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出版界背後 美國扶植第三勢力

香港一直是移民社會，且一度成為重要的「避風港」，國共內戰避難者令香港人口暴增，二戰後由80萬人增至200萬人。那時還出現文化「百家爭鳴」局面，出版物傳播兩岸皆不能說的話，背後存在「第三勢力」，與美國密切相關。余英時教授正是歷史見證者。

在今年台北國際書展的講座中，香港學者柴宇瀚帶來新書《左右國共大局：香港第三勢力流亡錄》，並以「香港『第三勢力』與移民潮」為題，講述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柴宇瀚是香港史學會理事、民國史學會研究員議團團長。他走訪臺灣的國史館、國民黨黨史館、中央研究院及香港歷史檔案館等，閱讀近十年才解密的文件，抽絲剝繭一段塵封的歷史。回顧國共內戰後期流亡香港的華人群體，1950年代起在國共兩黨以外組織「第三勢力」，獲得美國的經濟支援，在海峽兩岸的夾縫中左右大局。

柴宇瀚在台北國際書展的講座中分享「香港『第三勢力』與移民潮」。（柴宇瀚提供）

第三勢力投入出版 影響深遠

國共內戰進入後期，大批國民黨官員、軍人、知識分子及普通民眾流亡至香港。他們之中，有人選擇定居香港謀求生計，也有部分軍政要員希望組織反攻，重返中國大陸。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策動部分流亡人士組建政治與軍事組織，試圖利用香港作為橋頭堡來對抗中共與國民黨政權。在美國資助下，這些反共、反蔣、反獨裁的勢力逐漸形成，被統稱為「第三勢力」。這股勢力不僅有軍事行動計畫，也包括政治組織和文化運動。

吸引柴宇瀚的歷史，並非「第三勢力」在政治和軍事上的事蹟，而是出版業務蓬勃發展的一段往事。1949年至1994年，許多知識分子投入文化事業，令香港步入一段黃金時期。他們成立出版社、發行報刊，出版各類政治、文化、哲學等書籍，內容涵蓋兩岸皆難以公開討論的議題。

《左右國共大局：香港第三勢力流亡錄》書影。（柴宇瀚提供）

這一時期的香港成為華語世界言論最自由的地方之一，使得香港的文化事業達到高峰。自由出版社、友聯出版社、人人出版社、高原出版社、自聯出版社、亞洲出版社、今日世界出版社、再生出版社……背後都有來自美國的經濟支持，發行的書籍、雜誌、報刊，對香港文化影響深遠。

例如：曾經出版對香港青少年影響甚深的《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和《大學生活》都是友聯出版社旗下的刊物。參與其中文人墨客的言論與精神，至今依然活在人們心中。友聯出版社前董事總經理何振亞受訪，提到友聯社創辦的宗旨理念：「政治民主、經濟公平、社會自由」，反共也是刊物的一大方向。

「第三勢力」能夠在香港蓬勃發展，與新亞書院的學術支持密不可分。新亞書院的師生關係緊密，教授如錢穆、唐君毅等人，會主動向出版社推薦優秀學生進入出版界工作，並促成新亞書院畢業生在「第三勢力」出版機構大量任職，也使得這些出版社成為自由思想的溫床。

大磡村 自由思想孕育地

左舜生、易君左、余英時、許冠三、胡越（司馬長風）等，文壇赫赫有名的前輩，都曾經居住在如今已拆卸的大型寮屋區，位於鑽石山的大磡村。大磡村是客家村，最初的開拓者是明代皇室後人朱仁鳳，1715年遷至香港，朱氏家族在此聚居。

1930年代，英國皇家空軍在大磡村建造飛機庫，又建機槍堡守衛啟德機場航道。日據時代，啟德機場附近的鄉村全被拆毀，朱氏宗祠被夷為平地，村民亦被迫遷離。二戰結束後，大批中國難民逃難來港，大磡村成為新移民落腳點，就地取材建起木屋，形成大型的寮屋區。

柴宇瀚講述，大磡村巧合的住下來的就是一般知識分子，例如：左舜生來到香港後，湖南同鄉易君左也在1949年避居香港，那候就互相幫忙，左舜生提供房間給易君左和他太太居住，兩人還一起開了間雜貨店，名為「榮康商店」，這些地方都是知識分子相聚的地方。

翻查當時文人所創立的出版社地址，都可以看到集中於鑽石山附近，如自由出版社在鑽石山下元嶺152號，友聯出版社、人人出版社、平凡出版社都在鑽石山大觀路16號……這些出版社的創辦人及活躍分子，都居住在附近的大磡村，這裡也成為自由思想孕育地。

