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輝：東德祕密讀者見證共產黨宣傳的失敗
「一個人將會一步步的被推的越來越遠，直至他跨過某一界限，然而卻沒有注意到脊梁正在以無法察覺的速度彎曲了。」這句話很好的詮釋了在極權、專制社會下人們的生活，而通向這樣的生活，統治者們認為宣傳是一個絕對必要的過程。在共產黨國家中也是如此。正如東德政治術語詞典中所說：「宣傳是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心部分，黨的整個活動的中心。」
東德共產黨的宣傳基點
關於東德如何通過宣傳鉗制東德人的思想，美國人彼特沃克在其撰寫的《彎曲的脊梁》一書中，進行了很好的闡釋，並比較了納粹德國與東德兩個極權體制時期的宣傳活動的同與不同。根據其描述，東德追隨蘇聯將宣傳分成兩個領域：宣傳與鼓動。至於兩者的區別，按照東德一個地下笑話所言，宣傳是「為了從寬廣的高速路到光明的共產主義的旅途提供科學的基礎」，而鼓動則「就曲折與困境做出解釋」。
在東德的宣傳中，首要的基點是「黨總是正確的」，這個黨除了東德共產黨外，還包括蘇共。由於東德共產黨要臣服於蘇聯的領導，因此在其早期的宣傳中，對蘇共領導人斯大林的崇拜充斥全國，斯大林被塑造成一個毫無缺點、幾乎超人式的人物，如同當年納粹打造希特勒一樣，「斯大林的名字就是蘇聯的道德與政治統一的象徵」。
數千首讚頌斯大林的詩歌被從俄語翻譯過來，傳頌在東德大地。教室中，圍繞著斯大林的畫像，東德的孩子們背誦著類似這樣的詩篇：「十指交叉你的小手，鞠躬低下你的頭，默念五分鐘：斯大林。」可以說，直到斯大林1953年去世，東德對斯大林的崇拜不亞於當年對希特勒的崇拜。
在1956年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真面目後，東德對其的崇拜才停止，而且此後的蘇聯領導人和東德領導人都沒有受到同樣的待遇。儘管東德領導人沒有如斯大林那樣在宣傳中被廣泛的奉承，但宣傳中其形象始終是正面的，而且從不會提及他們的錯誤，因為有黨的領導，所以東德領導人總能做出正確的決定。
在東德，官方經典不僅包括馬恩列著作，還包括黨代會的決議與黨的領導人的綱領性講話，而後者是各級黨員必須閱讀的——這似乎在眾多共產黨國家中都是如此，中共也不例外。
洗腦模式
為了加強人們對黨的崇拜、信仰，東德共產黨還確定了一系列官方政治節日，讓老百姓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如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被殺紀念日，國際婦女節，五一勞動節，東德成立日等，在主要節日中，都安排了民眾手持旗幟、橫幅等上街遊行並接受領導人檢閱的形式。對於東德成立日，每五年舉行一次盛大的慶典，每十年發行一次紀念書籍，40週年則進行「大慶」。
除了這些特定節日，東德宣傳部還高調紀念如馬克思、恩格斯、台爾曼等的誕辰日和忌日；對於每五年召開一次的黨代會更是熱情報導，並稱每一次大會，都代表了東德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新階段」。
自然，各種洗腦儀式，如在紀念碑前舉行青年奉獻儀式、少先隊與青年組織入會儀式、戰士和官員宣誓儀式、授旗儀式、火炬儀式、新婚夫婦鮮花儀式，等等，如同其他模式一樣，提醒著東德人國家的「偉大」，從而讓他們相信他們是這偉大嘗試中的一部分。
為了讓東德人為了社會主義的目標共產主義而努力奮鬥，東德宣傳部門除了抨擊西方的「腐朽」外，還為東德人不斷描繪共產主義的美景：「那裡的一切形式的剝削和壓迫將會消除，人們將免於戰爭的災禍。」
