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菁英的奢侈信念 自己結婚卻叫別人拋棄婚姻
一群在完整家庭中長大、接受菁英教育並擁有穩定生活的人,為何會公開貶低成就了自己的價值觀?
他們依靠婚姻、家庭紀律、勤奮、守時、守法和教育取得成功,卻主張瓦解婚姻、削減警察經費,甚至將所有毒品除罪化。這些觀念的倡議者往往不必承受政策後果,真正付出代價的,卻是缺乏資源和保護的社會底層。
這種生活實踐與公共主張之間的巨大落差,促使亨德森提出「奢侈信念」(Luxury Beliefs)這個概念。
【本期受訪人物&主持人】
受訪者:羅布.亨德森(Rob Henderson)
作家、智庫「曼哈頓政策研究中心」(Manhattan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城市期刊》(City Journal)特約編輯。著有全美暢銷書《困境:寄養家庭、家庭與社會階級回憶錄》(Troubled: A Memoir of Foster Care, Family, and Social Class, 2024),該書並獲《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評選為2024年度最佳圖書之一 。
主持人:楊傑凱(Jan Jekielek)
《大紀元時報》資深編輯、EpochTV訪談節目《美國思想領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主持人。深耕訪談逾7年,透過鏡頭採訪了近千位全球政要與思想領袖,包括國家元首、多位美國內閣部長和機構負責人以及國會議員,以及臺灣副總統蕭美琴等人。
著有《按需殺戮》(Killed to Order, 2026)一書,深入探討中共體制與活摘器官真相,並於2026年榮獲《法國區雜誌》(The French Quarter Magazine)「年度最佳作家」獎(Best Author of the Year)。
走進常春藤的震撼:何謂「奢侈信念」?
「我在洛杉磯的寄養家庭中貧困長大。後來進入耶魯大學,我發現那裡大部分的人,都是由已婚雙親共同撫養長大,但他們卻貶低那些成就了自己的價值觀。」
亨德森3歲與母親分離,從未見過父親,在多個寄養家庭之間輾轉成長;17歲加入美國空軍,25歲進入耶魯大學,其後再到劍橋大學攻讀心理學博士。
從貧困社區走進美國菁英大學,他發現一個令他難以理解的矛盾:不少最富裕、教育程度最高、家庭最穩定的人,公開鼓吹的生活方式,恰恰是他們自己最不願意實踐的。
他後來把這種現象稱為「奢侈信念」。
楊傑凱問:「什麼是奢侈信念?」
亨德森答:「奢侈信念,是指一些能夠賦予富裕階層及高學歷人士社會地位,卻把代價轉嫁給社會中較不幸、社經地位較低人士的觀念和主張。」
他補充,最重要的一點是:「持有這種信念的人,本身不必承受信念所造成的後果。因此,它才是『奢侈』的。」過去菁英以奢侈品展示階級,如今物質商品普及,亨德森認為,「觀念」逐漸成為新的身分標誌。
而令他第一次真正把這些現象串連起來的,是在耶魯與一名女同學的對話。對方告訴他:「我們應該超越婚姻制度。」
亨德森問:「妳是怎樣長大的?」
她答:「我由已婚雙親撫養長大。」
他再問:「那妳自己打算建立家庭嗎?」
對方回答:「我會結婚生子,因為我就是這樣長大的,我也會讓自己的孩子這樣成長。但作為一種理想,我認為社會應該超越婚姻制度。」
亨德森說,自己當時聽到的其實是:「我受惠於這個延續已久的制度,因此能夠進入耶魯;我也計畫把這種好處傳給自己的孩子。但我的正式公開立場,卻是其他人不應該這樣做。」
「他們活在50年代,說著60年代的話」
這種落差,之所以令亨德森特別敏感,與他的童年經歷有關。「我親眼看過大量痛苦、毒癮、虐待、疏忽和遺棄。」
亨德森指出,美國不同階層的家庭結構明顯分化。1960年,不論貧富,約95%兒童由已婚雙親撫養;至2005年,上層及中上階層仍有85%,貧困及勞工階層卻跌至30%。
他回憶,兒時朋友有人由單親父親撫養,有人由單親母親照顧,也有人跟祖母生活,因為母親吸毒、父親入獄。
但到了耶魯,他看到大部分同學都有另一種成長軌跡。「他們的父母和家庭重視教育、家庭、勤奮、誠信、守時和守法。」他們努力讀書、進入好大學、找穩定工作,最後結婚生子,私人生活相當傳統。
然而在公開討論中,亨德森卻第一次大量聽到「廢除警察」、「終結監禁制度」、「推廣多重伴侶關係」、「瓦解傳統婚姻」及「所有毒品除罪化」等主張。
他用一句話總結這種矛盾:「他們活在50年代,說著60年代的話。」
「你會看到一些出身富裕的人高喊『向富人徵稅』;自己已經結婚,卻主張瓦解婚姻;本人從不吸毒,即使吸毒,也會非常謹慎,但公開主張卻是:『把所有毒品除罪化,讓人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亨德森說:「這就是奢侈信念。」
菁英是真的相信 還是在演?
