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淪為廉價奴工的蘇共經濟暴政（二）
在中共的話語系統中，共產黨稱1949年以前的中國是「萬惡的舊社會」。而這個所謂的「舊社會」，曾經出現過國民生產總值占全球80%，從搖籃到墳墓福利完善的大宋朝；出現過疆域遼闊，力促中華文化西傳的大元帝國；出現過從工藝水平到傳統文化都是最高頂峰的大唐王朝；出現過垂衣裳而天下治的人文初祖黃帝；也出現過漢武雄風打通絲綢之路的大漢王朝……
五千年的輝煌成就，從卓越的科技、精美的工藝器具，到正統的神傳文化；從璀璨磅礴的宮廷樂舞，到浩瀚紛繁的經典子集；從包容開放的治政思想，到社會福利俱全的先進體制……每一個王朝的輝煌都足以讓炎黃子孫引以為榮，信以為傲。
當然，筆者並不否認，在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出現的兵徵天下亂世，也只不過是駭浪驚濤掀起的波瀾，不足為奇。
然而中華的人文輝煌，在近百年的共產紅禍中，被無神論當作「破四舊」、封建迷信全然砸爛、摧毀和踐踏。在歷史上，華夏子孫曾經信心無比，自信的頂天立地中土，笑迎萬國來朝。身為炎黃子孫，無論我們的人文價值，還是生命、道德價值，從未低廉過。而在近百年來，共產黨竊取政權後，中原大地華夏子孫的命運便急轉直下，無論我們的文化價值，還是生命價值，都被共產奴化得極端廉價。
人世有代謝，山水有輪迴，百年共產主義以謊言、恐怖和屠殺建起的巴比倫塔，隨著神傳文化的復興，如今正在轟然倒塌。
本篇將以史達林時代，蘇共的暴政之一「工業、農業集體化」導致的種種亂象，還原共產主義奴化、殺戮平民百姓的歷史傷痕，以反思當今仍然存在於中共體制下的奴工現象，為何國人的生命和價值會被折磨的如此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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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恐怖的經濟實驗——集體工業化、農業化》）
恐怖經濟暴政 農民破產成為無產階層
史達林想要加速工業化，但大清洗製造的恐怖環境，以及剷除了精英階層的大量專業人才，使國家經濟難以發展。工人的工作熱情滿足不了史達林不切實際的幻想，也無法完成目標和既定的產業指標。於是為了避免牢獄之災，各部門向上級謊報生產情況，製造虛假數據。
為了加速史達林要求的工業化，各地各部門就要不惜代價地完成經濟計劃，因此生產事故和生產出的大量次品，這些責任都要由各部門主管承擔。
史達林時代，如果發生生產事故和出現不合格產品都會引發刑事案件，各行各業都可能出現「破壞分子」，每個人都可能被控訴為「怠工和破壞」，強烈的政治色彩瀰漫著當時的俄國。一個人會因為軍隊的坦克陷在泥裡，就被起訴為蓄意破壞罪，而被判處10年勞改，在集中營從事苦役。
不管什麼地方發生了經濟糾紛，哪怕只是普通的民事案件，史達林都會認為那是破壞行為，並且要求「見血」行動。如果經濟工作受挫，史達林會說負責經濟工作的老專家是一群「破壞分子、怠工人」。
由於國家經濟難以發展，史達林為了推卸責任，就授意緬任斯基領導的「格帕烏」 總局（克格勃前身）就策劃了一系列不存在的「工業黨」案件。譬如1928年的「沙赫京案件」，所謂的資產階層專家組織破壞活動的事件；1930年「工業黨」的系列破壞活動案；1930年「工農黨」組織破壞活動案件；1931年的「資本主義在全國復辟案」。
這些案件都是千篇一律，目的在於向全國宣布：各行各業都有破壞分子在反對蘇維埃，就是因為他們的存在，使俄國難以恢復工業、農業生產，使百姓難以改善生活。這些破壞分子就是過去的資本家、貴族、白軍等等。
1930年8月初，史達林對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說：「必須將肉類生產領域中所有的破壞分子統統槍斃，同時在報刊上宣告此事。」於是9月底，蘇共政治局通過決議：要公布肉類、魚類、罐頭以及蔬菜生產領域中那些破壞分子的證詞。9月25日就出現發表的消息說：國安總局已將供應人員中的48名破壞分子判處槍決，並已執行。這些不存在的工業黨，不存在的被告，以及不存在的破壞行為，卻在國安總局、最高法院聯手導演下，使這場國家級的審判堂而皇之地在世人面前公然上演。