控制文藝創作
當然，東德宣傳部門不會忘記了報紙、雜誌、文學創作的影響力。毋庸置疑，當時的報紙、雜誌基本是官方的，出版書籍則受到了嚴格的審查。根據《民主德國的祕密讀者》一書，東德審查體系的樞紐是隸屬文化部的「出版社與圖書貿易總局」，負責審批出版計劃，並向最終授權的近百家出版社下發文件。出版社每出一種新書，事先都必須通過發行許可審查，以便將「異端」提前處理掉。它還不定期的向海關提供官方諮詢性服務，而海關、郵局則要和國家安全部門密切合作。所有的審查機構都通向國家安全部。國安部的人員及功能深入滲透到出版社、書店、圖書館、各種書展、海關和郵局。
無疑，這樣的系統當今中國也存在，其結果就是不僅任何不符合中共思想和原則的書籍都胎死腹中，而且所有作者、出版商、電影製作人和詞曲作者、記者等「都自願變做了政權的『精神幫凶』」。
在東德，作家被供養起來，只要按照黨的意志創作，作家們就可以保證獲得名望和利益。如1955年創立的萊比錫貝希爾研究所每年招收20名住宿制學生，也提供函授課程培養作家。它一直維繫到東德晚期，產生了大量「成功」的作家，但沒有一個跨入一流的行列。
對於鼓動部控制的電視，相關人員精心製作了大量有趣和受歡迎的節目，而宣傳就隱藏在其背後。至於東德的電影導演，雖比電視製作人的限制少，但也無法自由的拍攝，同樣受到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限制。
無疑，東德統治下的文學藝術創作者們都明白一個道理：文學藝術都不是為自身而存在，而是具有一定的宣傳功能，那些想法不同的作家和藝術家們或者選擇接受東德政府的要求，或者逃亡西方。
祕密讀者無所不在
問題是，東德共產黨的宣傳和鉗制有多大效用？東德垮台後，德國人撰寫的《民主德國的祕密讀者》一書為我們尋找到了部分答案。
根據書中披露，令東德共產政權沒有想到的是，查禁圖書雖然可以隔絕人們對某些真相的認知，維護體制的安全；但實質上，它卻催生了一股強大的反抗暗流，那就是大批祕密讀者的產生。這些讀者中除了市民、工人、教徒、危險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之外，還有官員和一般公務人員，覆蓋面很廣。他們閱讀的書籍從政治、歷史，到科學、生活類，各式各樣，而他們也想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法來打破審查制度，從圖書走私、行竊到地下印刷、複製與傳播，五花八門，極具創意。
書中描述的從西德運往東德的方法主要包括：把書藏到火車的廁所裡，辦法是用鑰匙或簡易螺絲刀把廁所的鑲板牆揭掉，等過了邊境再行取出。也有人過境時，關掉廁所水箱的進水口，用塑料膜把書包好藏進水箱，過境後再取出來。還有人將報刊藏進背包裡或貼身上口袋裡，也有人藏進褲腿裡或者自行車輪胎裡，有一個胖婦人還把報紙直接綁在肚皮上。
在東德遭到嚴重迫害的某宗教團體還把《聖經》和它的核心期刊剪成紙條，塞進無核的烤李子或者去了仁的核桃裡面，然後把這些李子、核桃放在包裹裡寄給獄中的教徒……
更令人驚奇的是，一些東德海關人員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許他們的內心也深知，這樣的制度是怎樣的違反人性。
在東德，祕密讀書者的大量存在讓國安部非常不安，他們對由此形成的一些圈子進行了調查，理由是他們「教唆反國家」和「組建反國家團體」。不過，雖然有著這樣那樣的危險，但東德人閱讀、攜帶、收藏禁書從未停止過。一些政治性讀物成為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在未來的政治實踐中擁有巨大能量的推手。
