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鄧麗君的伯樂唱片監製馮添枝
認識馮添枝Ricky Fung，是在好幾年前的鄧麗君歌迷活動上。作為鄧麗君的唱片監製，馮添枝對挖掘和培養華人一代巨星功不可沒。即使在鄧麗君離世至今21年，人情世故淡化的現實中，馮對鄧麗君依然不捨不棄，足見其為人重情念舊。幾乎每次鄧麗君的紀念活動必到，談當年的好歌、好人、好故事，歷目難忘…… 。
馮添枝說鄧麗君很有活力也很乖，更重要的是她的歌喉獨特。（大紀元資料室）
如果香港唱片業要頒發終身成就獎，馮添枝必定榜上有名。70年代加入寶麗金任監製，後升至總經理，馮不僅捧紅了鄧麗君，還打造了許冠傑、溫拿樂隊、張國榮、張學友、陳慧嫻、關正傑、雷安娜、區瑞強等粒粒巨星；80年代轉任「百代」（EMI）唱片總經理，他又和劉德華、羅文、陳百強、陳美玲及鄺美雲等合作；90年代自創星威唱片公司；目前擔任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香港會總裁。馮添枝亦為流行音樂作曲家，作品多用「歷風」筆名發表，堪稱粵語歌壇的長青樹。
要了解對華人社會影響深遠的「港式流行曲」（Cantopop），非馮添枝莫屬；機緣巧合下，在馮添枝位於九龍灣的辦公室，有機會和他暢談香港的音樂史，談鄧麗君，獲益匪淺…… 。
陳慧嫻18歲出道時是寶麗金歌手。2014年為慶祝入行30周年，於紅館舉行演唱會。（大紀元資料室）
現任鄧麗君文教基金會董事舟木稔（右一）於1973年任日本寶麗多唱片公司的主管時，到香港說服鄧麗君到日本發展。圖為鄧麗君母女1973年首度抵日照。（舟木稔提供／中央社）從1966年加入Mystics（神秘主義）樂團至今，馮添枝屈指一算，今年剛好是入行50年。「我從未轉行過。」命運就是這麼神奇。「63年拿起吉他玩（的時候），奠定了我會做音樂一輩子的了。」
60年代披頭四風潮席捲全球，香港也出現組樂隊潮，無需正式科班出身，無需精湛的表演藝術，就可玩音樂。1966年，年紀輕輕的馮添枝，即與一班朋友自組樂隊，他擔任吉他手，是唯一華人，其餘全是葡國人。可惜樂隊於1971年解散，但奠定了馮走上音樂道路的基石。
鄧麗君《歌道場》名曲復刻版日本進口盤封面。（環球唱片提供）
中學畢業後，馮添枝的第一份工是為大東電報局擔任音響技師，在香港大會堂工作。一年多後，玩BAND的好友鄭東漢（鄭中基父親）找到他，說寶麗金進軍香港，收購了一家本地的鑽石唱片公司，想找有能力、志同道合的人做唱片，於是邀請馮加盟。1970年，馮正式加入寶麗多（寶麗金）的製作部門，學做唱片監製，引進外國唱片在港推廣和售賣。鄭東漢則是總裁。
當時適逢唱片業逆境，翻版唱片猖獗，香港寶麗金的製作部門亦要暫停，直至1972底才東山再起。馮添枝認為要闖出天地，還是要發掘本地歌手，製作自己的歌曲。故1972年底，簽了許冠傑。他說，坊間寫76年簽約是不對的。
「許冠傑，我們現在完全沒有保留地講，他是香港流行曲的支柱。」馮添枝頗為自豪地說。許冠傑最初是唱英文歌，但拍戲後轉唱粵語歌，一下子爆紅，亦帶動了香港流行樂壇。「許冠傑的化學作用很強，他是大學生。（當時）香港只有一間香港大學，大學生都唱粵語歌曲，無得比。這是一個小突破。」
之後著名音樂經理人梁柏濤（Pato Leung），推薦一個年輕樂隊給他。Pato將原本的樂隊名Loosers改為Wynners，「天天輸不好，不如改成贏」。即紅透至今40多年的溫拿樂隊。另外Pato又介紹陳秋霞，香港少見的創作女歌手，擅長譜曲。而這三個簽約歌手、樂隊的成功，令寶麗金站穩腳跟，進一步向外擴展版圖。
1969年已來港發展的鄧麗君Teresa，就這樣被日本星探發掘。「我們一連幾晚在不同的歌廳聽歌，有一晚在旺角新興大廈的香港歌劇院，有一些歌手出來，唱3首歌就走場。那Teresa蹦蹦跳跳出來，一下子唱完了，他們全記錄下來。3個月之後，日本唱片公司告訴我們，要簽這一個。我一看，原來是鄧麗君。」