大磡村一度人才濟濟，成為自由思想孕育地。圖為2015年的大磡村，現已清拆。（柴宇瀚提供）

左舜生、易君左、余英時等文壇赫赫有名的前輩，都曾經居住過大磡村。圖為2015年的大磡村，舊有景色。（柴宇瀚提供）

余英時與第三勢力

余英時曾獲「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是華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余英時回憶錄》寫下香港記憶，「我在香港的五年（1950~1955）一直生活在流亡知識人的小世界中，和香港作爲英國殖民地的工商社會根本沒有接觸的機會。但現在回顧起來，這個小世界的獨特性質是值得揭示出來的。」

「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澈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所以流亡知識人異口同聲的說，『香港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事實真相確是如此。」余英時這段記憶，印證了那個年代香港社會的情況。

柴宇瀚對「第三勢力」進行研究，很大程度受到《余英時回憶錄》講述「第三勢力」的往事啟發。他介紹，余英時最初與「第三勢力」的接觸是通過自由出版社旗下的《自由陣線》。20出頭的他年輕有為，當時的稿費也很高，大約寫1千字就可以得到10元稿費，相當於一星期伙食費。

該報刊的編輯丁廷標對他的才華非常賞識，便邀請他擔任《自由陣線》編輯，並負責一個青年專欄，讓他可以尋找優秀的文章進行發表。這一經歷讓余英時深入接觸「第三勢力」的知識分子群體。

後來，余英時從新亞書院文史系畢業，受錢穆的推薦及友聯出版社邀請，短暫擔任《中國學生周報》總編輯，僅僅持續了3個月，他因與創辦人理念不合，加上他準備報考新亞研究所，最終選擇離開總編輯職位，回到《自由陣線》繼續從事編輯與寫作。

余英時在新亞畢業後，到美國哈佛大學深造、取得博士學位，並獲該校聘為中國史教授。1973年，余英時回中大擔任新亞書院院長，兼任大學副校長，兩年後重回哈佛任教。雖然余英時一生大部分時間在美國，但香港是他人生中重要的轉折點，「第三勢力」的群體對他後期思想影響頗深。

據《香港文學通訊》第56期介紹，自由出版社於1950年代初在香港成立，是美國駐港新聞處資助的文化出版機構之一，主要負責人為謝澄平。司馬長風、徐速、黃思騁等幾位著名作家曾擔任自由出版社的編輯或設計工作。該社出版的書籍以反共、懷鄉、流亡為主，同時出版不少學術書籍。

自由出版社出版的《自由陣線》週刊，刊載不少談論「第三勢力」的文章，宣傳第三勢力的政治理念。文學方面，1950年代美蘇國際政治關係緊張，自由出版社出版蘇聯作家巴斯特納克於195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齊瓦哥醫生》，貢獻甚大。自由出版社也在九龍彌敦道開設「平安書店」，包辦出版、發行、印刷、門市等工作，直至1970年代，因美國經濟支持不斷減縮而結束。

未竟之志 海外埋下種子？

回顧「第三勢力」的歷史，可以發現香港既是政治難民的避風港，也是思想文化的交匯點。然而，「第三勢力」並未能成為真正影響中國政治的力量，其影響力主要體現在文化與知識層面。今日的「第三勢力」或許已不復當年，但精神仍可供借鑑。

香港經歷數次大規模移民潮，政治因素始終是主導力量。1950年代移民潮，主要是因國共內戰導致大陸難民南下香港尋求庇護，這也是「第三勢力」崛起的時代背景。移民的湧入，使得香港人口從戰後初期的80萬人迅速增長至百萬級別，並且帶來新的文化與經濟活力。

近年的移民潮則是香港居民外流現象。政府統計處數字顯示，香港人口在2019年有752萬人，至2023年底為750萬人，表面上僅減少2萬，但細看常住居民，從736.5萬人降至722.9萬人，減少13.6萬人，新增的人口是流動人口，由15.5萬增至逾27萬人，增加11.9萬人。

這波移民潮與1950年代的南下潮不同，這一波移民主要是因應2019年後香港政治環境的變化，部分港人選擇離開香港，前往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地尋找新生活方式。香港的「政治避風港」、「禁書天堂」已經不復存在，在《港版國安法》下，言論和出版自由步步萎縮，涉及異見政治及社會論述的書刊也都消聲匿跡。

近年來不少堅持民主信念的港人流亡海外，離散港人心中總有一團不滅的火，柴宇瀚認為，研究歷史可以為今日留下借鏡，剖析「第三勢力」的發展軌跡，亦是鑑古推今，相關人士的未竟之志，或會在海外埋下種子，未來的走向亦充滿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