當時一個叫「反對非人道戰鬥團」的組織的領導者蒂利希非常重視閱讀，他強調指出：「對極權主義的反抗開始並結束於每一個人身上」，必須「通過圖書和優秀雜誌」來「摧毀寂寞、實現集體的無聲教育，藉助精神作用來撒播歐洲文化已被腐蝕的土壤」。
祕密讀者的存在也間接證明，東德的政治宣傳在不少東德人身上並不起作用。沒有人知道這樣的祕密閱讀在多大程度上推動了東德人的大逃亡，也沒有數據顯示其在東德的覆亡上發揮了多大的影響，但當東德共產黨政權垮台時，沒有多少東德人表示留戀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資料顯示，從1945年到1989年柏林牆倒塌，至少有250萬東德人逃往西德，這亦導致東德勞工短缺；即使在柏林牆嚴密封鎖的28年中，亦有數千人冒著生命危險翻越牆頭，至少有137名渴望自由的生命喋血於此。而當1989年匈牙利開放通往西歐的邊境設施後，更是有數萬東德百姓涌往匈牙利，伺機逃往西德。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牆宣布開放的那個晚上，有10萬民眾從牆東湧向牆西。這堪稱是奔向自由的勝利大逃亡。
結語
東德祕密讀者的存在和東德人持續的逃亡，都在表明東德共產黨政權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因為人們所嚮往的正是共產黨政權不願給予人們的，那就是「自由」。何謂自由？法國哲學家羅素說過：「我們所尋求的自由並不是那種壓迫別人的權力，而是按照我們的意願去生活、去思考權力。」也就是說，每個人要有按照自己意願生活的自由，包括學習、工作、遷徙、寫作、言論、出版、信仰的自由等等。而這些，在東德，在蘇聯，在中國，在所有的共產黨國家，人民根本都無法享有。
沒有自由又不願苟活的人們，除了反抗就是用腳投票。蘇聯如此，東德如此，東歐國家、中國也莫不如此。只是如今蘇東共產政權早已垮台，惟有中共還在摧殘著中國人。但沒有人否認，歷史是重複的，今天的中國有著越來越多的祕密讀書者，有著越來越多用腳投票和拋棄中共的中國人，而這也意味著中共垮台並非是一個遙遠的夢。
東德共產黨的宣傳基點
關於東德如何通過宣傳鉗制東德人的思想，美國人彼特沃克在其撰寫的《彎曲的脊梁》一書中，進行了很好的闡釋，並比較了納粹德國與東德兩個極權體制時期的宣傳活動的同與不同。根據其描述，東德追隨蘇聯將宣傳分成兩個領域：宣傳與鼓動。至於兩者的區別，按照東德一個地下笑話所言，宣傳是「為了從寬廣的高速路到光明的共產主義的旅途提供科學的基礎」，而鼓動則「就曲折與困境做出解釋」。
在東德的宣傳中，首要的基點是「黨總是正確的」，這個黨除了東德共產黨外，還包括蘇共。由於東德共產黨要臣服於蘇聯的領導，因此在其早期的宣傳中，對蘇共領導人斯大林的崇拜充斥全國，斯大林被塑造成一個毫無缺點、幾乎超人式的人物，如同當年納粹打造希特勒一樣，「斯大林的名字就是蘇聯的道德與政治統一的象徵」。
數千首讚頌斯大林的詩歌被從俄語翻譯過來，傳頌在東德大地。教室中，圍繞著斯大林的畫像，東德的孩子們背誦著類似這樣的詩篇：「十指交叉你的小手，鞠躬低下你的頭，默念五分鐘：斯大林。」可以說，直到斯大林1953年去世，東德對斯大林的崇拜不亞於當年對希特勒的崇拜。
在1956年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真面目後，東德對其的崇拜才停止，而且此後的蘇聯領導人和東德領導人都沒有受到同樣的待遇。儘管東德領導人沒有如斯大林那樣在宣傳中被廣泛的奉承，但宣傳中其形象始終是正面的，而且從不會提及他們的錯誤，因為有黨的領導，所以東德領導人總能做出正確的決定。
