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全球驚現上千個親共組織?揭祕中共統戰網絡
您或許很難想像,加拿大竟被認為是中共海外統戰活動最活躍的國家之一!華府智庫「詹姆士敦基金會」主席孟沛德提出警告:當民選官員接觸這些相關團體時,聽見的究竟是民意,還是經統戰網絡包裝的中共立場,已成為民主社會不可忽視的風險。
【本期受訪人物&主持人】
受訪者:孟沛德(Peter Mattis)
現任美國國安智庫「詹姆士敦基金會」(The Jamestown Foundation)主席,曾任美國聯邦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高級研究員、特別競爭研究計畫(SCSP)情報主任、美國國際民主協會全球民主韌性高級顧問。
2019年至2021年間,擔任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幕僚長,並在任內參與立法團隊工作,推動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以及《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
早年曾在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NBR)的「戰略亞洲」與「東北亞研究」項目擔任研究助理。也曾任美國中情局(CIA)反情報分析師,長期研究中國政治、中共情報體系、美中戰略競爭與國家安全議題,並曾於2016年CECC有關「中國情報機構與間諜行動」的聽證會上作證。
著有《分析中共軍隊:關於人民解放軍的評論文章與資源指南》(2015),並與人合著《中共間諜活動:情報入門》(2019)。
主持人:楊傑凱(Jan Jekielek)
《大紀元時報》高級編輯、「大紀元頻道」(EpochTV)《美國思想領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訪談節目主持人。
在過去7年裡,他透過鏡頭採訪了近千位思想領袖,包括國家元首、多位美國內閣部長和機構負責人以及國會議員,臺灣政要也紛紛受邀接受採訪,包括副總統蕭美琴、駐美代表俞大㵢、「壯闊台灣聯盟」創辦人吳怡農、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王定宇。
2026年2月17日出版《按需殺戮》(Killed to Order),該書從中共漠視、摧毀人性的本質探討了活摘器官這樣的罪惡能在當今中國發生的原因。2026年4月獲《法國區雜誌》頒發的「年度最佳作家」獎(Best Author of the Year)。
孟沛德接受大紀元《美國思想領袖》節目專訪時表示,加拿大由於過去執法與情報資源有限,加上長期缺乏足夠審查,不少中共統戰相關組織得以在較少阻力下發展壯大,甚至公開運作多年。統戰的影響,已逐步滲入政治、媒體、科技及公共政策領域。
中共統戰網遍布民間 逾2千親共組織
詹姆士敦基金會最新報告《動員人民:繪製民主國家的(中共)海外統戰工作地圖》(Harnessing the People: Mapping Overseas United Front Work in Democratic States)揭示,中共統戰網絡已遍布美國、加拿大及其他西方國家,研究辨識出超過2,000個相關組織,而美國就涉及逾1,000個。
這些團體表面上可能是社區、商業或專業組織,其中有人明知自己正在與中共合作,卻刻意代表社群發聲,實際上卻可能將公民的聲音轉化為中共的政治影響力。
這份報告主要由中國問題專家、詹姆士敦基金會研究員余雪莉(Cheryl Yu)完成。她目前仍持續追蹤其他國家的統戰網絡,意味相關組織的實際規模可能進一步擴大。
◎ 什麼是中共「統一戰線」?
統戰工作的核心:辨識並動員「朋友」、拉攏或孤立中立者,同時打擊對手;這套機制也可用於技術轉移、人才招攬及海外政治動員,例如在中共黨魁外訪時組織群眾到場歡迎。
孟沛德指出,它不只是一個黨務部門,更是中共用來控制和動員黨外人士的一套政治運作機制,不但深入國內治理,也被用來整合海外資源。
◎ 統戰機構如何運作?
