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公安局長死於文革的內幕
幾年前，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寫了一篇關於公安系統在文革中狀況的文章，披露了很多內情，因其能接觸到內部資料，所提供的數據應該是可信的。
文章稱，1966年文革開始後，也展開了砸爛公安機關的行動。兩年多的時間裡，全國有3.4萬警察受到迫害，其中被打死的1,200多人，傷殘3,600多人，被捕判刑的1,300多人。全國203位公安廳、局長，所有的人都被審查、打倒過，有45人坐過牢，自殺、死在監獄裡的有17人。
以公安部為例。公安部5位副部長被捕，政治部主任被隔離審查；羅瑞卿、謝富治的老搭檔、二把手副部長徐子榮被捕後被迫害致死；未被逮捕的副部長劉復之、于桑，在軍人部長李震1973年10月20日自殺後，因有嫌疑也被監禁。
上海公安局長黃赤波被害也害人
尹曙生的文章特意，提到了上海市原公安局長黃赤波的悲慘經歷。據披露，黃赤波在任期間，每次毛澤東、江青到上海，他都是鞍前馬後為其安全操碎了心。然而，在文革後的1968年2月，他卻被以對毛、江搞竊聽的罪名關押進北京監獄，飽受折磨和摧殘，導致在1975年出獄時，10根肋骨折斷一身是病，1978年過早死去。
百度資料顯示，黃赤波原名黃治波，1930年5月加入中共軍隊，次年加入中共，並在軍隊中逐步升遷，主要擔負偵察、掌握敵情等任務。中共建政後，他先後出任，中共蘇南區黨委委員、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長、蘇南行政公署第二副主任、政法委員會主任、中共江蘇省省委委員、省公安廳廳長、上海市委委員和市公安局副局長，1957年3月，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中共上海市委政法部副部長。
黃赤波對於毛不僅是忠心耿耿，而且是盡心竭力。1959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八屆七中全會，黃赤波組織市公安局和有關分局幹警，對重點地區的安全情況認真調查研究，採取了切實可靠的保衛措施，並因此得到了毛的讚許。
文革爆發後，黃赤波被「造反派」視作是「劉、鄧、彭、羅伸向上海公安局的一隻黑手，是反革命黑幫埋藏在，上海市政法部門的一顆定時炸彈，是陳丕顯的得力幹將」，最先遭到了衝擊和批鬥。1967年1月，黃赤波自殺未遂。
在當年造反派披露的黃赤波的罪狀中，有這樣一條：欺騙毛。原來，1962年毛到上海，黃赤波向毛匯報說：「警衛人員除了保衛首長以外，有空就搞農副業生產，辦了個農場。」毛表示讚許，還準備參觀。黃赤波連夜趕緊向××處調用價值1萬7,000餘元的農副產品，趕辦了假農場，以矇混過關。1965年，毛再次來到上海檢查公安工作時，問其是否養豬，黃回答說「養了」，毛要看看，黃赤波乃又派人當夜籌集了，洋種豬60頭、品種雞100隻、種魚2萬6,600尾、資金4萬9,850元，辦起了一個特快的「農場」來應付毛。
除此而外，造反派們還披露了黃赤波，如何討好劉少奇、鄧小平、羅瑞卿、陳丕顯等人的。比如為劉少奇王光美置辦出國行裝，建造別墅；送給鄧小平一付，從香港買來的精雕細刻的塑料彩色麻雀牌；公開稱讚羅瑞卿是「年輕有為的天才，天塌下來能頂住」，並在其來滬時，左右不離地陪同……如果上述情況屬實，就可知黃赤波也屬於阿諛奉承、擅長撒謊之輩。
據稱，黃赤波之所以能官運亨通，仰仗的是陳丕顯的提拔，而隨著陳丕顯的倒台，黃赤波也沒能倖免。尹曙生的文章還提到，黃赤波有這樣的下場令人嘆息，但可悲的是，「他在主政上海市公安局期間，同樣以莫須有的罪名冤枉了很多人，而且直到他去世，也沒有絲毫悔意。」
據說，當年正是黃赤波秉承羅瑞卿的旨意，在上海市公安局掀起了一場風暴，將與毛欽定的「潘漢年、楊帆事件」，有關的600多人以莫須有的罪名關押，有的死在監獄裡，有的妻離子散。他曾經在上海市公安局幹部大會上說：「楊帆是一隻壞母雞，生了一窩子壞蛋」，「打開來蛋黃都是黑的」；「我就是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這就是階級鬥爭」，「楊帆是一隻大辣椒，還有小辣椒、辣椒麵呢！」
