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神論崩潰中國系列（6）——媒體篇 報紙始於中國 媒體卻死於中共

前言：當今媒體擁有第四權，肩負起監督政府的重要責任，在社會上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報紙普遍被認為源自西方社會，但嚴格的說，報紙屬於中華傳統文化裡的一項寶貴資產。中國報紙發展歷史悠久，但現代的中國人卻已不知傳統報紙該肩負的責任。本篇文章將闡述中國報紙的發展經驗，以及與西方報紙間存在什麼樣的關係，進而劍指當代中國報紙在發展上遭遇的困難。

中國的報紙最早出現在漢朝，並興盛於宋朝，中國古代的報紙發揮著維持道德水準、傳遞真相的作用，可稱作是中華文化裡可貴的一環。但當今的中國包括報紙在內的各式媒體，已名存實亡，中國記者早已失去讀書人的風骨，原因出自於中共政權的精心操弄。

受到電視普及與網路媒體崛起等新興傳媒興盛的浪潮衝擊下，傳統報業現已被歸為夕陽產業。但與新興傳媒百年不到的發展歲月相較，報紙的發展極具歷史，德國1502年出版的《東方新聞》，首次使用了「Zeitung（意指報紙）」一詞，被稱為歐洲現代報紙的先驅。而世界普遍公認的首份日報則是萊比錫的《新到新聞》（Einkommen Zeitung），其創刊於1650年的日耳曼地區。不過嚴格的說，報紙源自於中國，更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項可貴結晶體。

中國報紙歷史 從漢朝開始

漢朝是世上最早發行的官方公報的朝代，比起羅馬凱撒大帝時的《每日紀聞》早約一個世紀。文史工作者吳沛霞說，當時稱作《邸報》，「邸」原為漢朝諸侯王或郡國的辦事處，在此傳抄詔令奏章，傳達君臣間的政令往來。此後歷朝歷代至明清止，《邸報》的發行沒被中斷過。

她說，唐朝的《邸報》內容和編抄技術已相當進步。唐玄宗開元年間《開元雜報》是目前可考最早的官報。而報紙演變至宋朝時，受惠於印刷術的發達，社會上已出現由民間單位發行的「小報」，其內容除轉載《邸報》裡的政令等內容外，同時會刊出為民眾喜聞樂見的小說、畫本，以及四書五經與歷史故事等，主題已相當豐富多元。

唐玄宗開元年間《開元雜報》是目前可考最早的官報。圖為翻拍品，原文在文革時被摧毀。（Wikimedia Commons）

吳沛霞提到，現代的報紙由記者負責生產內容，而中國古代的《邸報》與小報的背後也都有類似記者的角色。早期的《邸報》多數是由史官擔任記者；初期的小報則多由官員與當時的讀書人擔當記者，這些文字工作者在當時都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知識水平相當高。

吳沛霞也說，中華文化是神傳文化，背後有著教人向善的優質內涵，中國古時候的報紙同樣肩負著維持道德水準的重大責任，透過這類刊物的宣揚，達到人心向善，維持良好的社會風氣。《邸報》雖是宣導政令，但包括：宋朝《邸報》曾要求人民須具有道德節操，明朝時褒獎貞節女子等，又或是宋朝小報曾刊登儒家經典等內容，皆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

古代報紙內容 宣揚人心向善

吳沛霞接著舉例，南宋初期的小報影響力已相當大，如秦檜汙衊岳飛讒害忠良，官方公告有失公正，御史胡銓曾上奏疏請求「斬秦檜以謝天下」，官方的《邸報》完全不著墨，反倒是小報卻全文刊出，足見當時小報敢於報導真相的魄力。

她說，南宋官方雖然全面禁止小報發行，規定凡是私下看小報者流放數百里，鼓勵告發偷看小報者，並賞錢一、兩百貫。但由於小報已是官民喜聞樂見，官方雖然明令禁止，但南宋小報仍暢銷不衰。而宋朝官方對於小報的控制，其實是世界上最早的新聞法規。

1905年11月26日，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在日本東京創刊。國父孫中山在發刊詞中首次提出由「民族」、「民權」、「民生」三部分所組成的三民主義。圖為《民報》發刊詞。（Wikimedia Commons）

報紙的發展經驗早在數千年前的神州大陸已萌芽與茁壯，但為何多數人認為報紙是西方社會的產物？吳沛霞表示，這與蒙古西征有著莫大關係，當時中國的印刷術流傳到日耳曼地區，約翰尼斯·谷騰堡（Johannes Gutenberg）將其改良，而後在資本主義興起時促成西方報紙的發展，並在清末民初時由傳教士回傳至中國，因而給了人們報紙由西方傳來的印象。

吳沛霞說，清末時中國人已開始汲取西方人辦報理念，梁啟超、康有為辦的《中外公報》內容即在烘托君主立憲制、教育制度變法的主張，至於而後的《中國日報》、《民報》等報紙，內容則已在宣揚民主與自由等普世價值，但出現真正肩負第四權角色的報紙，則是等到民國之後才誕生。

圖為1907年2月13日的《中國日報》。（GFDL/Wikimedia Commons）

憂惡史曝光 中共阻媒體傳真相

鑑往知來，中國人辦出好報紙的經驗相當扎實，當代中國人同樣可辦出優良媒體，不過新唐人時事評論員趙培說，當今的中國並沒有真正的媒體，因為中共知道在操縱人民之前，必須先控制住媒體，禁止媒體讓老百姓聽見真相，包括中共迫害百姓的手段、老百姓困苦的生活情況，以及共產主義的作惡史等。

趙培也談到，中華文化教育下的讀書人以道德為根基，具有深厚的普世精神，譬如唐朝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裡，談到的是天下寒士得有居所，北宋范仲淹〈岳陽樓記〉提及需先天下之憂而憂，背後的精神都是為他人著想，他們從政的目的是希望改變不合理制度，造福一方蒼生。

但當今中國已少有具傳統讀書人風骨的有志之士，原因中共在歷次運動裡，已打壞了中國人的讀書氣息。當代的中國記者多數是中共的統治工具，這也讓中國媒體不具分析能力，也不敢檢討中共體制下的貪腐制度，甚至會自我審查，已稱不上是具有第四權公用的真正媒體。

趙培說，中共掌控媒體的觸手擴及全球，中共透過放利給國際大財團，要求這些財團控制其國家的各個媒體，目的是嚴控海外媒體對於中國真實情況的報導，甚至是幫中共塗脂抹粉，而海外媒體為了存活而自我審查。

吳沛霞感嘆，現代的中國記者應重拾讀書人的風骨，西方記者也應具有騎士精神。記者須在道德沉淪的時代，發揮散播真相的作用，同時堅守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的精髓「不為強權所屈」，才能夠真正的讓世界潮流回歸正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