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雯涉中共代理人指控 檢辯交鋒激烈

被控為北京政府工作的前紐約州政府副幕僚長孫雯（Linda Sun），其辯護律師於12月19日再次提交文件，要求撤銷指控。辯方稱，起訴書未能指控孫雯的行為違背國家或州的外交政策，也未提供證據證明孫雯受到中共領事館的具體指示。

早在11月，孫雯的辯護律師就提交了67頁的撤案動議，指責檢方因其華裔背景和財富過多而推定她犯罪。然而，檢方在12月初用39頁回應，表示起訴書已提供足夠證據證明孫雯為中共政府行事，涉嫌違反《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12月19日，孫雯律師再次反駁，認為起訴書的指控有缺陷，未達法律標準。

該案尚未進入正式審理，法官定於明年1月在聯邦法院舉行現況會議（status conference）。以下是本案雙方爭論的主要觀點與關鍵分歧。

外國關係可用間接證據

根據起訴書，從2012年至2023年，孫雯在紐約州政府擔任多項高層職位期間，祕密擔任中共政府的代理人，推動其政治利益，如阻止台灣代表進入州長辦公室、改變州長關於中共議題的訊息；未經授權為中國官員提供官方邀請函等。

孫雯則從中方獲得大量經濟等利益回報，包括促成其丈夫胡驍在中國的商業交易，總額高達數百萬美元。她未依法申報或登記為外國代理人，並涉嫌在聯邦調查中提供假資訊，以掩蓋與中方的關係。

孫雯的辯護律師認為，起訴書僅用籠統語言指控孫雯聽從中共的指令行事，未能提供具體事實，例如誰向她下達的指令、時間或方式、具體內容是什麼等，起訴書欠缺核心事實基礎，不能證明她是中共代理人，應予撤案。

檢方反駁，依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只要行為符合代理人職能，即便在鬆散的指導或「請求」下運作，也可構成代理行為，無需具體指令或合約作證。檢方引用Rafiekian案與INAC案，強調代理關係可透過間接證據建立，包括行動結果、經濟利益及溝通紀錄。

在Rafiekian案中，第四巡迴法院指出，直接證據可能難以取得，因為精明的操作者會掩蓋行蹤，檢方可能需要依靠間接證據及合理推論建立代理關係。例如，證據可來自會議紀錄及後續通訊，而非具體指令或資金流向的直接記錄。

同樣，INAC案也強調，間接證據和周圍情況可充分證明代理存在，顯示被請求者在某種程度上被授權代表外國主體行事。

檢方提出的具體證據

檢察官列舉孫雯的多項具體行為：一、與中領館官員的多次溝通：孫雯協助減少台灣官員與紐約州政府的接觸，並向中領館官員表功，中方官員表達感謝；二、應中方官員要求，協助其祕密參與紐約州應對疫情的內部線上會議；三、讓中領館提前看州長發言內容，並透過簡訊和電話與領事官員就此任務密切聯絡；四、安排假邀請函：協助河南省代表團進入美國，使用未經授權的州政府信函；五、接受中共官員的回饋與好處：接受活動門票、南京風味鹽水鴨、領館官員推廣其親密家庭朋友的業務、江蘇省官員為其表親安排工作等。

檢方認為，這些直接或間接證據支持指控，是否構成犯罪應由陪審團根據審判中的證據裁定，而非在動議階段對此抗辯。

辯方則堅持，孫雯的行為未構成對美國政策的壓力或干預，檢方對《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的解讀過於擴張。他們認為，孫雯以州政府官員的身分履行職責的行為，不應被視為外國代理活動，並提出公職人員應免於依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遭受起訴。

檢方反駁稱，《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的核心目的在於防止未公開的外國干預，無需證明權力或壓力行使。

檢方進一步指出，孫雯隱瞞經濟利益並提供虛假陳述，即使在聯邦調查局（FBI）警告她有關《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規定後，她仍繼續以外國代理人身分行動，例如干預台灣官員與州政府高層會面和協助中共影響政治言論，部分行為發生在FBI的訪談之後，充分證明其行為是故意為之。

界定外國代理人行為先例

孫雯還提出，檢方對《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的過度解讀會引發嚴重《憲法》問題，涉嫌違反三權分立原則，並將政治或政策決策刑事化，侵犯了州權。此外，她根據寬容原則請求撤案，稱未被告知其履行職責可能違法，她和「大量的州官員都不知道僅僅履行工作職責就可能使他們入獄。」

檢方反駁，外國代理人指控屬司法部的《憲法》職責，起訴書並未指控她推進不當政策，而是指控她共謀「未登記的外國代理人行事」，並未對州政治或政策活動施加不當限制。至於她是以公職人員身分行事，還是以外國代理人身分，相關爭議應交由陪審團裁定。

對於孫雯質疑共謀罪沒有共謀者，檢方則強調陰謀罪不需識別所有共謀者，未識別的共謀者可透過間接證據推斷，並重申《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的核心在於「防止不公開的外國干預行為」。領事官員如與其他不公開的代理人共謀，正是該法希望防範的行為。

此案的爭議不僅關乎孫雯的命運，也反映了《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在當前政治環境中的適用範圍與解讀挑戰。隨著雙方在法庭上展開攻防，案件最終的審理結果可能對未來「如何界定政壇的外國代理人行為」，樹立重要的法律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