在東德，官方經典不僅包括馬恩列著作，還包括黨代會的決議與黨的領導人的綱領性講話，而後者是各級黨員必須閱讀的——這似乎在眾多共產黨國家中都是如此，中共也不例外。
洗腦模式
為了加強人們對黨的崇拜、信仰，東德共產黨還確定了一系列官方政治節日，讓老百姓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如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被殺紀念日，國際婦女節，五一勞動節，東德成立日等，在主要節日中，都安排了民眾手持旗幟、橫幅等上街遊行並接受領導人檢閱的形式。對於東德成立日，每五年舉行一次盛大的慶典，每十年發行一次紀念書籍，40週年則進行「大慶」。
除了這些特定節日，東德宣傳部還高調紀念如馬克思、恩格斯、台爾曼等的誕辰日和忌日；對於每五年召開一次的黨代會更是熱情報導，並稱每一次大會，都代表了東德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新階段」。
自然，各種洗腦儀式，如在紀念碑前舉行青年奉獻儀式、少先隊與青年組織入會儀式、戰士和官員宣誓儀式、授旗儀式、火炬儀式、新婚夫婦鮮花儀式，等等，如同其他模式一樣，提醒著東德人國家的「偉大」，從而讓他們相信他們是這偉大嘗試中的一部分。
為了讓東德人為了社會主義的目標共產主義而努力奮鬥，東德宣傳部門除了抨擊西方的「腐朽」外，還為東德人不斷描繪共產主義的美景：「那裡的一切形式的剝削和壓迫將會消除，人們將免於戰爭的災禍。」
控制文藝創作
當然，東德宣傳部門不會忘記了報紙、雜誌、文學創作的影響力。毋庸置疑，當時的報紙、雜誌基本是官方的，出版書籍則受到了嚴格的審查。根據《民主德國的祕密讀者》一書，東德審查體系的樞紐是隸屬文化部的「出版社與圖書貿易總局」，負責審批出版計劃，並向最終授權的近百家出版社下發文件。出版社每出一種新書，事先都必須通過發行許可審查，以便將「異端」提前處理掉。它還不定期的向海關提供官方諮詢性服務，而海關、郵局則要和國家安全部門密切合作。所有的審查機構都通向國家安全部。國安部的人員及功能深入滲透到出版社、書店、圖書館、各種書展、海關和郵局。
無疑，這樣的系統當今中國也存在，其結果就是不僅任何不符合中共思想和原則的書籍都胎死腹中，而且所有作者、出版商、電影製作人和詞曲作者、記者等「都自願變做了政權的『精神幫凶』」。
在東德，作家被供養起來，只要按照黨的意志創作，作家們就可以保證獲得名望和利益。如1955年創立的萊比錫貝希爾研究所每年招收20名住宿制學生，也提供函授課程培養作家。它一直維繫到東德晚期，產生了大量「成功」的作家，但沒有一個跨入一流的行列。
對於鼓動部控制的電視，相關人員精心製作了大量有趣和受歡迎的節目，而宣傳就隱藏在其背後。至於東德的電影導演，雖比電視製作人的限制少，但也無法自由的拍攝，同樣受到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限制。
無疑，東德統治下的文學藝術創作者們都明白一個道理：文學藝術都不是為自身而存在，而是具有一定的宣傳功能，那些想法不同的作家和藝術家們或者選擇接受東德政府的要求，或者逃亡西方。
祕密讀者無所不在
問題是，東德共產黨的宣傳和鉗制有多大效用？東德垮台後，德國人撰寫的《民主德國的祕密讀者》一書為我們尋找到了部分答案。
根據書中披露，令東德共產政權沒有想到的是，查禁圖書雖然可以隔絕人們對某些真相的認知，維護體制的安全；但實質上，它卻催生了一股強大的反抗暗流，那就是大批祕密讀者的產生。這些讀者中除了市民、工人、教徒、危險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之外，還有官員和一般公務人員，覆蓋面很廣。他們閱讀的書籍從政治、歷史，到科學、生活類，各式各樣，而他們也想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法來打破審查制度，從圖書走私、行竊到地下印刷、複製與傳播，五花八門，極具創意。