而在《上海原公安人員鬥批改小組》的揭發材料中，還披露了黃赤波奢侈的生活，並稱市公安局勞改處是其享樂基地。比如他身有「四金」：金表（7隻）、金菸嘴、金褲帶扣、金皮鞋扣，家有「7機」：電視機、落地收音機、錄音機、電話機、吸塵機、冷氣機等。他吃雞規定要「三黃一黑」，即黃嘴、黃腳、黃色，不帶雜色的烏骨雞。吃魚要活的、鯽魚要雄的、螃蟹要雌的。他來上海10多年期間，共換了7次住房，每換一次，都要進行修理裝飾，浪費國家資金達7萬多元，夏天有冷氣、冬天有暖氣，屋內溫度要保證20度…… 。
可見，毛時期的高官也同樣十分奢侈。
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劉傳新自殺
2004年《湖南文史》第2期刊登了蔡明忠寫的《「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讓我們得以窺見劉傳新，是如何爬上高位、如何肆無忌憚地施加迫害的，以及他所獲得的報應。
文革爆發後，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派出了，由44人組成的華北局、公安部聯合工作組，進駐北京市公安局奪權。1966年6月5日，在5,000人大會上，新上任的市委副書記吳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領導班子的名單，同時宣布對前任局長馮基平、現任局長邢相生，以及其他領導成員呂展、閔步瀛、閻塘隔離審查，張烈、李一平停職反省。劉傳新出任局長。
1967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由軍隊接管，實行軍事管制。3月，軍管會的二號人物劉傳新，就對市公安局作出了徹底否定的結論，稱其是「地地道道的黑窩子」與毛對抗等。
幾個月後，在謝富治的授意下，軍管會先後炮製了《關於北京市公安局問題的匯報提綱》和《關於徹底改造舊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問題》兩個材料，稱北京市公安局「是彭真、劉仁，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全局有1,000多壞人」。
隨即，劉傳新指使專案人員，從市公安局的偵察案卷中蒐集各級領導的審查批示，編寫了《關於羅瑞卿、劉仁、馮基平、邢相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裡通外國的情況報告》，稱，羅瑞卿、劉仁、馮基平、邢相生、焦昆、張烈、閔步瀛等，31名高官「裡通外國」，是「供給敵人情報的批准人」。此後，還蒐集、羅列了大量所謂「罪證」，並轉發全國。
1968年8月，馮基平、邢相生等24人被逮捕，814名警察被定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鄉關押審查。劉傳新得意洋洋地宣告：「軍管會把成千上萬的叛徒、特務、頑固不化的走資派、賣國賊、各種牛鬼蛇神揪了出來！」「公安局有問題的，定了1,080人，還有459人待定案處理。」
除此而外，劉傳新還按照上邊的命令，把社會上流傳的江青等人的醜聞當作「反動謠言」來追查，僅從1975年底到1976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謂的「謠言」1,000多起，涉及數萬人，其中不少人遭到了拘留和審查。
據報，文革期間，劉傳新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權獨攬，誰敢說個「不」字，輕則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則下放、勞改，甚至被關進監牢。他還利用手中的職權，長期將北京市公安局某處級機關，內的一名年輕貌美的女子安在身邊，經常陪伴他出入高級飯店和其它場合。
