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階層結構看社會轉型的失敗（下）

轉型失敗 源於分配不公

改善社會階層結構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分配制度。一個社會的收入分配制度是指收入分配交易規則的總和．即用法律與規則構架的各個分配主體之間的權利與利益的關係。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主體一般是由三大利益集團構成，即人力資本所有者（勞動力所有權）、雇主（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政府（公共政治權力）三者共同分割國民收入。中國的主要問題是：

1、按人力資本貢獻的財富分配因素正在弱化，勞動者報酬在社會分配中占的份額較小且有越來越小的趨勢。

這方面官方資料也存在爭議。中華全國總工會官員張建國數年前接受中工網採訪時列舉的資料是，中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後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此說被財政部否定，認為被嚴重低估。後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社會藍皮書：201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資料，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美國近十年是58~60%）。

2、資本報酬在GDP中的比重增加。

全總官員張建國在同一次採訪中還提到，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但資本報酬在GDP當中究竟占比多少，他沒有提。但北京大學CCER中國經濟觀察課題組在《經濟轉型成長與資本回報率演變——中國改革開放時期資本回報率估測（1978-2005）》中，以權益作為資本存量計算， 從1998年到2005年間，資本總回報率從6.8%上升到17.8%。

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研究者普遍認為有如下幾點，一，政府財政收支對資本收入份額有著明顯的增強作用；二，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政府財政行為具有比想像更為重要的作用；三、權力資本的暴利在擴大而中小企業普通民眾的盈利空間被擠壓。

中國人都熟悉「權力資本的擠壓」是怎麼回事。由於腐敗官員數量逐年擴大，貪汙受賄早就逾越百萬級，向千萬及逾億成長。不少官員或通過審批項目和提拔官員大舉斂財，或在各類企業中擁有乾股分紅，讓擁有官股保護的企業獲得暴利的同時，卻使通過正常管道辦事的普通守法企業步步艱難，讓社會整體運行效率大大降低，從而改變了社會財富分配的流向。

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採用基尼係數衡量收入差距，但中國卻有個「家庭淨資產基尼係數」，這就是北京大學中國社科調查中心在《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提到的：2012年中國家庭淨財產的基尼係數達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1/3以上的財產，底端25%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該報告之所以設定一個家庭淨資產的基尼係數，應該是考慮到中國資本收入在GDP當中所占份額過大，已經成為社會財富分配當中的一個極重要的因素。

改善社會階層結構的積極因素已經消失

中產階級對中國社會在政治層面的作用一直處於被壓制的狀態，這點我在數篇文章中都分析過。本文涉及的僅僅只是數量意義上的階層結構。這一結果在幾年前我曾有過預測。在〈虛幻的自我安慰：中產階級隊伍在擴大〉（BBC，2010年3月1日）一文中，我指出，中產階級人數增加依賴兩個基本條件：第一，有賴於現代部門就業人口的增加（農民工屬於低收入，其人數增減對中產階級人數影響不大）；第二，有賴於就業人口工資的成長。從中國的現狀來看，上述兩種情況均未出現。更重要的是，近10餘年來，由於職場之路變得越來越艱困，中國社會成員的向上流動管道已經嚴重阻塞，它帶來的後果是：一方面，精英選拔當中，一旦「血統原則」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則退居次要位置，社會精英的素質將會日益退化。這很不利於社會進步；另一方面，社會不公將會加劇。這種血統原則造就的機會不均等體現在社會成員的身分傳承上，是最根本的社會不公，其後果較之財富分配不公更為惡劣與嚴重。

在最近發生的徐純合事件中，中國民間輿論呈現一邊倒現象，反映的不僅僅是中國人對公權力肆虐的痛恨，更深層次上反映了中國社會階層之間的巨大撕裂。（全文完）──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