鄧麗君為人念舊感恩。鄧麗君文教基金會董事舟木稔是1973年勸鄧麗君到日本發展的關鍵人物。鄧麗君在日本大紅大紫之後，遊走美國、歐洲、香港、台灣等地，常與舟木保持聯繫。（舟木稔提供／中央社）
1973年底，鄧麗君正式簽約寶麗金，前往日本發展。 馮添枝說，如何定位鄧麗君歌曲的風格，公司做了一些研究。最初鄧麗君在日本被包裝成可愛的小妹妹，「第一炮是走錯路，因為她的本質是一個小妹妹，但是她的歌喉不是很小妹妹，市場接受不到。」
隨即Teresa被重新定位為高雅的華人歌手，但唱的是日本流行歌曲，直到第二張大碟《空港》一炮而紅，一下子賣了70萬張，創下寶麗金公司成立以來旗下歌星最暢銷紀錄。
許冠傑《斤兩十足》 2012演唱會5月26日在馬來西亞雲頂雲星劇場開唱。（Star Planet星藝娛樂提供）
馮添枝負責將《空港》翻譯成國語版《再見我的愛人》，當中有一個小插曲。「我看過所有歌曲後，竟然發現有一首《goodbye my love》是我很喜歡的，在街上路過的唱片店聽到過。日本的寶麗金唱片公司也選了這首歌。那我就和唱片公司說，《goodbye my love》是很適合香港人聽的，所以兩個唱片的封面設計是不同的，日本是《空港》，香港就叫《再見我的愛人》。」
歌名《島國之情歌》則是馮在酒店房間裏想出來的，《再見我的愛人》是第一集。1975年到1984年期間，鄧麗君共出了8集。不過，馮添枝說，他們不會在唱片封面上寫第一集，這是唱片業的「小小迷信」，「因為唱片是一種潮流的產品，入不入得了人們的心，很難估計。如果不成功就沒有第二集。所以不會叫第一集的，因為你不知道有沒有第二集的，但之後第二集就叫第二集。」
擔任唱片監製近半世紀，馮添枝指，監製要從商業角度出發，為公司合約歌手選擇合適的歌曲，推向市場。以往只是單純賣唱片，現在是一種蓬勃發展的產業。唱片老闆希望挖到獨家合約歌手，以期製造最大利潤，但能夠一炮而紅的極少， 「有時候公司簽約4、5個歌手，也未必能跑一個（紅歌星）出來。」故監製的慧眼以及包裝就非常重要。
鄭秀文紅館首場演唱會開唱，劉德華站台獻唱。（寰亞唱片提供）
鄧麗君（鄧麗君文教基金會提供）
比如鄧麗君，第一眼看到她就覺得她會紅。「我覺得她很有活力，代表很多小女孩都會模仿的對象，大人覺得不會抗拒她，覺得她很乖，很活潑。這些先天性的條件都不夠她的獨特歌喉，無人能及。」
2015年是已故歌星鄧麗君逝世20周年，台灣中華郵政公司首度發行「鄧麗君郵票」。（中華郵政提供）
馮添枝印象特別深刻的是，鄧麗君做事非常認真，不似現代歌手太依賴錄音技術，鄧麗君是一氣呵成，一首歌用1個小時已錄好。「她的歌聲感性、連貫性，是現在的歌手做不到的。」有些歌手多才多藝，會寫歌譜曲，亦增加被選中的可能性。 遺憾歌手獨特性遭抹殺 「你有市場調查，但這些東西是做不出巨星的，只是做了一個產品。」
馮添枝靠的是觸覺。他將成功歸功於天時地利人和，60、70年代的歌壇多姿多彩，「因為那個文化背景，很多不同的有天份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來唱歌。變成我們監製真是幸運，有得揀。」而且粵語獨特的發聲，也令粵語歌曲一時間風靡全球。「我覺得廣東話好特別，唱廣東歌的位、腔，很容易表達每一個歌手的獨特性。」
但現代科技的發展卻抹殺了獨特性，全社會都在模仿幾個人，失去自己的特點。馮添枝嘆氣道：「但是這些不是我們大家要的。我們要的是個人化的演出，但是現在香港社會是缺乏的，其它國家亦不見得好過香港。」