文革後期，劉傳新攻擊鄧小平，指其「一朝權在手，就來搞復辟」。緊接著，他還先後3次在市公安局的幹部會議上借題發揮，宣稱鄧小平「糾集了一個右傾翻案集團」，鄧小平是，「社會上地富反壞右、新老反革命、資產階級向黨進攻的組織者、策劃者、煽動者」，是「地主資產階級的總代表」，是「全國資產階級的活聖母」。
1976年毛病危期間，劉傳新秉承江青等人的意思，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應急方案》。毛死後，劉傳新立即按《應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組織了3,300多人的機動力量，準備槍枝2,400多支等，還有大批電台、報話機等通訊器材，並繪製了作戰用的城區坐標圖。在周恩來死後，老百姓聚集在天安門，劉傳新則出動大批警力，將老百姓的抗議鎮壓下去。
在華國鋒、李先念等，發動政變拿下江青等「四人幫」後，北京市公安局也發出了清算劉傳新的呼聲。1977年1月，劉傳新被免職並接受調查。5月18日，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開「批判劉傳新大會」的通知時，臉色蒼白，一言不發。次日，傳來了其自殺的消息。
結語
劉傳新自殺後，1977年11月，中共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軍隊幹部，調回部隊的通知》，軍管會時期留下的793名軍隊幹部，全部撤離北京市公安局。這次清理是在北京公安系統的軍代表，都回到軍隊去了以後進行的。其中17人被祕密槍決，沒有經過公開審判程序，據說大多是手上有「革命老幹部或幹部子弟」鮮血的看守和審訊者。據說軍隊也按同樣模式進行內部清理，把一批這種軍人押解到雲南祕密處決，並以「因公殉職」通知家屬。
黃赤波、劉傳新等人的下場說明，他們不過是中共政治鬥爭中被利用的一粒棋子，用完之後，就被中共卸磨殺驢，而他們害人的同時也在害己，因此命運早已註定。他們的下場或許可以給今日那些，仍被中共利用的警察們以警示。
文章稱，1966年文革開始後，也展開了砸爛公安機關的行動。兩年多的時間裡，全國有3.4萬警察受到迫害，其中被打死的1,200多人，傷殘3,600多人，被捕判刑的1,300多人。全國203位公安廳、局長，所有的人都被審查、打倒過，有45人坐過牢，自殺、死在監獄裡的有17人。
以公安部為例。公安部5位副部長被捕，政治部主任被隔離審查；羅瑞卿、謝富治的老搭檔、二把手副部長徐子榮被捕後被迫害致死；未被逮捕的副部長劉復之、于桑，在軍人部長李震1973年10月20日自殺後，因有嫌疑也被監禁。
上海公安局長黃赤波被害也害人
尹曙生的文章特意，提到了上海市原公安局長黃赤波的悲慘經歷。據披露，黃赤波在任期間，每次毛澤東、江青到上海，他都是鞍前馬後為其安全操碎了心。然而，在文革後的1968年2月，他卻被以對毛、江搞竊聽的罪名關押進北京監獄，飽受折磨和摧殘，導致在1975年出獄時，10根肋骨折斷一身是病，1978年過早死去。
百度資料顯示，黃赤波原名黃治波，1930年5月加入中共軍隊，次年加入中共，並在軍隊中逐步升遷，主要擔負偵察、掌握敵情等任務。中共建政後，他先後出任，中共蘇南區黨委委員、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長、蘇南行政公署第二副主任、政法委員會主任、中共江蘇省省委委員、省公安廳廳長、上海市委委員和市公安局副局長，1957年3月，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中共上海市委政法部副部長。
黃赤波對於毛不僅是忠心耿耿，而且是盡心竭力。1959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八屆七中全會，黃赤波組織市公安局和有關分局幹警，對重點地區的安全情況認真調查研究，採取了切實可靠的保衛措施，並因此得到了毛的讚許。
