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傅斯年錢穆慧眼洞穿毛和中共（上）
在民國知識分子中，有兩位大師一定要提及，一位是傅斯年，一位是錢穆。前者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有人甚至將其與另一位國學大師陳寅恪相提並論。此外，他富有激情、剛烈、嫉惡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識分子中少見，人送「傅大炮」的稱號。後者亦在史學領域頗有造詣，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他還在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傳播中華文化。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錢穆是中共前黨魁毛澤東公開點名批評的幾個著名文人之一。1949年8月，毛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稱他們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其中的極少數人」。
为何这两位文人让毛如此愤恨？那是因为与诸多上中共当受中共骗，留在大陆，饱受中共摧残的民国知识分子不同，傅斯年、钱穆不仅学问做的好，而且颇具慧眼。虽然他们理念不同，但他们都看透了毛泽东和中共，所以在中共夺取江山之际，选择了离开大陆。本篇只说傅斯年。
黃河流域第一才子
1896年出生的傅斯年，先祖為清朝順治時期的第一位狀元，並曾出任宰輔，是以家門顯赫。傅斯年亦是自幼聰穎好學，熟讀儒學經典，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他18歲時考入北京大學，學習國學，據說每次考試均名列前茅。
傅斯年從北大畢業後，先後入倫敦大學研究院、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學習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等，還對比較語言學和考據學發生興趣。
1926年冬回國後，傅斯年被聘為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和歷史系、中文系主任，後創辦了在國內頗有影響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自任所長。他還積極組織了幾次大的考古挖掘，如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其在史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多出於這一時期。
抗戰期間，傅斯年在兼任西南聯大教授的同時，還擔任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抨擊貪官污吏，當時權傾一時的孔祥熙就是在其彈劾下落馬的。
延安之行 認清毛與中共
抗戰後期，日本戰敗已是不爭的事實，國共兩黨開始考慮政權問題。此時，一些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多為有名氣的知識分子）希冀未來由三方共同執政，因此決定前往延安說服中共。1945年6月2日，黃炎培、章伯鈞等民盟成員拉上無黨派人士傅斯年共7人聯合致電毛澤東，提出訪問延安。兩個星期後，毛才復電，表示歡迎；而蔣介石亦不表示反對。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與黃炎培、章伯鈞等一行6人乘專機抵達了延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親自到機場迎接。毛除宴請所有人之外，因曾在北大做圖書管理員的緣故，還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交談。傅斯年亦有機會參觀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馬列主義學院等機關，並見到了中共的歷史學家范文瀾。
7月5日，訪問團成員離開延安回到重慶。與黃炎培稱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不同，傅斯年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他回來後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在同毛的談話過程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不過是「宋江一流」。
羅家倫在回憶文章中還提到這樣一件事：當傅斯年與毛漫步到禮堂，看到密密層層、各地獻給毛的錦旗時，傅不無諷刺的說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點察覺到，但並沒有回應。
對於同行的民盟成員，傅斯年認為他們很沒有出息。他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把毛送給他們的土織毛毯視為皇帝欽賜的陀羅經被一樣，大概是想把這當作護身符的。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們。
對蘇聯中共無好感
事實上，傅斯年一直對蘇聯和中共沒有好感。早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他宣稱：「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因為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產黨擴張勢力耳。」在其眼中，中共與蘇聯是不可分割的，中共緊隨史達林搞專制，因此一旦共產黨執政，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變成沙漠，等等。
當傅斯年看到許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激烈的左派分子時，十分不安。他曾與別人說過這樣的話：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
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想法，傅斯年毫不猶豫的選擇了離開大陸，並出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1950年12月，因突發腦溢血，傅斯年去世。在其追悼會上，蔣介石親臨致祭，各界要人也紛紛前來告別，致祭者共計5,000多人，而輓聯、祭文、唁函唁電、紀念文章亦相當多。為了紀念傅斯年，台灣大學將其陵墓安置在校園內，人稱「傅園」。
（未完待續）
接下文：林輝：傅斯年錢穆慧眼洞穿毛和中共（下）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錢穆是中共前黨魁毛澤東公開點名批評的幾個著名文人之一。1949年8月，毛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稱他們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其中的極少數人」。
为何这两位文人让毛如此愤恨？那是因为与诸多上中共当受中共骗，留在大陆，饱受中共摧残的民国知识分子不同，傅斯年、钱穆不仅学问做的好，而且颇具慧眼。虽然他们理念不同，但他们都看透了毛泽东和中共，所以在中共夺取江山之际，选择了离开大陆。本篇只说傅斯年。
黃河流域第一才子
1896年出生的傅斯年，先祖為清朝順治時期的第一位狀元，並曾出任宰輔，是以家門顯赫。傅斯年亦是自幼聰穎好學，熟讀儒學經典，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他18歲時考入北京大學，學習國學，據說每次考試均名列前茅。
傅斯年從北大畢業後，先後入倫敦大學研究院、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學習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等，還對比較語言學和考據學發生興趣。
1926年冬回國後，傅斯年被聘為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和歷史系、中文系主任，後創辦了在國內頗有影響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自任所長。他還積極組織了幾次大的考古挖掘，如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其在史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多出於這一時期。
抗戰期間，傅斯年在兼任西南聯大教授的同時，還擔任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抨擊貪官污吏，當時權傾一時的孔祥熙就是在其彈劾下落馬的。
延安之行 認清毛與中共
抗戰後期，日本戰敗已是不爭的事實，國共兩黨開始考慮政權問題。此時，一些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多為有名氣的知識分子）希冀未來由三方共同執政，因此決定前往延安說服中共。1945年6月2日，黃炎培、章伯鈞等民盟成員拉上無黨派人士傅斯年共7人聯合致電毛澤東，提出訪問延安。兩個星期後，毛才復電，表示歡迎；而蔣介石亦不表示反對。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與黃炎培、章伯鈞等一行6人乘專機抵達了延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親自到機場迎接。毛除宴請所有人之外，因曾在北大做圖書管理員的緣故，還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交談。傅斯年亦有機會參觀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馬列主義學院等機關，並見到了中共的歷史學家范文瀾。
7月5日，訪問團成員離開延安回到重慶。與黃炎培稱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不同，傅斯年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他回來後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在同毛的談話過程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不過是「宋江一流」。
羅家倫在回憶文章中還提到這樣一件事：當傅斯年與毛漫步到禮堂，看到密密層層、各地獻給毛的錦旗時，傅不無諷刺的說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點察覺到，但並沒有回應。
對於同行的民盟成員，傅斯年認為他們很沒有出息。他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把毛送給他們的土織毛毯視為皇帝欽賜的陀羅經被一樣，大概是想把這當作護身符的。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們。
對蘇聯中共無好感
事實上，傅斯年一直對蘇聯和中共沒有好感。早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他宣稱：「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因為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產黨擴張勢力耳。」在其眼中，中共與蘇聯是不可分割的，中共緊隨史達林搞專制，因此一旦共產黨執政，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變成沙漠，等等。
當傅斯年看到許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激烈的左派分子時，十分不安。他曾與別人說過這樣的話：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
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想法，傅斯年毫不猶豫的選擇了離開大陸，並出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1950年12月，因突發腦溢血，傅斯年去世。在其追悼會上，蔣介石親臨致祭，各界要人也紛紛前來告別，致祭者共計5,000多人，而輓聯、祭文、唁函唁電、紀念文章亦相當多。為了紀念傅斯年，台灣大學將其陵墓安置在校園內，人稱「傅園」。
（未完待續）
接下文：林輝：傅斯年錢穆慧眼洞穿毛和中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