而中共黨魁毛澤東稱史達林為「導師」、「父親」，處處效仿照搬蘇共模式，在中原大地繼承蘇共的集體農業化、集體工業化，結果都以慘重的失敗而告終，在風調雨順的三年裡，卻在中原人為製造了一場慘烈的紅禍——大饑荒。
掠奪農村的恐怖政策 加速農業破產
在列寧、史達林時代，誰家要是有什麼值錢珍貴的東西，國家一定要讓他上交。如果誰藏匿珍品，隱而不報，被鄰居或同事告密後，這家人就會被捕，直到他交出東西為止。史達林追求加速工業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國家需要貴重的東西作為資本。當城鎮再也沒有貴重的東西可收時，就要開始掠奪農村了。
經濟學博士、前俄聯邦副財長兼任過渡時期經濟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的阿列克謝‧烏留卡耶夫（ Алексей Улюкаев）認為：「20年代末發生的事，可以直接稱為恐怖政策。當國家處於孤立的狀態下，這就是一種代替進口的模式。主要可以流通的就是糧食。國家要把糧食集中在自己的手中，由於農民不會自願交出糧食，所以當局就組織徵糧隊，進行強制性的剝奪富農財產的政策。用現代的語言講，這種政策就是加速破產的一個過程。」
因此全國各地的黨書記為了完成任務，紛紛組織競賽，看誰能最快地實現農業集體化。
在第一次出版的歷史文獻和材料彙編《不為人知的俄羅斯》中詳細地描寫了這種做法的後果。蘇共先把富農列為非法人群，黨的喉舌大肆宣傳說富農是天生的殺人凶手和惡棍，然後開始掠奪他們的糧食，沒收他們的財產，並禁止他們到銀行取出自己的存款。將富農掠奪一空後，還要把他們遷到貧瘠的地方。
蘇共消滅富農 中共土改的鼻祖
在共產體制下，幾乎所有的階層都會成為鎮壓的對象，迫害的目標。把富農作為一個有資階層進行消滅，始作俑者也正是蘇共。
1917年，列寧曾經簽署了一份文件保存至今，他說：「至少逮捕100個富農，公開處決這些人，並將屍體懸掛在那裡，讓周圍數百英里的人都知道，因此嚇得瑟瑟發抖。」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列寧大張旗鼓地把馬克思恐怖主義運用到現實生活中。
英國劍橋歷史學家諾曼-戴維斯：「那些反抗的人們都被槍決了，反抗的農民百姓都被大規模地槍殺了。我們估計至少在1000萬左右，甚至更多。」
1930年1月30日，蘇共政治局通過一項名為「關於在全面集體化地區消滅富農產業的措施」 的決議。根據該決議，6萬名富農被關進集中營或者槍決，他們的家屬被趕出家園，另外還有15萬農戶也被趕走。而實際上，這場以剝奪糧食引爆的反富農鬥爭的規模遠遠超過了這些數據。
1930年2月2日，「格帕烏」總局（契卡改組後的叫法）簽署了這項決議要「把富農作為一個階層來消滅」。因此國安機關的任務演變為消滅那些參加反革命，參加造反組織的富農。凡是有關富農的案件都要迅速審理。富農被蘇共定為一個非法的、可以隨意消滅的階層，被抓捕送往集中營，或者槍決，而他們的財產一律充公。
1930－1931兩年之間，共有150萬農民和他們的家屬被關進了「格帕烏」總局設立的集中營或勞動改造據點。約有50萬農民自動逃往城市和建築工地，還有近200萬農民被作為第三類人遷移到他鄉，他們的財產也都被沒收了。
時至今日，在留下的「格帕烏」總局的匯報材料中還可以了解到以下情況：當一個人被劃成富農後，鄰居會來拿走他們的財物，蘇共會把富農和他們的孩子趕上大車，拉到西伯利亞。這些被趕出家園的農民被送進林業、礦業或建築工業部門，去干最辛苦的工作。
甚至老人和小孩也要到采林區幹重活，婦人則要去挖地。這些被流放的農民只能住在工棚、窩棚或者土窯裡，他們幾乎得不到醫療服務，時常5－6個月都拿不到工資。因為沒有錢就不能買食品，也沒人會配給他們食物以及冬天禦寒的衣物。地方當局對待他們就像對待牲畜一樣，任意驅使奴役。
這些被流放的農民不能隨意離開居住地，他們的孩子不能去上學，也不能調換工作。現實對他們異常的殘酷。
蘇共迫害富農的手段，成為中共土改效法的鼻祖。中共篡權3個月後，就著手在全國全面開展土地改革。並且明確提出「消滅地主階級」，在農村廣泛劃分階級、定設成分、給全國不下二千萬人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使他們成為在中國社會備受歧視、打擊、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