文革爆發後，黃赤波被「造反派」視作是「劉、鄧、彭、羅伸向上海公安局的一隻黑手，是反革命黑幫埋藏在，上海市政法部門的一顆定時炸彈，是陳丕顯的得力幹將」，最先遭到了衝擊和批鬥。1967年1月，黃赤波自殺未遂。
在當年造反派披露的黃赤波的罪狀中，有這樣一條：欺騙毛。原來，1962年毛到上海，黃赤波向毛匯報說：「警衛人員除了保衛首長以外，有空就搞農副業生產，辦了個農場。」毛表示讚許，還準備參觀。黃赤波連夜趕緊向××處調用價值1萬7,000餘元的農副產品，趕辦了假農場，以矇混過關。1965年，毛再次來到上海檢查公安工作時，問其是否養豬，黃回答說「養了」，毛要看看，黃赤波乃又派人當夜籌集了，洋種豬60頭、品種雞100隻、種魚2萬6,600尾、資金4萬9,850元，辦起了一個特快的「農場」來應付毛。
除此而外，造反派們還披露了黃赤波，如何討好劉少奇、鄧小平、羅瑞卿、陳丕顯等人的。比如為劉少奇王光美置辦出國行裝，建造別墅；送給鄧小平一付，從香港買來的精雕細刻的塑料彩色麻雀牌；公開稱讚羅瑞卿是「年輕有為的天才，天塌下來能頂住」，並在其來滬時，左右不離地陪同……如果上述情況屬實，就可知黃赤波也屬於阿諛奉承、擅長撒謊之輩。
據稱，黃赤波之所以能官運亨通，仰仗的是陳丕顯的提拔，而隨著陳丕顯的倒台，黃赤波也沒能倖免。尹曙生的文章還提到，黃赤波有這樣的下場令人嘆息，但可悲的是，「他在主政上海市公安局期間，同樣以莫須有的罪名冤枉了很多人，而且直到他去世，也沒有絲毫悔意。」
據說，當年正是黃赤波秉承羅瑞卿的旨意，在上海市公安局掀起了一場風暴，將與毛欽定的「潘漢年、楊帆事件」，有關的600多人以莫須有的罪名關押，有的死在監獄裡，有的妻離子散。他曾經在上海市公安局幹部大會上說：「楊帆是一隻壞母雞，生了一窩子壞蛋」，「打開來蛋黃都是黑的」；「我就是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這就是階級鬥爭」，「楊帆是一隻大辣椒，還有小辣椒、辣椒麵呢！」
而在《上海原公安人員鬥批改小組》的揭發材料中，還披露了黃赤波奢侈的生活，並稱市公安局勞改處是其享樂基地。比如他身有「四金」：金表（7隻）、金菸嘴、金褲帶扣、金皮鞋扣，家有「7機」：電視機、落地收音機、錄音機、電話機、吸塵機、冷氣機等。他吃雞規定要「三黃一黑」，即黃嘴、黃腳、黃色，不帶雜色的烏骨雞。吃魚要活的、鯽魚要雄的、螃蟹要雌的。他來上海10多年期間，共換了7次住房，每換一次，都要進行修理裝飾，浪費國家資金達7萬多元，夏天有冷氣、冬天有暖氣，屋內溫度要保證20度…… 。
可見，毛時期的高官也同樣十分奢侈。
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劉傳新自殺
2004年《湖南文史》第2期刊登了蔡明忠寫的《「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讓我們得以窺見劉傳新，是如何爬上高位、如何肆無忌憚地施加迫害的，以及他所獲得的報應。
文革爆發後，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派出了，由44人組成的華北局、公安部聯合工作組，進駐北京市公安局奪權。1966年6月5日，在5,000人大會上，新上任的市委副書記吳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領導班子的名單，同時宣布對前任局長馮基平、現任局長邢相生，以及其他領導成員呂展、閔步瀛、閻塘隔離審查，張烈、李一平停職反省。劉傳新出任局長。
1967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由軍隊接管，實行軍事管制。3月，軍管會的二號人物劉傳新，就對市公安局作出了徹底否定的結論，稱其是「地地道道的黑窩子」與毛對抗等。
幾個月後，在謝富治的授意下，軍管會先後炮製了《關於北京市公安局問題的匯報提綱》和《關於徹底改造舊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問題》兩個材料，稱北京市公安局「是彭真、劉仁，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全局有1,000多壞人」。
