義、禮、智、信」的做人標準時，我們也就不難想像，以家庭為最小單位的中國社會，已在繼承怎樣的家風、門風和校風。既然國家的領導者、教育者，都在這樣的大環境中或主動、或被動的接受鬥爭哲學、被灌輸暴力思想，那麼可想而知，以後這幾代中國人對暴力的認知、臨摹以及運用，就足以達到無師自通的水平。

因此，如今的中國社會，總是在不停歇的上演著暴力場景。這種普遍存在的暴行不僅發生在同學之間、師生之間、家長與孩子之間，甚至還以「執法」的名義，衍生為暴力拆遷、暴力鎮壓、暴力取締、暴力封殺等一系列由權力部門施予的強制行為。可見，一旦道德體系崩塌，社會中的任何角色都可成為暴徒。而擁有暴力工具的極權政府，也就更會肆無忌憚的實施暴政、魚肉百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