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未付委 專家批國會失靈

202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至今未進入立法院委員會審議階段。專家分析，立法院一再「不議而決」的強推高爭議法案，卻拒絕實質審查國家總預算，造成這種情況有四大原因，其中最根本問題在於國會把癱瘓制度當作談判籌碼，導致民主被降格為權力對抗的舞台，而非落實公共責任的機制。

今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強化防衛韌性及不對稱戰力計畫採購特別條例草案」與「行政院版財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案，至今皆未能排入委員會審查，成為史上首次進入新年度，但總預算還沒有付委的情況。

「在民主制度中，國會本應是權力被高度監督的場域；但在台灣，立法院卻屢屢展現相反的特性。」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表示，立院近期出現延會支領薪津卻不辦事、強推「嬰兒與子宮商品化」等高爭議法案、阻撓國防預算等行為，卻拒絕履行審查總預算的憲法義務。

他表示，在民眾罷免行動失敗後，部分立委展現出「無須負責、不必代價」的姿態，正好揭示了國會如何演變為民主體制中的「責任黑洞」。

杜奕瑾分析國會失靈有四大原因。首先是權力與責任的制度性斷裂，他表示，國會掌握延會權、議程設定權，卻沒有相對應的法律責任。延會本身並不違法，不審預算也難以構成司法可介入的違法行為。這導致「可以不作為，卻無需承擔後果」，與行政、司法機關皆有法定程序義務的現況形成鮮明對比。

第二是選民問責機制的高度失效。杜奕瑾說，理論上選舉與罷免是制衡國會的核心工具，但現實中，罷免成本極大，一旦失敗，反而形成「反向激勵」效果：只要撐過一次，就能判定「民意安全」。當選民唯一的直接制裁工具被消耗殆盡，國會自然更敢將政治成本外部化。

第三是集體決策帶來的責任稀釋。杜奕瑾表示，預算不審不是一個人決定，而是黨團、程序、共識的結果。以沒有民意基礎的不分區帶頭，當所有人都能說「不是我一個人擋的」，責任就被分散到看不見的結構裡，最後由整個社會承擔行政停擺、政策延宕的後果。

最後是國會自我定位的錯置。杜奕瑾表示，當國會把「杯葛」視為政治表現，把癱瘓制度當作談判籌碼，民主就被降格為權力對抗的舞台，而非公共責任的機制。

杜奕瑾質疑，立委身為領取公帑的公職人員，若過了年仍不審預算，與「只報加班不工作」的公務員無異。國會權力極大化卻無從問責，已成為台灣憲政危機中急需解決的首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