隨即，劉傳新指使專案人員，從市公安局的偵察案卷中蒐集各級領導的審查批示，編寫了《關於羅瑞卿、劉仁、馮基平、邢相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裡通外國的情況報告》，稱，羅瑞卿、劉仁、馮基平、邢相生、焦昆、張烈、閔步瀛等，31名高官「裡通外國」，是「供給敵人情報的批准人」。此後，還蒐集、羅列了大量所謂「罪證」，並轉發全國。
1968年8月，馮基平、邢相生等24人被逮捕，814名警察被定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鄉關押審查。劉傳新得意洋洋地宣告：「軍管會把成千上萬的叛徒、特務、頑固不化的走資派、賣國賊、各種牛鬼蛇神揪了出來！」「公安局有問題的，定了1,080人，還有459人待定案處理。」
除此而外，劉傳新還按照上邊的命令，把社會上流傳的江青等人的醜聞當作「反動謠言」來追查，僅從1975年底到1976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謂的「謠言」1,000多起，涉及數萬人，其中不少人遭到了拘留和審查。
據報，文革期間，劉傳新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權獨攬，誰敢說個「不」字，輕則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則下放、勞改，甚至被關進監牢。他還利用手中的職權，長期將北京市公安局某處級機關，內的一名年輕貌美的女子安在身邊，經常陪伴他出入高級飯店和其它場合。
文革後期，劉傳新攻擊鄧小平，指其「一朝權在手，就來搞復辟」。緊接著，他還先後3次在市公安局的幹部會議上借題發揮，宣稱鄧小平「糾集了一個右傾翻案集團」，鄧小平是，「社會上地富反壞右、新老反革命、資產階級向黨進攻的組織者、策劃者、煽動者」，是「地主資產階級的總代表」，是「全國資產階級的活聖母」。
1976年毛病危期間，劉傳新秉承江青等人的意思，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應急方案》。毛死後，劉傳新立即按《應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組織了3,300多人的機動力量，準備槍枝2,400多支等，還有大批電台、報話機等通訊器材，並繪製了作戰用的城區坐標圖。在周恩來死後，老百姓聚集在天安門，劉傳新則出動大批警力，將老百姓的抗議鎮壓下去。
在華國鋒、李先念等，發動政變拿下江青等「四人幫」後，北京市公安局也發出了清算劉傳新的呼聲。1977年1月，劉傳新被免職並接受調查。5月18日，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開「批判劉傳新大會」的通知時，臉色蒼白，一言不發。次日，傳來了其自殺的消息。
結語
劉傳新自殺後，1977年11月，中共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軍隊幹部，調回部隊的通知》，軍管會時期留下的793名軍隊幹部，全部撤離北京市公安局。這次清理是在北京公安系統的軍代表，都回到軍隊去了以後進行的。其中17人被祕密槍決，沒有經過公開審判程序，據說大多是手上有「革命老幹部或幹部子弟」鮮血的看守和審訊者。據說軍隊也按同樣模式進行內部清理，把一批這種軍人押解到雲南祕密處決，並以「因公殉職」通知家屬。
黃赤波、劉傳新等人的下場說明，他們不過是中共政治鬥爭中被利用的一粒棋子，用完之後，就被中共卸磨殺驢，而他們害人的同時也在害己，因此命運早已註定。他們的下場或許可以給今日那些，仍被中共利用的警察們以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