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作家杜斌:《長春餓殍戰》寫作歷程
從1999年之前的官媒攝影記者,到關注維權人士、揭共產黨真相的獨立記者、作家、紀錄片製作人,杜斌被中共稱為「專門挖政府傷疤的人」。他因此丟掉了《紐約時報》的工作,一度被非法拘禁,但他說,「我做的事情我覺得很值。」在新著《長春餓殍戰》面世之際,杜斌接受大紀元專訪,暢談心路歷程。
承前文» 專訪作家杜斌:不翻牆真是什麼都不知道
國保對我說:「老杜,你做的這些事情,如果說是在過去,你活不過7天。」
記者:您因為寫這些不受中共政府歡迎的東西,最終還是被抓了?
杜斌:對,2013年「六四」前夕,我被國保抓捕,涉嫌四個罪名:散佈謠言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印刷非法出版物、尋釁滋事、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國保對我說:「老杜,你做的這些事情,如果說是在過去,你活不過7天。」
我給關到一個鐵籠子裡,裡面有一個鐵椅子,我的腿被固定在上面。
我說,又沒犯罪。他們說,你這個《天安門屠殺》裡面都是捏造的,他們問我寫書的目的,我說目的在書裡面不都寫了嗎?第一、是要算一算死了多少個學生、死了多少人;第二、讓這些流亡在外面的回家;還有清算屠夫、劊子手中共。
我反對別人說平反「六四」,我說你能讓劊子手給你平反?就像小孩子過家家一樣,我把你弄死了,對不起!我把你弄死了。那就行了嗎?沒有平反,只有一條路,認罪!中共只有認罪才行!
他們說,你寫的馬三家也是捏造的。我說,好,你把這些馬三家受害者找來,你問她是真的假的!為什麼都不找那些受害者調查?
他們問我為什麼要拍那些東西,我說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們是人,你們不能把我們當牲口一樣對待。我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我就關心老百姓的喜怒哀樂,他們受到的不公正,他們的非正常死亡,都是我最關心的。
我告訴審我的警察:就是那國家領導人,從中南海一步磕一個頭,就像那個藏族人朝聖一樣,一步叩一個頭,一步叩一個頭,到我面前下跪、叩頭,我都不稀罕給他寫東西。為什麼?我對他們沒興趣,我就對老百姓的事情有興趣!
記者:您為什麼要寫《長春餓殍戰》這本書?您怎樣找到那些資料呢?找資料的難度很大嗎?
杜斌:圍困長春的事情一直都非常敏感,同南京大屠殺相比,這是中國人自己餓死了幾十萬中國人,所以我做這本書還是有一定的風險。實際上我就想搞清楚一件事情:為了奪取政權,為什麼要餓死幾十萬的老百姓?我想知道那些老百姓是怎麼被餓死的?到底餓死了多少?究竟是誰的責任?誰應當承擔這份歷史的罪責?
我覺得自己甘願冒著風險去寫這本書,就是為了讓我從內心忘掉這件事情。我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如果我不去做,我不敢說,那我每天都會去想這件事,覺得內心有愧,甚至晚上睡不著。就好像我看到一些朋友失蹤了、被抓了、被判刑了,我卻沒有為他做一點事情,沒有給他寫一篇文字,沒有為他喊一聲,我會覺得愧對這個人。作為一個拿照相機的、可以寫一點文字的人,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我覺得很羞愧。我能夠做一點事情,我就做一點事情吧!
資料很難找,為做這本書,我花了接近10年的時間,一直在收集資料。在一些賣舊書的網站上,我每天晚上都檢索,檢索「一九四八長春」「長春圍困東北野戰軍林彪」等關鍵詞。一旦發現有相關的書,我馬上就買下。
我把長春這個事情做完,盡我的能力搞清楚它,然後我就可以把長春這件事情遺忘掉。只有遺忘掉以後,我才能繼續做別的事情。現在我已經把它完成了,我感覺我已經盡力了,使了我所有的力量,暫時我可以把它放在一邊了。
參閱» 長春圍困戰──「死城」的記憶
「有一分證據就說一分話,沒有這證據我就什麼都不說。」
記者:您在《長春餓殍戰》裡,採用編日史的方式以史料敘事?為什麼?
