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稱台灣假消息氾濫 專家籲防中共統戰

2023假訊息年度調查發表暨高峰論壇今天（19日）在台大法律學院霖澤館舉行，調查結果顯示今年有高達83%的台灣民眾，在最近一年內有收到假消息。假訊息最多的傳播管道為網絡和手機。多數民眾支持政府立法管制假訊息。專家呼籲積極防制假訊息，以阻止中共對台統戰。

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與台大新聞所、政治系合作，連續2年進行「假訊息現象與事實查核成效」調查。事實查核基金會董事蘇正平擔任主持人致詞表示，「多場論壇即將陸續登場，因為台海局勢緊張，國際都關注假訊息議題，還有相關的查核假訊息組織，以及有哪些方法遏止假訊息的傳播，對這些問題大家都需要去了解。」

今年度調查委由民間調查機構執行，結合台大動態民意研究計劃（NTUWS）會員資料庫，該計劃使用「混合模式」（mix mode）調查方法，結合網絡調查及（家戶）電話調查兩種方法。調查執行期間為2023年4月1日至17日，網絡調查取得有效樣本1,789案；電話調查成功完訪數為1,200案。由台大新聞所所長洪貞玲教授、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佑宗、台大新聞所副教授謝吉隆報告今年度主要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1：假訊息最多的傳播管道為網絡和手機

針對假消息認知情形，調查結果顯示假消息散布的情形仍然嚴重。今年有高達83%的台灣民眾在最近一年內有收到假消息，比去年的74.5%略高。除一般民眾及社運團體這兩類人外，超過一半的台灣民眾認為媒體、政治人物、境外勢力三方最常製造假訊息，最多的傳播管道為網絡和手機，其次為電視、廣播和報紙。

絕大多數的台灣民眾認為假消息對社會的影響嚴重。至於假消息是否影響社會信任及政治信任；調查結果顯示，多數台灣民眾認為假消息會減少對某些人或制度的信任，尤其以媒體工作者最為嚴重，高達66%。其次是政治人物，也高達62%。第三則是政府的施政，減少55%的信任。對社會人際關係和民主制度的影響也不小。

有關如何辨識假訊息，調查發現，民眾經常選擇方法依序為「與親朋好友討論」「聽取專業人士對那則新聞的判斷」「查閱相關書籍或其它實體資料」「使用事實查核機制」等，2023年各類查核方式的使用人數比例均較2022年提升。當遇到假訊息時，有8成民眾會提醒親友這則新聞為假訊息，也有超過4成會分享澄清該則新聞的帖文。顯示人際互動對於辨識、抑制假訊息影響甚大。

調查結果2：逾6成民眾認為政府、科技公司應限制假消息流傳

調查也發現，高達9成4民眾認為有需要透過教育或宣導加強民眾辨識假消息的能力；針對事實查核的認知，有過半的台灣民眾知道民間闢謠或事實查核機構；且有6成民眾認為民間查核組織具有公信力，有半數民眾知道台灣事實查核中心。至於民眾是否真正使用事實查核資源，調查顯示，有52.4%從未使用過，顯示推廣使用有進一步努力空間。

針對民眾對假訊息的問責，調查發現，超過6成民眾認為政府、科技公司應該限制假消息在網絡流傳，即使損害人民言論自由。有9成認為應該透過立法，要求社群媒體建立假消息的自律機制；有超過8成民眾認為應該立法要求網絡平台提高演算法透明度。調查也發現，有6成左右的民眾認為網絡平台應該付費取得相關新聞授權。

調查結果3：政治謠言「只看立場不看事實」

為了解事實查核是否有效更正民眾錯誤認知，此次調查新增實驗設計，讓對照組和實驗組觀看一則健康生活類謠言，和兩則政治事件謠言。結果發現，事實查核的確可以明顯改善人們對假訊息錯誤認知；但政治和非政治事件的查核效果有所差異。對於生活健康事件，事實查核效果沒有受到黨派立場影響；對於攻擊特定政黨、政治人物假訊息則出現明顯黨派立場，也就是對有很深的黨派立場的人，會出現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情況。