馮添枝說鄧麗君很有活力也很乖，更重要的是她的歌喉獨特。（大紀元資料室）如果香港唱片業要頒發終身成就獎，馮添枝必定榜上有名。70年代加入寶麗金任監製，後升至總經理，馮不僅捧紅了鄧麗君，還打造了許冠傑、溫拿樂隊、張國榮、張學友、陳慧嫻、關正傑、雷安娜、區瑞強等粒粒巨星；80年代轉任「百代」（EMI）唱片總經理，他又和劉德華、羅文、陳百強、陳美玲及鄺美雲等合作；90年代自創星威唱片公司；目前擔任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香港會總裁。馮添枝亦為流行音樂作曲家，作品多用「歷風」筆名發表，堪稱粵語歌壇的長青樹。
要了解對華人社會影響深遠的「港式流行曲」（Cantopop），非馮添枝莫屬；機緣巧合下，在馮添枝位於九龍灣的辦公室，有機會和他暢談香港的音樂史，談鄧麗君，獲益匪淺…… 。
陳慧嫻18歲出道時是寶麗金歌手。2014年為慶祝入行30周年，於紅館舉行演唱會。（大紀元資料室）入行50年 從吉他手開始
現任鄧麗君文教基金會董事舟木稔（右一）於1973年任日本寶麗多唱片公司的主管時，到香港說服鄧麗君到日本發展。圖為鄧麗君母女1973年首度抵日照。（舟木稔提供／中央社）從1966年加入Mystics（神秘主義）樂團至今，馮添枝屈指一算，今年剛好是入行50年。「我從未轉行過。」命運就是這麼神奇。「63年拿起吉他玩（的時候），奠定了我會做音樂一輩子的了。」60年代披頭四風潮席捲全球，香港也出現組樂隊潮，無需正式科班出身，無需精湛的表演藝術，就可玩音樂。1966年，年紀輕輕的馮添枝，即與一班朋友自組樂隊，他擔任吉他手，是唯一華人，其餘全是葡國人。可惜樂隊於1971年解散，但奠定了馮走上音樂道路的基石。
鄧麗君《歌道場》名曲復刻版日本進口盤封面。（環球唱片提供）中學畢業後，馮添枝的第一份工是為大東電報局擔任音響技師，在香港大會堂工作。一年多後，玩BAND的好友鄭東漢（鄭中基父親）找到他，說寶麗金進軍香港，收購了一家本地的鑽石唱片公司，想找有能力、志同道合的人做唱片，於是邀請馮加盟。1970年，馮正式加入寶麗多（寶麗金）的製作部門，學做唱片監製，引進外國唱片在港推廣和售賣。鄭東漢則是總裁。
72年簽許冠傑 帶紅粵語歌
60年代的香港，還是以唱英文歌為主，但經過67年暴動後，元氣待復，而粵語電影開始式微，寶島台灣歌曲在香港風靡一時。如青山、姚蘇蓉等，到處都是《今天不回家》的歌聲。紅的還有馬來西亞歌手鄭錦昌、新加坡歌手麗莎等，本地歌壇卻一片沉寂。當時適逢唱片業逆境，翻版唱片猖獗，香港寶麗金的製作部門亦要暫停，直至1972底才東山再起。馮添枝認為要闖出天地，還是要發掘本地歌手，製作自己的歌曲。故1972年底，簽了許冠傑。他說，坊間寫76年簽約是不對的。
「許冠傑，我們現在完全沒有保留地講，他是香港流行曲的支柱。」馮添枝頗為自豪地說。許冠傑最初是唱英文歌，但拍戲後轉唱粵語歌，一下子爆紅，亦帶動了香港流行樂壇。「許冠傑的化學作用很強，他是大學生。（當時）香港只有一間香港大學，大學生都唱粵語歌曲，無得比。這是一個小突破。」
之後著名音樂經理人梁柏濤（Pato Leung），推薦一個年輕樂隊給他。Pato將原本的樂隊名Loosers改為Wynners，「天天輸不好，不如改成贏」。即紅透至今40多年的溫拿樂隊。另外Pato又介紹陳秋霞，香港少見的創作女歌手，擅長譜曲。而這三個簽約歌手、樂隊的成功，令寶麗金站穩腳跟，進一步向外擴展版圖。
鄧麗君被發掘的奇妙經過
「當時日本市場有幾個港、台歌手開始走紅，一個就是歐陽菲菲，一個是陳美齡，那日本寶麗金也希望來亞洲找一個華人歌手。」馮添枝回憶道。1969年已來港發展的鄧麗君Teresa，就這樣被日本星探發掘。「我們一連幾晚在不同的歌廳聽歌，有一晚在旺角新興大廈的香港歌劇院，有一些歌手出來，唱3首歌就走場。那Teresa蹦蹦跳跳出來，一下子唱完了，他們全記錄下來。3個月之後，日本唱片公司告訴我們，要簽這一個。我一看，原來是鄧麗君。」