杜斌:我在寫的過程中,有一點很痛苦!就是我不能放開手腳地去寫。因為放開的話,我會有自己的情緒在裡面,我經過反覆掙扎,最後就保證:我是有一分證據就說一分話,沒有這證據我就什麼都不說。我要保證在書裡面每一段話全都有來源,每一句引語都有出處。
最後我決定採取日記體的方式來展現這個故事:在某一天中共的軍隊在做什麼?蔣介石的軍隊在做什麼?生活在長春城裡的老百姓在做什麼?還有生活在長春城外的老百姓在做什麼?還有,蔣介石在做什麼?毛澤東在做什麼?那些高級指揮官在做什麼?我就是想通過這樣的方式,讓人去看看這些真實的細節,已經都在裡面了。
我有幾本書都採用了編日體的方式,《毛主席的煉獄》、《毛澤東的人肉政權》、《天安門屠殺》都是編日體。為什麼呢?我覺得應該將蒐集到的資料,儘量用原文的方式呈現出來。因為歷史是需要還原的。如果我根據這些資料去放開手腳去寫,可能是另外一種風格,也許可能讀者會更多,大家可能更喜歡那種方式吧!但是我想,如果讓歷史呈現它本來的面貌,用日記體的方式是比較好的一種辦法。
其實我在書裡面使用的一些資料,應該說三分之二都是來自於官方的公開出版物,還有它的內部資料。內部資料也不是國家機密,也就是說它作為二手書被人處理掉了,被我收集到了。
記者:您看資料的過程中,有什麼細節特別觸動您?
杜斌: 1948年,在《天津益世報》上——那是在中國的傳教士辦的,就有一篇文章說了有幾萬東北過來的難民。他們也沒有吃也沒有喝,露天睡在地上。文章旁邊登了一個天津讀者安東君的來信。信中寫道:「我們同為人類,同為皇帝子孫,全都應該表示同情,我雖然不是難民,然而難民是我的同胞,我不是巨富然而尚能溫飽。」他把血汗換來的5,000萬元法幣寄給報社,希望編輯能把這個錢交給東北難民。
其實這文章豆腐塊大小,只能看到標題,內容我只有在電腦上放大才能看到。但這些文字讓我非常心酸……!共產黨有沒有看見一個老百姓都有這種覺悟?這個捐錢的安東君可能想不到,他寫的這封信,在68年之後,還能感動另外一個人,我當時有一點想流淚。
記者:您講到寫長春這本書的時候,您找到倖存見證者非常難,這個難度在什麼地方,原因是什麼?
杜斌:對,非常難。我在長春轉悠,就是街上跑過一條狗,我都想問問牠:「你知不知道長春在1948年都發生了什麼?你認不認識那些還活著的人在那裡?」
還比如說,我想採訪一個倖存老人,聯繫後,約好了時間,然後他就說他還要給單位匯報一下。我一聽就嚇壞了:都79歲了,跟記者見面,他還要跟自己的單位匯報一下!我說壞了,這個事麻煩了,到時候要問我的身分可怎麼辦,我已經沒有工作單位了。後來他還是給工作單位匯報了。他屬於老戰士,經常去給學生、士兵講憶苦思甜的事情,他家裡的事情都講了幾百遍了。當然了,他認為死了那麼多人都是國民黨的責任,他感謝共產黨,認為是共產黨把他救了…… !
我的結論是,死了幾十萬人,長春這個事不是個小事。當權者沒有把我們當成一個人來看,對待我們的方式就像對待牲口一樣。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應該說從1949年到現在為止,活得根本就不像一個人。
我覺得在國外的推特、Facebook上,那些我關注的外國人,人家整天發的都是些比較好玩的、開心的、令人心情愉悅的東西。但是我看了中國人發的,基本上都是些讓人悲傷的:某某人因為一些事情被抓了,某某人因為某某事情被判刑了,都是國內一些侵犯人權卻不許說、只能在國外說的事情,每天瀏覽這些外面的新聞,我總是感覺很難過。
記者:您的書給過您父親看嗎?據說他是中共的老黨員?