張佑宗建議，查核報告最重要的溝通對象應該是台灣社會的中間選民，中間選民比較不會受到攻擊對象是誰而受影響。台灣中間選民有4成，雖然事實查核沒有辦法改變所有人的看法，但確有存在的必要。

謝吉隆說，連續兩年調查發現假訊息傳播確實有「第三人效應」，受試者認為別人較容易受假訊息影響，而自己比較不容易受影響，不過，今年調查的第三人效應略為降低。

洪貞玲說，過半的台灣民眾（58.6%）知曉民間闢謠組織和事實查核組織，包括：查核中心、Mygopen、CoFacts真的假的資料庫、趨勢科技防詐達人、美玉姨、LINE查證等，比例比去年略高，47.6%受訪者會使用這些闢謠資源，比例均高於去年。其中，網絡調查民眾比電訪知曉查核組織的比例更高，可能是闢謠組織更運用網絡來傳播查核結果。

專家：防制假訊息氾濫 阻止中共統戰

發表會後舉辦「假消息的來源、影響及因應之道」高峰論壇，由洪貞玲教授主持，與談來賓包括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陳志柔、台大法律系教授蘇慧婕、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總編審陳慧敏。

陳志柔說，過去中研院調查發現，有6成民眾不信任網絡上流通的訊息。這次假訊息年度調查，有8成民眾認為網絡會散播假訊息，顯示社會對假訊息的「病識感」提高，就有機會對症下藥。他說，假訊息的操作是中共統戰的手法之一，且操作方因應情勢變化的能力很強，假訊息的手段會愈來愈綿密、細緻。

陳志柔認為解方有二：第一，是民間要建立資訊生態系統，第二，則是政府的跨部門協調整合。民眾期待政府要及時應對假訊息，但訊息防制的業務跨足數個部門，包含教育部、勞動部、數位部等，並不是單一部門針對單則訊息闢謠的問題，而是必須加強合作、整合，才能做深度的整備和演訓，推動立法的效率和形成共識。

陳慧敏表示，假訊息會減損對政府施政的信任，這是訊息生態圈的一個重大危機。民主社會應要共同創造「信任圈」，透過信任圈取得可信任的資訊、有品質的公共政策討論；但從去年九合一大選前至今，已經可觀察到假訊息會針對政治生態中的對立、政策的缺口鋪陳，吸引民眾注意；還有媒體結構性的問題、數位小編未經查證追逐網絡社群帖文的現象，讓假訊息透過匿名路徑、媒體轉載、社群擴大渲染的特性傳播。

蘇慧婕表示，用法律應對訊息管制可能有兩種方式，一是要求公民更積極、但如果民眾不積極也莫可奈何；另一個是容許政府更積極的介入，但產生爭議時，就會產生政府箝制言論的疑慮，這是不同價值預設的取捨，也是兩難的狀況。未來有待更細緻的公民社會討論來處理。

羅秉成表示，立法管制假訊息是應該討論的議題，《數位中介法》原希望立法規範、要求平台肩負相關責任，但NCC在2022年舉行公開說明會後，因法案內容中的幾個議題被放大、遭操作成《數位中介法》是對言論自由的傷害，使得草案在初步討論時就胎死腹中，立法管制假訊息和言論自由的兩難，還有待凝聚社會共識。

羅秉成說，網絡訊息犯罪樣態多元，目前是針對不同假訊息樣態處理，針對詐騙，有打詐相關修法；針對兒少性暴力、性犯罪、性剝削有相關法令應對。他指出，要用法律工具切入訊息防制有一定複雜性，現在用單一法律處理假訊息，或許尚不成熟，未來是否需要一般性的共同原則、要求平台建立自律機制，仍有待更多的時間面對與更多的社會溝通。

責任編輯：林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