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最前線】 母親眼淚來自一個正直孩子之死

【教育最前線】

近日台灣「 洪仲丘事件」吵得火熱的，案情於昨（31）日偵結起訴。在電視機前目睹這一切，胸口一陣悶痛，徹夜輾轉反側難眠，感嘆在華人世界中，號稱民主、自由、法治國家的台灣，國軍竟能發生如此視人命如草芥、泯滅人性、漠視人權的慘劇！這根本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禁止「 酷刑」或「 殘忍、不人道、侮辱之處遇或懲罰」之條例。

威權文化是悲劇的始作俑者

軍隊是個封閉隔絕的專制場域，軍中威權文化（Authoritarian Culture）由來已久，人治已然凌駕於法治之上，長久迷信於官位階級和絕對服從。在軍中潛規則的默許下，掌握權力的人就是那個封閉場域的山大王、土皇帝。原先洪仲丘體檢報告需要約3~4天的正常流程才能完成，然而體檢報告卻於1天之內便趕出來，目的便是要強送即將退伍的洪仲丘被關禁閉，因威權文化讓禁閉流程之合法性蕩然無存。

平庸之惡 助長殺人闇焰

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是德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提出。「平庸之惡」意指以「職務行為」作為藉口，執行上級長官的錯誤命令，犯下罪行。漢娜．阿倫特曾表示這種平庸的惡，「可能毀滅整個世界…… 它像一株毒菌，在表面繁衍生長。」

經手洪仲丘關禁閉流程的軍中人員，甚至是禁閉室的管理人員，面對違反程序正義的禁閉，皆可以進行獨立思考與判斷，把握住對抗違法亂紀的權利，並找尋管道為其發聲。但在此事件中，這些成員捨棄獨立思考的能力，放棄抵抗軍中惡勢力，未思考當初投身軍旅的初衷——保衛台灣人民，最後變成軍中官僚體制的殺人螺絲釘。他們失去了獨立思考能力與正義感，接受教唆者、下令者一切依法行政的謊言，洪案中的容忍者、下手者口中的「奉命行事」助長了殺人闇焰。

官官相護 共犯結構遮蓋真相

官官相護的惡質文化，在軍中這種服膺威權文化的封閉環境，更顯盛行。軍中重階級與威權特色由來已久，但國軍不能因此目無法紀，放任其處於不透明，無制衡機制的狀態。事件爆發後，關鍵的錄影畫面消失，洪仲丘軍中日記也呈現空白，軍檢偵查雖已於昨（31）日偵結起訴，真相仍然不明，令家屬完全喪失信心。軍檢的官僚作風、拖延虛應，造成台灣民怨沸騰，人民走上街頭抗爭。

法律學者曾提出聲明，「偵查階段沒有專屬管轄權的問題。」但洪仲丘案卻無法比照江國慶案，由軍方和檢方合組軍司法聯合小組來處理，甚至家屬要求由公正第三方介入偵辦，也遭到拒絕。洪案家屬之心憂，台灣法律學者之言鑿，為何軍檢仍是聽不到、看不見？

集體霸凌 放縱道德冷漠合理化

集體霸凌本身根源人性中的強凌弱、眾欺寡、弱肉強食的動物性行為。但怎樣的軍中霸凌文化，就會產生怎樣的成人社會文化，集體霸凌也是犯罪的黑暗前奏曲。也許有人會認為「又不是我害他們的」、「我不想惹麻煩，只想順利退伍」等，但這難道不是每個人的的道德責任嗎？

身處不合理的集體霸凌環境，沒有人理性地做出道德思考、判斷與抉擇，這種讓道德冷漠合理化的行為，驗證了德國牧師Martin Niemoller的名言：「起初他們（德國納粹黨）搜捕共產黨員時，我噤聲不語，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接著，他們囚禁社會民主主義者（左派分子）時，我沉默依舊，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再來，他們搜捕工會分子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分子；然後，他們搜捕猶太人時，我仍舊不語，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已經沒有人可以為我仗義直言了。」

守護公義 台灣公民不能退讓

一個正直的孩子之死，是否代表台灣社會正義逐漸銷蝕一空？一位傷心母親的眼淚，可不可以喚醒社會大眾對抗官官相護、共犯結構的道德勇氣？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台灣，保障了人民生命的權利，這成果是前輩們流血流汗爭取來的。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身為台灣公民，尤其在面對這些惡質軍中官官相護的集體霸凌與威權文化，更是一步都不能退讓。

全民需共同監督，務必讓洪案真相水落石出，全面檢討軍人懲罰申訴制度，不要讓正直的孩子洪仲丘枉死，不要讓洪仲丘母親的淚白流，因為洪仲丘死前充滿著道德勇氣與正義敢言，不懼怕惡勢力的個性與表現，正是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柯文哲曾說過：「台灣急需人格教育。一個有人格者，要有道德勇氣。看到不合理的事情時，敢說出來。我們要思考如何塑造一個環境，讓學生見到不道德的事情，敢自由地講出來，這是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