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趕「低端人口」：秩序與人道之間的「中國結」（下）

這一點，中國官員心中有數。2011年4月12日，在「中國-東盟城市交流與合作」研討會上，馬來西亞的代表對中國城市市容羨慕不已，通過翻譯不停地問中國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發展中心主任李鐵：「為什麼你們的城市這麼乾淨？為什麼你們的城市裡沒有貧民窟？」李鐵的回答還算實在：「作為政府的考慮，不希望在特大城市出現像巴西、印度等國的『貧民窟』現象。」並指出「農村人口不能自由地進城鎮落戶，意謂著他們在城市只能就業，漂泊生活，卻不能獲得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公共服務。」承認「這種限制政策也抑制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妨礙了中國農村的發展。」

因為語言與國情的隔閡，東盟代表也許不知道，李鐵這幾句話後面隱藏的事實很殘酷，為了保護城市的乾淨靚麗，中國政府用有形的區隔（如戶口制度），社會用無形的區隔（城市的高房價與高價格的公共服務）剝奪了高達數億人口的基本權利。

中國城市應該允許貧民區的存在

驅趕城市外來者，在中國這不是第一次，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這次北京的驅離行動之所以讓外界備感憤怒，除了手機秒拍將被驅趕者在寒風中戰慄的畫面實況傳播至網路世界之外，還有時勢的原因：人們對中國當局的不滿蘊積已久，反腐敗都難以賣座，「低端人口」之說更是觸動了中國人心中那根極為敏感的弦。大多數中國人都是艱難度日的社會底層，尤其是進城討生活的農村人口，隨時都可能成為當局驅趕的低端人口。

中國數千年歷史，王朝傾覆了若干輪。歷次王朝傾覆，除了外敵入侵之外，基本都是流民揭竿而起的結果。遠的不說，就以離本時代最近的明清兩朝來說，進入中葉之後，都因人口漸增、土地日益集中，失地農民日漸增多並成為流民，統治者先是「驅人歸田」，因「無地可耕」而無法安置；然後就在剿撫之中彷徨搖擺，直至最後或被農民起義吞沒（明末農民大起義），或在各種民變中日益衰弱，直至滅亡，例如清朝中葉以後的歷史，先是盛世中的白蓮教、天理教等各種小規模起事，後是太平天國起義這場遍及11省的大規模起義。

中共革命號稱「無產階級革命」，其實主體並非中共所說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而是流民，即失地農民。

與中國同列為「金磚四國」的三個國家，除俄羅斯之外，印度、巴西都有城市貧民窟。在貧民窟中排名第一（按面積）的印度孟買達拉維居民超過60萬；排名第二的印度達哈維貧民窟面積僅為1.75平方公里，居住人口高達上百萬。巴西里約熱內盧的荷西尼亞是南美最大的貧民區，排名世界第三。

中印兩國是世界第一、第二人口大國，都是中產階層人口偏少、貧困人口偏多的國家，印度之所以出現位居世界第一、第二的兩大貧民窟，原因在於印度是民主國家。在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中，貧民窟的居住者的選舉權與中產、富人的權利平等，也因此，政客出於選票考慮，必須許諾改善貧民窟的現狀。

貧民窟裡有無窮無盡的需求，包括供水、供電、學校、廁所、下水道， 以及道路的改良，等等，都等待政府來解決，政客們許諾的少許恩惠就足以贏得一部分選票。中國政府以人治手段阻止出現貧民窟，肆意驅趕「低端人口」，主要原因在於一點：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中國官員並非民選官，不需要對民眾負責。

在總人口約占80%的社會底層當中，其主體是農村人口。中國的農村生態系統已經支撐不起數量龐大的底層人口之生存需要，他們進入城市謀生是必然趨勢。城市裡如何容納這些人，讓他們在城市裡不失尊嚴地生活，這是橫在秩序與人道之間的「中國結」。如何解開這個結，不僅考驗中國政府的財政能力，更是政府良心指數的體現。（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