中共用「耕者有其田」，鼓動農民互斗，致使近十萬地主喪生。更有地區對地主實行滿門抄斬，以達到滅絕其階級的目的，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
（未完待續，下接《蘇共以恐怖維穩 製造特色刑事犯罪》）
五千年的輝煌成就，從卓越的科技、精美的工藝器具，到正統的神傳文化；從璀璨磅礴的宮廷樂舞，到浩瀚紛繁的經典子集；從包容開放的治政思想，到社會福利俱全的先進體制……每一個王朝的輝煌都足以讓炎黃子孫引以為榮，信以為傲。
當然，筆者並不否認，在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出現的兵徵天下亂世，也只不過是駭浪驚濤掀起的波瀾，不足為奇。
然而中華的人文輝煌，在近百年的共產紅禍中，被無神論當作「破四舊」、封建迷信全然砸爛、摧毀和踐踏。在歷史上，華夏子孫曾經信心無比，自信的頂天立地中土，笑迎萬國來朝。身為炎黃子孫，無論我們的人文價值，還是生命、道德價值，從未低廉過。而在近百年來，共產黨竊取政權後，中原大地華夏子孫的命運便急轉直下，無論我們的文化價值，還是生命價值，都被共產奴化得極端廉價。
人世有代謝，山水有輪迴，百年共產主義以謊言、恐怖和屠殺建起的巴比倫塔，隨著神傳文化的復興，如今正在轟然倒塌。
本篇將以史達林時代，蘇共的暴政之一「工業、農業集體化」導致的種種亂象，還原共產主義奴化、殺戮平民百姓的歷史傷痕，以反思當今仍然存在於中共體制下的奴工現象，為何國人的生命和價值會被折磨的如此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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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恐怖的經濟實驗——集體工業化、農業化》）
恐怖經濟暴政 農民破產成為無產階層
史達林想要加速工業化，但大清洗製造的恐怖環境，以及剷除了精英階層的大量專業人才，使國家經濟難以發展。工人的工作熱情滿足不了史達林不切實際的幻想，也無法完成目標和既定的產業指標。於是為了避免牢獄之災，各部門向上級謊報生產情況，製造虛假數據。
為了加速史達林要求的工業化，各地各部門就要不惜代價地完成經濟計劃，因此生產事故和生產出的大量次品，這些責任都要由各部門主管承擔。
史達林時代，如果發生生產事故和出現不合格產品都會引發刑事案件，各行各業都可能出現「破壞分子」，每個人都可能被控訴為「怠工和破壞」，強烈的政治色彩瀰漫著當時的俄國。一個人會因為軍隊的坦克陷在泥裡，就被起訴為蓄意破壞罪，而被判處10年勞改，在集中營從事苦役。
不管什麼地方發生了經濟糾紛，哪怕只是普通的民事案件，史達林都會認為那是破壞行為，並且要求「見血」行動。如果經濟工作受挫，史達林會說負責經濟工作的老專家是一群「破壞分子、怠工人」。
由於國家經濟難以發展，史達林為了推卸責任，就授意緬任斯基領導的「格帕烏」 總局（克格勃前身）就策劃了一系列不存在的「工業黨」案件。譬如1928年的「沙赫京案件」，所謂的資產階層專家組織破壞活動的事件；1930年「工業黨」的系列破壞活動案；1930年「工農黨」組織破壞活動案件；1931年的「資本主義在全國復辟案」。
這些案件都是千篇一律，目的在於向全國宣布：各行各業都有破壞分子在反對蘇維埃，就是因為他們的存在，使俄國難以恢復工業、農業生產，使百姓難以改善生活。這些破壞分子就是過去的資本家、貴族、白軍等等。
1930年8月初，史達林對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說：「必須將肉類生產領域中所有的破壞分子統統槍斃，同時在報刊上宣告此事。」於是9月底，蘇共政治局通過決議：要公布肉類、魚類、罐頭以及蔬菜生產領域中那些破壞分子的證詞。9月25日就出現發表的消息說：國安總局已將供應人員中的48名破壞分子判處槍決，並已執行。這些不存在的工業黨，不存在的被告，以及不存在的破壞行為，卻在國安總局、最高法院聯手導演下，使這場國家級的審判堂而皇之地在世人面前公然上演。
而中共黨魁毛澤東稱史達林為「導師」、「父親」，處處效仿照搬蘇共模式，在中原大地繼承蘇共的集體農業化、集體工業化，結果都以慘重的失敗而告終，在風調雨順的三年裡，卻在中原人為製造了一場慘烈的紅禍——大饑荒。
掠奪農村的恐怖政策 加速農業破產