楊傑凱追問:「宣揚這些觀念的人是否懷有惡意?是否刻意侵蝕那些能夠帶來成功的價值觀?」
亨德森認為,大部分人其實是真誠的。「他們真的相信削減警察經費可以減少痛苦。他們以某種方式被說服了。」
但他估計,約有兩成宣揚這類觀念的人「非常犬儒和虛偽」。「他們刻意表達這些立場,以獲取社會地位或影響力。」
亨德森說,「他們真誠的宣揚某種信念,但在內心深處,他們也會從中得到一種滿足感。」因為當一個人說出正確的菁英觀點,同儕便可能認為他「富有同情心、思想有趣而且成熟」。
◎ 與普通人不同,本身就是一種地位
亨德森認為,菁英透過觀念與大眾區隔,歷史上早有先例。中世紀時,香料價格昂貴,只有貴族負擔得起;大航海時代後,香料變得普及,一般農民也開始食用,部分歐洲貴族反而放棄香料。
「原本是:『只有我們菁英才能享用。』到普通人也開始使用時,便變成:『既然大眾都在用,我們就不要了。』」這種心理延續至今,只是區分階級的工具由物品變成信念。
但兩者有一個重要差別。「不再使用香料,影響不大;但奢侈信念會對他人造成實質代價。」例如,住在治安良好地區的人可以主張削減警力;生活穩定的人,也可以主張毒品全面除罪化。真正面對政策後果的,卻往往是貧困社區。
「覺醒主義」是否已見頂?
主持人問,近年不少機構開始撤回曾將「奢侈信念」制度化的政策,是否意味「覺醒主義」(woke)已經見頂?亨德森回答:「廣義而言,我認為是的。」
他認為,目前情況已不像2020、2021年般激烈,菁英媒體及專業管理階層亦有所降溫,但學術界仍然高度「覺醒」。他指出,2020年代初極左派一度在多個機構取得主導權,其後因過度擴張引發反彈,川普2024年再度當選,亦反映社會進入反思期。
不過,亨德森並不認為這股思潮已經消失。「我不認為覺醒主義會永久消失,它只是進入休眠狀態。」
他警告,今天有人以為風向已經轉變,開始暢所欲言,但「也許到了2033年,覺醒主義會再次回歸」,屆時甚至可能有人翻出2026年的貼文追究責任。「我認為這只是極左覺醒運動的一段低潮,並不代表未來值得樂觀。」
在他看來,2020年的那股政治與文化能量並未真正消失,未來仍可能再次回歸。而下次同樣的浪潮出現時,各大機構和政治力量能否比上一次更有策略的應對才是問題。
家庭結構崩解:破壞力最大的奢侈信念
被問到哪種「奢侈信念」破壞最大,亨德森直言:「如果一定要選一個,我認為很多社會問題都與家庭有關。」
他認為,否定穩定家庭結構對兒童成長的重要性,可能衍生就業、犯罪、婚姻及毒癮等問題,而這不能單純歸因於貧窮,「1960年同樣有窮人」。他強調,「很多問題都由家庭和穩定社區開始」,成功人士也應更誠實說明,究竟哪些行為和習慣幫助自己取得成功。
◎ 站在頂層,為何反而最渴望地位?
亨德森將「社會地位」定義為從同儕獲得的尊重和欣賞,並指研究顯示,這種認同感對幸福感的影響甚至高於收入和教育。他把地位渴望比作飢餓:「人人都有,但有些人感受得更強烈。」
更反直覺的是,最渴望地位的通常是已接近社會頂層的人,「已經擁有地位的人,反而想要更多。」
亨德森認為,當物質和安全需要得到滿足後,人便更追求尊重、認同與影響力,「奢侈信念」也因此成為展示身分與地位的一種工具。
◎ 真正改變社會的 往往不是普通大眾
從個人對地位的追求延伸到社會層面,亨德森認為,真正推動歷史變化的往往不是底層群眾,而是既有菁英與另一批「反菁英」之間的競爭。
他引用科學家圖爾欽(Peter Turchin)的觀點指出,許多社會鬥爭,本質上是掌握資源、人脈和影響力的不同菁英群體爭奪主導權。民眾雖然提供支持,但真正把議題推上政治與社會舞臺的,仍多是菁英。
他亦以美國革命為例,指出開國元勳本身大多受過良好教育,以當時標準而言亦相當富裕,正說明重大社會變革大多由有能力組織、動員和提出願景的人帶動。
亨德森因此認為,左派長期善於在教育及專業機構布局,而保守派常常只希望「不受打擾」,容易在制度競爭中失去主導權。他引用一句話總結:「想要勝利的一方,永遠會戰勝只想不受打擾的一方。」
奢侈信念就像時尚 代價卻由弱者承擔
主持人最後問,「奢侈信念」是否可能消失?亨德森回答:「我會把奢侈信念比作時尚。時尚和潮流具有週期性,今天流行的東西,一、兩年後便會過時。」
他以「廢除警察」為例,這項主張一度迅速進入主流,甚至有城市削減執法經費,其後風向逆轉,一些昔日支持者又稱「我們當時不是真的這個意思」。
亨德森說:「因為它已不再流行,人們會轉向下一個潮流,而且沒有人需要為此負責。這才是最悲哀的地方。」
被問到是否需要問責,亨德森坦言:「我當然希望有人被追究責任,但我不會押注一定會發生。」他認為,除了檢視過去的失敗,社會亦需要提出新的正面方向。
在他看來,具體的「奢侈信念」會像時尚般不斷更替,但追求地位和與眾不同的心理不會消失;而當這些潮流由最不必承擔後果的人提出時,真正付出代價的,仍是社會中最脆弱的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