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瞭望】美國的中國研究出了什麼錯？（中）

其二，中國研究圈存在著相對封閉性，許多中國問題學者往往傾向於認為，「China is China is China」，或「中國與其他國家不一樣」（China is not just another nation state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他們習慣於把中國看成一個與俄國東歐等轉型中國家不同的特殊體，故而很少在中國研究中作真正的國際比較。因為中國研究只分析單一國家，很容易產生故步自封和一葉障目的研究結論；而在單一國家轉型研究中被公認的某些結論，若放到國際比較中去一看，其實根本就站不住腳。例如，許多中國問題專家認為，中國採用漸進型改革模式，比俄國及東歐、中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的震盪療法好得多。然而，由於他們並不真懂前蘇聯陣營各國震盪療法的內容，又忽略了類似現象在中國發生的實際情形，這個所謂中國式漸進模式優越性的判斷，完全違背了現實。事實是，在價格自由化和全面私有化方面，中國同樣採用了震盪療法，前者是1993~1994年，後者是1997~2002年，而中國的震盪療法其實比前蘇聯陣營各國的震盪療法更冷酷。類似情形也發生在對民主化和經濟轉型相互關係的理解方面。

三、民主化和經濟轉型：孰先孰後決定一切

美國的中國研究圈中，「擁抱熊貓派」當中的某些人似乎認為，現在的「中國模式」屬於最佳選擇，民主化不一定適用於中國；而「敲打熊貓派」的不少學者則認為，經濟轉型之後中國應該推行民主化，在他們看來，這好像是順理成章的事，卻很少有人通過國際比較研究來分析經濟轉型和民主化之間的相互關係。經濟轉型和民主化真的是社會主義國家轉型過程中會自然誕生的一對「孿生兄弟」，始終相伴前行？事實上，「敲打熊貓派」的許多學者不了解，經濟轉型可能扼殺民主化，「中國模式」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西方研究原社會主義國家轉型過程的學者多半都接受一種理想主義假定，即市場化有利於民主化，或者說，經濟轉型會促進政治轉型。其理由是，中產階級在市場化和經濟發展中逐漸壯大，他們會支持民主化，而紅色精英在現代市場環境中將接受西方文明和普世價值。這樣的說法似是而非，但在中國主張民主化的知識分子當中很有市場。在中歐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這一看法被證明是正確的；但在俄國，經濟轉型早已完成，而政治轉型卻在走回頭路；而中國模式則證明，如果私有化基本上被紅色權貴們操縱，其結果是建立紅色權貴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國模式」產生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但會阻滯政治民主化，而且可能幫助和強化紅色權貴們鞏固共產黨的專制統治。

我比較了大部分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之後發現，實際上存在著截然不同的三種經濟轉型模式，中歐國家是「不要紅色精英的資本主義」（making capitalism not with red elite），俄國是「昔日黨內同志的資本主義」（comrade capitalism），而中國則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我從中、俄經濟轉型的比較中得出了一個關於轉型規律的認識：經濟轉型是有利於政治轉型還是阻滯政治轉型，其關鍵在於兩者的先後順序（sequencing）。（注）

注：這是我2016年發表的觀點。論文標題是，〈Capitalism Making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ransition〉（〈轉型中的資本主義建設及其政治後果〉，此文載吳國光教授編輯的《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New Perspectives》一書）。（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