「只要有黨委的地方,就可能有統戰工作。」
孟沛德表示,統戰並不像西方國家發動某項祕密行動,需要特別授權,而是中共每天都在進行的日常工作,甚至被形容為「全黨的工作」。
他指出,從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到國務院副總理,都有人參與統戰體系;國家安全部、外交部、商務部及教育部等政府部門,也各自扮演角色。這套系統一路從中央延伸至地方黨委、大學、科研機構、企業,甚至中外合資公司。而中共駐外使領館也不例外,「當你走進一間中國領事館,裡面一定會有專人負責統戰工作。」
他形容,理解統戰最重要的一點:將其視為中共黨與社會之間的「結締組織」,把不同機構、團體與個人連接起來,再透過組織與動員,讓整個社會朝中共希望的方向移動。
龐大海外統戰系統 滲入民主社會
孟沛德表示,對西方國家而言,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海外統戰工作,其背後是一套涉及數十萬人的龐大系統。中共會透過華人社團、科技組織和人才計畫,物色可能被招攬的科學家、工程師及專業人士。他舉例,有人會成立「美籍華人科技協會」之類的組織,聚集華裔人士,甚至拉攏臺裔美國人,再透過「千人計畫」等人才計畫建立聯繫。部分人士也可能被吸納為中共海外聯誼會顧問、政協海外代表,再透過統戰網絡接觸目標人物,然後判斷哪些人可以利用。
他認為,這些組織在民主社會中的「代表性」尤其值得關注。政治人物往往透過社區、宗教、家長會或服務團體接觸民眾,並將組織領袖視為數百甚至上千名居民的代表。「但問題是,如果坐在你對面的組織領袖,明知自己正在和中共合作,那麼他實際上就是在劫持公民的聲音,拿來替中共發聲。」孟沛德說,政治人物以為自己聽見的是一個社區500名居民的聲音,但對方心想的可能是:「我代表的是北京的聲音,而你卻以為我背後站著那500名居民。」他強調,這涉及主權屬於人民的根本概念,「而他們正在奪走人民的聲音。」
他警告,最嚴重的情況下,這些網絡還可能被用於間諜活動、技術盜竊及跨國鎮壓,包括監視特定人士、追蹤行蹤及蒐集個人資料。
孟沛德形容:
「這些團體最終可能變得像一片被刻意栽培出來的高草叢,用來藏匿毒蛇。」他強調,普通成員未必知情,「蛇躲在草裡,並不是草的錯。」問題在於有人刻意培植這片草地,讓國安、公安甚至軍方人員得以藏身其中。
統戰更準確的說,是對公民社會的「收編和顛覆」,目的在於建立控制;當這套模式延伸至海外,便可能進一步將自由社會的組織、聲音與反饋機制納入中共主導的政治網絡。
統戰重災區加拿大 影響中文媒體環境
孟沛德指出,加拿大過去二、三十年對中共影響力行動反制有限,因此統戰影響格外突出。他提到,早年的「響尾蛇計畫」(Project Sidewinder)曾調查中共、商界、三合會(華人黑幫組織),以及這些網絡如何可能在加拿大建立政治影響力。然而,這幾乎成為加拿大最後一次大規模、公開的對中共影響力提出警告。此後,不少相關組織持續發展壯大,加上加拿大執法與情報部門投入的資源有限,這些網絡長期面對的阻力遠低於美國。
孟沛德以美國作比較指出,自1990年代起,美國已因競選資金醜聞、中共國企及解放軍相關企業活動,展開國會聽證、司法調查及反情報行動,亦曾由「美國國家安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與商業關係特別委員會」的報告(俗稱《考克斯報告》)關注中國技術間諜活動。「所以中共有充分理由認真看待美國的反情報能力。」孟沛德認為,這正是加拿大按人口比例計算的相關組織數量明顯高於美國的原因之一。
「加拿大過去不需要面對同等程度的反制。」直到近年才開始成立外國干預調查機制,並推動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但整體仍處於起步階段。他說,過去不少相關組織甚至毋須隱藏自己。
談到統戰影響對加拿大造成的後果,孟沛德認為,其中最明顯的變化之一,是整個資訊環境被改變。「過去20年,中文媒體環境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他表示,除了少數例外,加拿大大量中文媒體逐漸倒向中共立場,與1960至1980年代華人社群的情況大不相同。「以前還有很強烈的反共意識。」孟沛德說,當時不同力量會主動爭奪報紙、廣播及其他媒體的話語權,因為真正爭奪的,是「誰有權塑造人們如何看待世界」。
公民社會應參與公開討論
節目最後,楊傑凱追問:「我們是不是不應該只停留在討論?」孟沛德回應,當然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統戰問題規模龐大,「不可能靠抓人全部解決。」但對普通公民而言,能夠公開討論問題,本身就是重要的一步。他指出,無論身處大學、企業或非營利機構,在選擇合作夥伴時,都應具備基本的審查與辨識能力,「我們必須能夠看清楚,這個組織實際上到底是什麼。」
不過,民主社會也不能把所有問題都訴諸司法,法律必須劃出清楚界線,政府的調查與情報權力應聚焦違法行為,而不是針對本身合法的活動。孟沛德說:「這也是為什麼公民社會必須公開討論這些問題,每個人也必須為自己所在機構的完整性負責。而同樣的責任也落在政府身上。」他強調,各國政府同樣有責任維護國際制度的完整性。當這些國際機構的決策足以影響全球,各國政府也必須採取行動,防止其受到政治力量操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