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瞭望】美國的中國研究出了什麼錯？（下）

經濟轉型與政治轉型的先後順序，有兩種可能。當經濟轉型與政治轉型同步時，比如俄國的情形，由紅色精英「變身」而來的民主派不會反對民主化，因為民主化不見得妨礙他們利用以往的社會關係致富；但紅色精英在民主化過程中會受到一定的遏制，無法肆無忌憚地利用私有化來化公為私，在俄國和中歐國家都可以發現這個特點。如果經濟轉型在政治轉型啟動之前便已完成，例如中國的情形，已經成為產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和房產資本家的紅色精英們會強力阻止民主化，因為民主化不僅會剝奪他們的政治特權，還可能會追索他們非法獲取的財富。所以，紅色資產階級比保守的老共產黨人更仇恨民主化；不僅如此，前者也不太關心中國這塊國土和民眾的未來，他們把財產和親屬轉移到國外，甚至取得外國身分，一有風吹草動，揣著錢包就可以登機走人。這種紅色精英通過「異族化」來逃避國內社會矛盾，因此不會像前蘇聯集團各國的紅色精英那樣，為了自己將來的國內生存而謀求政治妥協。

四、他們留下了什麼教訓？

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留下的教訓，至少有三點。第一點即視界太窄，他們關注中國的種種細微變化，卻忽視了「中國模式」與其他原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模式的異同之處，因此也失去了從國際比較當中可能獲得的教益。第二點是對「中國模式」的認識缺乏深度，放過了全民所有制轉型為少數人所有制這個關鍵環節。由此便產生了一系列誤解，比如，對「中國模式」先「甜」（經濟繁榮）後「苦」（政治轉型受阻）的必然性，沒有充分的認識。第三點則是對民主化進程的理解過於教條主義，把自己的理想當作必然的現實，卻無視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切斷了民主化方向的可能性。

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國內很多知識分子覺得，現在的局勢還不如鄧、江、胡時代，表現為政治上的倒退。這種看法其實和「覺醒」前的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有相似之處。其實，共產黨資本主義是個政治、經濟一體化的體制，類似於蘇聯東歐的那種民主化可能，早在朱鎔基時代就已經被經濟轉型道路所扼殺。在制度層面，共產黨資本主義的體制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逐步形成、完備。中共依靠這套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推動了20年之久的經濟繁榮；如今，經濟繁榮漸漸褪色，但這套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卻維繫下來了。如果要肯定鄧、江、胡時代的「前進」，那就不得不同時也承認，正是那樣的「前進」，阻斷了政治變革的道路。

從這個角度去看，當下中國的政治走向，並不是從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套體制往傳統社會主義制度倒退；恰恰相反，它是1990年代後期以來形成的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模式自我療治的延伸，與前蘇聯各國在資本主義基礎之上形成的民主政治或半民主政治，完全是兩條軌道上跑的車。2018年中國經濟進入下行通道，標誌著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套體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走完了它的巔峰期，也開始進入下行通道。當習近平堵住了官員們走「異族化」這條路時，實際上便奪走了他們的個人「救生艇」，逼著他們與黨國共存亡；官員們雖然「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但內心的不滿是顯而易見的，於是官場上的「怠工」之風便盛行起來。

然而，經濟困境或經濟危機並不必然導致政治變革。委內瑞拉就是一個例子，當經濟崩潰之後，幾百萬國民逃往他國、另謀生路之時，該國國民並沒有想用選票換掉總統，或者追究他和同夥的政治、法律責任。在中共的威權政體之下，國民沒有選票去決定國家的政治走向，而當局可以動用層出不窮的行政手段去推遲、減緩危機的爆發。

「中國模式」開闢了一個與歷史上出現的傳統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都不同的制度模式，即共產黨資本主義。今天哪怕鄧小平再世，他也絕無可能為民主化開門。這樣來看，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們「覺醒」以後，與國內的知識分子一樣，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中國往何處去，誰都沒有現成的答案。（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