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淪為廉價奴工的蘇共經濟暴政(二)

文/夏侯
在中共的話語系統中,共產黨稱1949年以前的中國是「萬惡的舊社會」。而這個所謂的「舊社會」,曾經出現過國民生產總值占全球80%,從搖籃到墳墓福利完善的大宋朝;出現過疆域遼闊,力促中華文化西傳的大元帝國;出現過從工藝水平到傳統文化都是最高頂峰的大唐王朝;出現過垂衣裳而天下治的人文初祖黃帝;也出現過漢武雄風打通絲綢之路的大漢王朝……

五千年的輝煌成就,從卓越的科技、精美的工藝器具,到正統的神傳文化;從璀璨磅礴的宮廷樂舞,到浩瀚紛繁的經典子集;從包容開放的治政思想,到社會福利俱全的先進體制……每一個王朝的輝煌都足以讓炎黃子孫引以為榮,信以為傲。

當然,筆者並不否認,在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出現的兵徵天下亂世,也只不過是駭浪驚濤掀起的波瀾,不足為奇。

然而中華的人文輝煌,在近百年的共產紅禍中,被無神論當作「破四舊」、封建迷信全然砸爛、摧毀和踐踏。在歷史上,華夏子孫曾經信心無比,自信的頂天立地中土,笑迎萬國來朝。身為炎黃子孫,無論我們的人文價值,還是生命、道德價值,從未低廉過。而在近百年來,共產黨竊取政權後,中原大地華夏子孫的命運便急轉直下,無論我們的文化價值,還是生命價值,都被共產奴化得極端廉價。

人世有代謝,山水有輪迴,百年共產主義以謊言、恐怖和屠殺建起的巴比倫塔,隨著神傳文化的復興,如今正在轟然倒塌。

本篇將以史達林時代,蘇共的暴政之一「工業、農業集體化」導致的種種亂象,還原共產主義奴化、殺戮平民百姓的歷史傷痕,以反思當今仍然存在於中共體制下的奴工現象,為何國人的生命和價值會被折磨的如此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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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恐怖的經濟實驗——集體工業化、農業化》

恐怖經濟暴政 農民破產成為無產階層

史達林想要加速工業化,但大清洗製造的恐怖環境,以及剷除了精英階層的大量專業人才,使國家經濟難以發展。工人的工作熱情滿足不了史達林不切實際的幻想,也無法完成目標和既定的產業指標。於是為了避免牢獄之災,各部門向上級謊報生產情況,製造虛假數據。

為了加速史達林要求的工業化,各地各部門就要不惜代價地完成經濟計劃,因此生產事故和生產出的大量次品,這些責任都要由各部門主管承擔。

史達林時代,如果發生生產事故和出現不合格產品都會引發刑事案件,各行各業都可能出現「破壞分子」,每個人都可能被控訴為「怠工和破壞」,強烈的政治色彩瀰漫著當時的俄國。一個人會因為軍隊的坦克陷在泥裡,就被起訴為蓄意破壞罪,而被判處10年勞改,在集中營從事苦役。

不管什麼地方發生了經濟糾紛,哪怕只是普通的民事案件,史達林都會認為那是破壞行為,並且要求「見血」行動。如果經濟工作受挫,史達林會說負責經濟工作的老專家是一群「破壞分子、怠工人」。

由於國家經濟難以發展,史達林為了推卸責任,就授意緬任斯基領導的「格帕烏」 總局(克格勃前身)就策劃了一系列不存在的「工業黨」案件。譬如1928年的「沙赫京案件」,所謂的資產階層專家組織破壞活動的事件;1930年「工業黨」的系列破壞活動案;1930年「工農黨」組織破壞活動案件;1931年的「資本主義在全國復辟案」。

這些案件都是千篇一律,目的在於向全國宣布:各行各業都有破壞分子在反對蘇維埃,就是因為他們的存在,使俄國難以恢復工業、農業生產,使百姓難以改善生活。這些破壞分子就是過去的資本家、貴族、白軍等等。

1930年8月初,史達林對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說:「必須將肉類生產領域中所有的破壞分子統統槍斃,同時在報刊上宣告此事。」於是9月底,蘇共政治局通過決議:要公布肉類、魚類、罐頭以及蔬菜生產領域中那些破壞分子的證詞。9月25日就出現發表的消息說:國安總局已將供應人員中的48名破壞分子判處槍決,並已執行。這些不存在的工業黨,不存在的被告,以及不存在的破壞行為,卻在國安總局、最高法院聯手導演下,使這場國家級的審判堂而皇之地在世人面前公然上演。

而中共黨魁毛澤東稱史達林為「導師」、「父親」,處處效仿照搬蘇共模式,在中原大地繼承蘇共的集體農業化、集體工業化,結果都以慘重的失敗而告終,在風調雨順的三年裡,卻在中原人為製造了一場慘烈的紅禍——大饑荒。

