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瞭望】歐洲綠色協議正在瓦解
過去十年，歐洲在全球氣候政策制定中發揮了領導作用，2019年啟動的《歐洲綠色協議》（European Green Deal，註：2021年7月生效）尤為引人注目，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Ursula von der Leyen）將其比作「人類登月時刻」。這個綠色協議旨在到2050年使歐洲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氣候中和」（climate-neutral）的大陸，同時促進創新並加強歐洲的工業基礎。
然而幾年過去了，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綠色協議非但沒有實現其目標，反而日益與能源成本上升、競爭力下降和政治反彈等聯繫在一起。它加深了歐盟內部的分裂，令全球關係緊張，並增加了家庭和企業的壓力——這引發了人們嚴重質疑綠色協議的可行性和長期經濟影響。
綠色意識形態削弱歐洲經濟
當前歐洲經濟停滯不前，突顯其能源和氣候戰略中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而這與《歐洲綠色協議》的走向密切相關。自綠色協議啟動以來，歐洲的競爭力急劇下降，而能源成本飆升正是其核心原因。如今，企業的能源稅幾乎占成本1/4，而歐洲的電價卻是美國和中國的兩到三倍。
這些結果很大程度上源於政策選擇。雖然歐洲的碳排放量僅占全球的6%，歐盟具有約束力的目標是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到2030年減排55%，此舉限制了歐洲的能源供應。
與此同時，歐洲逐步淘汰核能、限制天然氣供應及依賴間歇性的綠色能源，這些措施都削弱了能源安全，擴大價格波動。對於能源成本可占總生產成本30%的工業而言，能源供應緊張加上碳定價（carbon pricing），已經成為一項關鍵制約因素，迫使企業縮減規模、搬遷或關閉，加速了整個歐洲大陸的去工業化進程。
汽車業清晰的展現了這些壓力：該產業占歐盟國內生產毛額（GDP）的7%以上，並提供了近1,400萬個就業崗位。然而，儘管技術挑戰和市場限制尚未解決，2035年禁用內燃機引擎的壓力，迫使該產業迅速轉型為電動車。
正如德國豪華汽車巨頭梅賽德斯－賓士（Mercedes-Benz）執行長康林松（Ola Källenius）所警告的那樣，這項政策有可能令汽車業「全速撞牆」。汽車業面臨的後果已經顯現：產量下降、重組加劇、大量失業——自2020年以來，這個產業已經損失8.6萬個工作職位，到2035年，還將有多達35萬個工作職位面臨風險；與此同時，監管變得日益嚴格，預計在2030年前利潤將下降7%至8%，令汽車業陷入虧損，並削弱歐洲在全球汽車業的領先地位。
農業也成為「綠色協議」最明顯的受害者之一。更嚴格的排放、土地利用、農藥和化肥規定推高了成本，擴大了產量波動，對小農戶的打擊尤為沉重，並加速了大型農業企業的整合。
諸如減少50%的農藥使用量和擴大有機農業規模等目標，可能會導致產量大幅下降，威脅到農村生計和糧食安全。這些政策非但沒有鼓勵農民創新和提高生產力，反而限制了生產，引發了廣泛的抗議，並削弱了競爭力和永續性。
總而言之，這些壓力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反映了影響範圍更廣的經濟負擔。歐盟執委會估計，轉型每年至少需要2,600億歐元的額外投資，總成本最高可達歐盟GDP的12%——這對歐洲經濟而言，無疑是一個日益難以承受的負擔。
綠色協議的中央計畫問題
如今，經濟上的壓力正在轉化為政治上的反彈。近年來，反對歐洲綠色協議的呼聲席捲整個歐洲大陸——從農民和工業團體到選民和政黨，無一遺漏。
2024年歐盟選舉結果證實了一個早已顯而易見的事實：曾經占據主導地位的綠色共識正在瓦解。為回應反彈，布魯塞爾方面開始悄然撤回《歐洲綠色協議》的關鍵要素——放鬆監管、引入漏洞，甚至刻意迴避「綠色協議」（Green Deal）這個說法。曾經被視為歷史性變革的計畫，如今正在瓦解。
這種反彈反映了更深層次的失敗。儘管歐盟在2021年至2027年間在這方面的撥款高達6,800億美元，超過歐盟預算的1/3；但是「綠色協議」對環境的改善十分有限，同時對歐洲家庭和企業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他們現在面臨著更高的能源價格、稅收壓力和監管壓力。
問題不僅在於執行層面，更在於結構層面。「綠色協議」依賴集中規劃來管理複雜的能源轉型，但是政策制定者卻缺乏有效實施轉型所需的資訊和激勵機制。其主要缺陷在於拒絕技術中立（technological neutrality）原則。
領先的製造商支持電動、混合動力、氫能和電子燃料等多種能源的混合發展，以促進自由競爭並催生高效的解決方案，然而布魯塞爾卻強行推進單一路徑——這種做法實際上是集中決定哪些技術能夠生存下來，並將產業專業知識邊緣化。
在這種體系下，結果可想而知：資源錯配、競爭扭曲，失敗的代價高昂。歐洲嚴格的監管環境加劇了這些扭曲，歐盟單一市場內部壁壘導致商品關稅高達44%，服務關稅高達110%，進一步限制了效率和創新。
德國經濟清晰的展現了這些動態。長期以來，德國被視為歐洲綠色轉型的領導者，其「能源轉型」（Energiewende），即擴大可再生能源並逐步淘汰核能，自2002年以來已耗資約8,000億美元，但是收效甚微，導致德國工業的電力成本比美國競爭對手高出五倍之多。
可再生能源領域取得的大部分進展，都被關閉零排放核電廠的後果所抵消。據估計，如果保留核電產能，德國本來可以以一半的成本實現73%的減排目標，這突顯了意識形態驅動型政策的局限性。
如果與美國比較，得出的結果頗具啟發意義。在美國，自1990年以來，全國經濟規模增加超過一倍，但是排放量卻有所下降——這主要得益於市場力量，特別是轉向更便宜的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的擴張。這種組合在減少排放的同時，並未帶來相應的成本。與此同時，歐洲則採取了一種更為僵化、政策主導的方式，導致物價上漲，經濟成長放緩。
《歐洲綠色協議》更深層次的啟示就是，氣候政策若背離了歐洲賴以繁榮的根本原則——自由企業、開放市場、私人創新和有限政府等，便無法取得成功。歐洲集中規劃的氣候議程與經濟現實發生衝突，削弱了經濟成長，並引發了政治反彈。能源轉型無法透過集中規劃、補貼和政治指令來實現。創新源於競爭、實驗和市場信號，而不是政府對技術成果發號施令。（信宇編譯）
——原文「Europe’s Green Deal Is Unraveling」發表於「美國經濟研究所」（AIER）網站，英文《大紀元時報》獲授權轉載。
作者穆提（Mohamed Moutii）是歐洲經濟與財政問題研究所（IREF Europe）的研究員，他翻譯了大量英文書籍，致力於在阿拉伯語世界傳播自由市場理論。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