杜斌:我的書給我爸爸看過,他是共產黨員,鎮黨委的一個紀檢書記。我給他看我寫的《毛主席的煉獄》。他說,哎呀!看了這本書,我也不敢出去說。山東臨沂市安全局的局長去過我們家。他對我父親說,老杜啊!你勸勸你孩子,不要寫那些讓政府害怕的書。我父親說,哎呀!這孩子也大了,有的話他說了他聽,有的話他說了不聽。其實我做這些東西,我的爸爸是非常害怕的,我給《紐約時報》工作他也害怕。因為年齡大了嘛!我的爸爸就催著我成家、結婚、生孩子…… 。
我爸爸病重去世的時候,我也沒能回去見我父親最後一面。其實作為兒子,我還是挺愧疚的。因為那時我在取保候審期間,離開北京必須要向警察匯報,我的身分證被警察扣押了。沒有身分證,我想買票回家也沒辦法……!愧疚是愧疚,但是……我也沒有荒廢時間,我把我所有的時間和熱情都給了我要做的東西。我做的東西就是寫那些應該留下來的東西,值得留下來的東西。所以《長春餓殍戰》這本書是獻給那些被餓死的幾十萬亡靈,也是獻給我的爸爸。
我老娘呢?不識字,70多歲了,還是天天幹活。我買了一個手機讓她給我打電話,她怕花錢,她不用電話。天一黑她就睡覺了,說浪費錢。她說過讓我過年不要回去了,費錢。
杜斌簡介
杜斌,1972年3月1日生於山東省郯城縣,現居中國北京。記者、作家、紀錄片製作人。曾任《紐約時報》攝影師,是近20年來在《紐約時報》發表新聞作品最多的華人記者。其新聞攝影作品在《國際先驅論壇報》、《時代》雜誌、英國《衛報》、德國《明星》畫報等西方主流傳媒也都有發表。他曾被香港記者協會授予第14屆人權新聞獎「攝影特寫獎」,這是亞洲最有影響力的新聞獎項之一。
附:杜斌主要著作
《北京的鬼》
2010年香港出版。
書中透過一個個無名小卒的非正常死亡,記錄中共強權政府的狡詐和殘暴。
《上海—骷髏地》
2010年上海世博會開幕前夕在台灣出版。
該書採訪了因當局建設場館強行拆遷、被迫走向上訪道路的民眾,記錄了他們的遭遇。杜斌寫道:「掌權者以城市改造之名,官商勾結,連手剷除了那些人的合法的棲身之所。正是這強遷過程,造就了世博的『輝煌』。」
《毛主席的煉獄》
2011年4月香港出版。
此書揭示大饑荒年代的歷史真相,曝光了毛澤東發起的運動餓死數千萬中國百姓的事實。杜斌說:「編輯這本書,是要為餓斃的數千萬亡靈說一句話。」
《毛澤東的人肉政權》
2013年香港出版。
無人知道,在毛澤東的共產主義恐怖時代,究竟發生過多少起人相食、食活人的事件…… !
《牙刷》
2013年香港出版。
寓言詩體小說,以隱喻手法揭露了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殺戮和種種酷刑,包括,活摘器官、野蠻灌食、注射不明藥物、電線穿乳頭、牙刷捅女性陰道等駭人行徑。
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
2013年4月香港展映。
以訪民劉華親身講述的親歷、見聞,曝光了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殘忍和暴虐。
《天安門屠殺》
2013年六四前夕於香港出版。
杜斌花了8年蒐集資料,記錄了1989年6月3日晚上9時到4日凌晨所發生的事件。杜斌說:「要讓中共知道他們那一天夜裡幹了什麼事,讓外面關註六四的人知道那一夜到底發生了什麼……」!
《陰道昏迷——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酷刑倖存者證詞》
2014年7月香港出版。
該書記錄了數十名法輪功女學員及上訪者,在馬三家勞教所的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的酷刑虐待,包括2000年勞教所警察將至少18位女法輪功學員扒光衣服投入男牢,任犯人強姦,導致多人死亡、致殘及精神失常的駭人事實。
《馬三家咆哮》
2014年在香港出版。
該書以第一人稱筆體記述馬三家勞教所對男性的迫害。主人公2008~2011年間遭受各種酷刑和非人折磨。製作奴工產品期間,他將英文求救信藏在萬鬼節飾品中。其中一封信於4年後被美國俄勒岡州一位婦女發現並公佈,震驚全球。(參閱»終於自由了!「馬三家求救信」主角露真容)
《上訪者:中國以法治國下倖存的活化石》
2014年香港出版。
這本攝影集,以照片形式紀錄了杜斌15年間關注的上訪者,包括被強制墮胎的婦女、失地農民、被拆遷者、被強制為建水庫騰窩的移民,以及法輪功信仰者等等。
《冤鬼——地球中心帝國的上訪人》
2015年4月香港出版。
《長春餓殍戰》
2017年台灣出版。
此書完全以史料敘事,以編日體方式,揭開1948年中共「解放長春」、所謂「兵不血刃和平解放,沒發一槍一彈」的真實內幕:長春當時到底餓死了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