在列寧、史達林時代，誰家要是有什麼值錢珍貴的東西，國家一定要讓他上交。如果誰藏匿珍品，隱而不報，被鄰居或同事告密後，這家人就會被捕，直到他交出東西為止。史達林追求加速工業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國家需要貴重的東西作為資本。當城鎮再也沒有貴重的東西可收時，就要開始掠奪農村了。
經濟學博士、前俄聯邦副財長兼任過渡時期經濟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的阿列克謝‧烏留卡耶夫（ Алексей Улюкаев）認為：「20年代末發生的事，可以直接稱為恐怖政策。當國家處於孤立的狀態下，這就是一種代替進口的模式。主要可以流通的就是糧食。國家要把糧食集中在自己的手中，由於農民不會自願交出糧食，所以當局就組織徵糧隊，進行強制性的剝奪富農財產的政策。用現代的語言講，這種政策就是加速破產的一個過程。」
因此全國各地的黨書記為了完成任務，紛紛組織競賽，看誰能最快地實現農業集體化。
在第一次出版的歷史文獻和材料彙編《不為人知的俄羅斯》中詳細地描寫了這種做法的後果。蘇共先把富農列為非法人群，黨的喉舌大肆宣傳說富農是天生的殺人凶手和惡棍，然後開始掠奪他們的糧食，沒收他們的財產，並禁止他們到銀行取出自己的存款。將富農掠奪一空後，還要把他們遷到貧瘠的地方。
蘇共消滅富農 中共土改的鼻祖
在共產體制下，幾乎所有的階層都會成為鎮壓的對象，迫害的目標。把富農作為一個有資階層進行消滅，始作俑者也正是蘇共。
1917年，列寧曾經簽署了一份文件保存至今，他說：「至少逮捕100個富農，公開處決這些人，並將屍體懸掛在那裡，讓周圍數百英里的人都知道，因此嚇得瑟瑟發抖。」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列寧大張旗鼓地把馬克思恐怖主義運用到現實生活中。
英國劍橋歷史學家諾曼-戴維斯：「那些反抗的人們都被槍決了，反抗的農民百姓都被大規模地槍殺了。我們估計至少在1000萬左右，甚至更多。」
1930年1月30日，蘇共政治局通過一項名為「關於在全面集體化地區消滅富農產業的措施」 的決議。根據該決議，6萬名富農被關進集中營或者槍決，他們的家屬被趕出家園，另外還有15萬農戶也被趕走。而實際上，這場以剝奪糧食引爆的反富農鬥爭的規模遠遠超過了這些數據。
1930年2月2日，「格帕烏」總局（契卡改組後的叫法）簽署了這項決議要「把富農作為一個階層來消滅」。因此國安機關的任務演變為消滅那些參加反革命，參加造反組織的富農。凡是有關富農的案件都要迅速審理。富農被蘇共定為一個非法的、可以隨意消滅的階層，被抓捕送往集中營，或者槍決，而他們的財產一律充公。
1930－1931兩年之間，共有150萬農民和他們的家屬被關進了「格帕烏」總局設立的集中營或勞動改造據點。約有50萬農民自動逃往城市和建築工地，還有近200萬農民被作為第三類人遷移到他鄉，他們的財產也都被沒收了。
時至今日，在留下的「格帕烏」總局的匯報材料中還可以了解到以下情況：當一個人被劃成富農後，鄰居會來拿走他們的財物，蘇共會把富農和他們的孩子趕上大車，拉到西伯利亞。這些被趕出家園的農民被送進林業、礦業或建築工業部門，去干最辛苦的工作。
甚至老人和小孩也要到采林區幹重活，婦人則要去挖地。這些被流放的農民只能住在工棚、窩棚或者土窯裡，他們幾乎得不到醫療服務，時常5－6個月都拿不到工資。因為沒有錢就不能買食品，也沒人會配給他們食物以及冬天禦寒的衣物。地方當局對待他們就像對待牲畜一樣，任意驅使奴役。
這些被流放的農民不能隨意離開居住地，他們的孩子不能去上學，也不能調換工作。現實對他們異常的殘酷。
蘇共迫害富農的手段，成為中共土改效法的鼻祖。中共篡權3個月後，就著手在全國全面開展土地改革。並且明確提出「消滅地主階級」，在農村廣泛劃分階級、定設成分、給全國不下二千萬人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使他們成為在中國社會備受歧視、打擊、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
中共用「耕者有其田」，鼓動農民互斗，致使近十萬地主喪生。更有地區對地主實行滿門抄斬，以達到滅絕其階級的目的，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
（未完待續，下接《蘇共以恐怖維穩 製造特色刑事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