書中描述的從西德運往東德的方法主要包括：把書藏到火車的廁所裡，辦法是用鑰匙或簡易螺絲刀把廁所的鑲板牆揭掉，等過了邊境再行取出。也有人過境時，關掉廁所水箱的進水口，用塑料膜把書包好藏進水箱，過境後再取出來。還有人將報刊藏進背包裡或貼身上口袋裡，也有人藏進褲腿裡或者自行車輪胎裡，有一個胖婦人還把報紙直接綁在肚皮上。
在東德遭到嚴重迫害的某宗教團體還把《聖經》和它的核心期刊剪成紙條，塞進無核的烤李子或者去了仁的核桃裡面，然後把這些李子、核桃放在包裹裡寄給獄中的教徒……
更令人驚奇的是，一些東德海關人員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許他們的內心也深知，這樣的制度是怎樣的違反人性。
在東德，祕密讀書者的大量存在讓國安部非常不安，他們對由此形成的一些圈子進行了調查，理由是他們「教唆反國家」和「組建反國家團體」。不過，雖然有著這樣那樣的危險，但東德人閱讀、攜帶、收藏禁書從未停止過。一些政治性讀物成為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在未來的政治實踐中擁有巨大能量的推手。
當時一個叫「反對非人道戰鬥團」的組織的領導者蒂利希非常重視閱讀，他強調指出：「對極權主義的反抗開始並結束於每一個人身上」，必須「通過圖書和優秀雜誌」來「摧毀寂寞、實現集體的無聲教育，藉助精神作用來撒播歐洲文化已被腐蝕的土壤」。
祕密讀者的存在也間接證明，東德的政治宣傳在不少東德人身上並不起作用。沒有人知道這樣的祕密閱讀在多大程度上推動了東德人的大逃亡，也沒有數據顯示其在東德的覆亡上發揮了多大的影響，但當東德共產黨政權垮台時，沒有多少東德人表示留戀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資料顯示，從1945年到1989年柏林牆倒塌，至少有250萬東德人逃往西德，這亦導致東德勞工短缺；即使在柏林牆嚴密封鎖的28年中，亦有數千人冒著生命危險翻越牆頭，至少有137名渴望自由的生命喋血於此。而當1989年匈牙利開放通往西歐的邊境設施後，更是有數萬東德百姓涌往匈牙利，伺機逃往西德。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牆宣布開放的那個晚上，有10萬民眾從牆東湧向牆西。這堪稱是奔向自由的勝利大逃亡。
結語
東德祕密讀者的存在和東德人持續的逃亡，都在表明東德共產黨政權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因為人們所嚮往的正是共產黨政權不願給予人們的，那就是「自由」。何謂自由？法國哲學家羅素說過：「我們所尋求的自由並不是那種壓迫別人的權力，而是按照我們的意願去生活、去思考權力。」也就是說，每個人要有按照自己意願生活的自由，包括學習、工作、遷徙、寫作、言論、出版、信仰的自由等等。而這些，在東德，在蘇聯，在中國，在所有的共產黨國家，人民根本都無法享有。
沒有自由又不願苟活的人們，除了反抗就是用腳投票。蘇聯如此，東德如此，東歐國家、中國也莫不如此。只是如今蘇東共產政權早已垮台，惟有中共還在摧殘著中國人。但沒有人否認，歷史是重複的，今天的中國有著越來越多的祕密讀書者，有著越來越多用腳投票和拋棄中共的中國人，而這也意味著中共垮台並非是一個遙遠的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