鄧麗君為人念舊感恩。鄧麗君文教基金會董事舟木稔是1973年勸鄧麗君到日本發展的關鍵人物。鄧麗君在日本大紅大紫之後，遊走美國、歐洲、香港、台灣等地，常與舟木保持聯繫。（舟木稔提供／中央社）1973年底，鄧麗君正式簽約寶麗金，前往日本發展。 馮添枝說，如何定位鄧麗君歌曲的風格，公司做了一些研究。最初鄧麗君在日本被包裝成可愛的小妹妹，「第一炮是走錯路，因為她的本質是一個小妹妹，但是她的歌喉不是很小妹妹，市場接受不到。」
隨即Teresa被重新定位為高雅的華人歌手，但唱的是日本流行歌曲，直到第二張大碟《空港》一炮而紅，一下子賣了70萬張，創下寶麗金公司成立以來旗下歌星最暢銷紀錄。
許冠傑《斤兩十足》 2012演唱會5月26日在馬來西亞雲頂雲星劇場開唱。（Star Planet星藝娛樂提供）馮添枝負責將《空港》翻譯成國語版《再見我的愛人》，當中有一個小插曲。「我看過所有歌曲後，竟然發現有一首《goodbye my love》是我很喜歡的，在街上路過的唱片店聽到過。日本的寶麗金唱片公司也選了這首歌。那我就和唱片公司說，《goodbye my love》是很適合香港人聽的，所以兩個唱片的封面設計是不同的，日本是《空港》，香港就叫《再見我的愛人》。」
歌名《島國之情歌》則是馮在酒店房間裏想出來的，《再見我的愛人》是第一集。1975年到1984年期間，鄧麗君共出了8集。不過，馮添枝說，他們不會在唱片封面上寫第一集，這是唱片業的「小小迷信」，「因為唱片是一種潮流的產品，入不入得了人們的心，很難估計。如果不成功就沒有第二集。所以不會叫第一集的，因為你不知道有沒有第二集的，但之後第二集就叫第二集。」
擔任唱片監製近半世紀，馮添枝指，監製要從商業角度出發，為公司合約歌手選擇合適的歌曲，推向市場。以往只是單純賣唱片，現在是一種蓬勃發展的產業。唱片老闆希望挖到獨家合約歌手，以期製造最大利潤，但能夠一炮而紅的極少， 「有時候公司簽約4、5個歌手，也未必能跑一個（紅歌星）出來。」故監製的慧眼以及包裝就非常重要。
鄭秀文紅館首場演唱會開唱，劉德華站台獻唱。（寰亞唱片提供）監製如伯樂 三招選歌手
「你起碼要有觀眾緣，有個人獨特的歌喉和演繹的方法，就是我們說的形象和歌喉，第三當然就是很獨特的藝術造詣。」馮添枝靠三招遴選歌手，他擔任監製的歌星，不少均大紅大紫。如鄧麗君、許冠傑等，均奠定了之後的歌王歌后的地位。
鄧麗君（鄧麗君文教基金會提供）比如鄧麗君，第一眼看到她就覺得她會紅。「我覺得她很有活力，代表很多小女孩都會模仿的對象，大人覺得不會抗拒她，覺得她很乖，很活潑。這些先天性的條件都不夠她的獨特歌喉，無人能及。」
2015年是已故歌星鄧麗君逝世20周年，台灣中華郵政公司首度發行「鄧麗君郵票」。（中華郵政提供）馮添枝印象特別深刻的是，鄧麗君做事非常認真，不似現代歌手太依賴錄音技術，鄧麗君是一氣呵成，一首歌用1個小時已錄好。「她的歌聲感性、連貫性，是現在的歌手做不到的。」有些歌手多才多藝，會寫歌譜曲，亦增加被選中的可能性。 遺憾歌手獨特性遭抹殺 「你有市場調查，但這些東西是做不出巨星的，只是做了一個產品。」
馮添枝靠的是觸覺。他將成功歸功於天時地利人和，60、70年代的歌壇多姿多彩，「因為那個文化背景，很多不同的有天份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來唱歌。變成我們監製真是幸運，有得揀。」而且粵語獨特的發聲，也令粵語歌曲一時間風靡全球。「我覺得廣東話好特別，唱廣東歌的位、腔，很容易表達每一個歌手的獨特性。」
但現代科技的發展卻抹殺了獨特性，全社會都在模仿幾個人，失去自己的特點。馮添枝嘆氣道：「但是這些不是我們大家要的。我們要的是個人化的演出，但是現在香港社會是缺乏的，其它國家亦不見得好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