掠奪農村的恐怖政策 加速農業破產

在列寧、史達林時代,誰家要是有什麼值錢珍貴的東西,國家一定要讓他上交。如果誰藏匿珍品,隱而不報,被鄰居或同事告密後,這家人就會被捕,直到他交出東西為止。史達林追求加速工業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國家需要貴重的東西作為資本。當城鎮再也沒有貴重的東西可收時,就要開始掠奪農村了。

經濟學博士、前俄聯邦副財長兼任過渡時期經濟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的阿列克謝‧烏留卡耶夫( Алексей Улюкаев)認為:「20年代末發生的事,可以直接稱為恐怖政策。當國家處於孤立的狀態下,這就是一種代替進口的模式。主要可以流通的就是糧食。國家要把糧食集中在自己的手中,由於農民不會自願交出糧食,所以當局就組織徵糧隊,進行強制性的剝奪富農財產的政策。用現代的語言講,這種政策就是加速破產的一個過程。」

因此全國各地的黨書記為了完成任務,紛紛組織競賽,看誰能最快地實現農業集體化。
在第一次出版的歷史文獻和材料彙編《不為人知的俄羅斯》中詳細地描寫了這種做法的後果。蘇共先把富農列為非法人群,黨的喉舌大肆宣傳說富農是天生的殺人凶手和惡棍,然後開始掠奪他們的糧食,沒收他們的財產,並禁止他們到銀行取出自己的存款。將富農掠奪一空後,還要把他們遷到貧瘠的地方。

蘇共消滅富農 中共土改的鼻祖

在共產體制下,幾乎所有的階層都會成為鎮壓的對象,迫害的目標。把富農作為一個有資階層進行消滅,始作俑者也正是蘇共。

1917年,列寧曾經簽署了一份文件保存至今,他說:「至少逮捕100個富農,公開處決這些人,並將屍體懸掛在那裡,讓周圍數百英里的人都知道,因此嚇得瑟瑟發抖。」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列寧大張旗鼓地把馬克思恐怖主義運用到現實生活中。

英國劍橋歷史學家諾曼-戴維斯:「那些反抗的人們都被槍決了,反抗的農民百姓都被大規模地槍殺了。我們估計至少在1000萬左右,甚至更多。」

1930年1月30日,蘇共政治局通過一項名為「關於在全面集體化地區消滅富農產業的措施」 的決議。根據該決議,6萬名富農被關進集中營或者槍決,他們的家屬被趕出家園,另外還有15萬農戶也被趕走。而實際上,這場以剝奪糧食引爆的反富農鬥爭的規模遠遠超過了這些數據。

1930年2月2日,「格帕烏」總局(契卡改組後的叫法)簽署了這項決議要「把富農作為一個階層來消滅」。因此國安機關的任務演變為消滅那些參加反革命,參加造反組織的富農。凡是有關富農的案件都要迅速審理。富農被蘇共定為一個非法的、可以隨意消滅的階層,被抓捕送往集中營,或者槍決,而他們的財產一律充公。

1930-1931兩年之間,共有150萬農民和他們的家屬被關進了「格帕烏」總局設立的集中營或勞動改造據點。約有50萬農民自動逃往城市和建築工地,還有近200萬農民被作為第三類人遷移到他鄉,他們的財產也都被沒收了。

時至今日,在留下的「格帕烏」總局的匯報材料中還可以了解到以下情況:當一個人被劃成富農後,鄰居會來拿走他們的財物,蘇共會把富農和他們的孩子趕上大車,拉到西伯利亞。這些被趕出家園的農民被送進林業、礦業或建築工業部門,去干最辛苦的工作。

甚至老人和小孩也要到采林區幹重活,婦人則要去挖地。這些被流放的農民只能住在工棚、窩棚或者土窯裡,他們幾乎得不到醫療服務,時常5-6個月都拿不到工資。因為沒有錢就不能買食品,也沒人會配給他們食物以及冬天禦寒的衣物。地方當局對待他們就像對待牲畜一樣,任意驅使奴役。

這些被流放的農民不能隨意離開居住地,他們的孩子不能去上學,也不能調換工作。現實對他們異常的殘酷。

蘇共迫害富農的手段,成為中共土改效法的鼻祖。中共篡權3個月後,就著手在全國全面開展土地改革。並且明確提出「消滅地主階級」,在農村廣泛劃分階級、定設成分、給全國不下二千萬人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使他們成為在中國社會備受歧視、打擊、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

中共用「耕者有其田」,鼓動農民互斗,致使近十萬地主喪生。更有地區對地主實行滿門抄斬,以達到滅絕其階級的目的,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

(未完待續,下接《蘇共以恐怖維穩 製造特色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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