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沒有足夠的自省──散佈恐懼仇恨的社會其實與犯罪者沒什麼不同

文／柯萱如 （律師）

每一次發生這種重大暴力案件，我的思緒就好亂、心好沉重。
 
出自於個人關心與好奇，加上就讀的正是法律且為刑事法，又很恰好的，犯罪媒體報導、民意與我國刑事政策，正是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所以半自發半被迫地，我總是反覆在各大社群網站與新聞網中穿梭，觀看蒐集上百上千則的各種相關新聞報導、民眾留言、意見觀點。   
 
在資料蒐集過程中，難過的是，我看見的其實不只是一個仇恨殘暴的案件，而是一個滿佈仇恨與殘暴的社會。我看見的，是一個充滿正義感的社會，但同時，更是一個聳動渲染著被害恐懼、亟欲洩憤不願省思傾聽、看不見原因的社會。

「支持鞭刑到死！建議恢復魚鱗剮，而且要慢慢折磨到死才好玩，關節一節一節慢慢切，再用火烤手指頭，嘻嘻，來活扒皮看看，就是太好命才會想東想西」

「廢死聯盟就假聖人啊，一副慈悲嘴臉看了就想吐，我寧願花錢買一顆子彈也不想花錢養你們這些廢物一生!!」

「真想一刀一刀往你們身上捅，全部給我跪在地上求老子也不會心軟的啦」

「建議直接壓到行刑場槍決，還編號?浪費社會資源，廢物聯盟還不去吃屎?世界上就是有你們這些沒心沒肺的狗」

「台湾人松太久了，应该要回归戒严时期，还要更严～！」
 
「我認為臺灣的社會制度應該要朝鮮這樣，實行先軍政權，各個公眾地方都有軍人駐守，包保有變態殺人狂心理的人都不敢去殺人」

每一則新聞、每一篇文章下，像這樣滿佈著蔑視與死亡威脅的言論，滿山滿谷隨處可見。
 
在各家媒體聳動報導，帶頭怒罵譴責嫌犯後，彷彿「不夠恨」，好像就代表「不夠正義」；廢死聯盟一夕成為全台灣最作惡多端、天理不容的人們；只要有人出言為加害者考量一絲一縷，甚至只是質疑必要性，都可以即刻變成「幫助加害人」罪大惡極的幫兇。
 
割喉案作為引線開端，全民好似展開了一場正義與仇恨的嘉年華。

在剛上映的紀錄片「薩爾瓦多的凝視」中，社會攝影師薩爾瓦多，在經歷了戰亂、饑荒與盧安達大屠殺後，深深感嘆地說，「仇恨的傳染性，比疾病還強大」。很多的仇恨以「正義」與「為被害人家屬心情著想」之名理直氣壯地說出口，但這樣寫上仇恨的正義卻冷漠地令人寒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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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很多很多了，雖然念的是刑罰學、刑事政策，但此時此刻，我想放棄一切的理論、歸因，所有艱澀的探究、論據。在這個過於喧囂而難熬的時刻，我只想輕輕地問一句：

其實只是很害怕、很憤怒而已，對嗎？

發生了這樣可怕的事，讓人不禁害怕起來，害怕我們不再是活在一個安全的社會中，出了門得要心驚膽戰、無一刻安心，也害怕我們的小孩、未來的小孩，會不會也遭受到這樣的殘忍對待。

害怕之餘我們也憤怒，沒有辦法想像怎麼會有人做出這種事情，怎麼會有人對一個無辜而純潔的幼童痛下殺手，憤怒到我們是多麼地希望這樣的人可以得到慘痛的報應，並且永遠消失在人間。

讓人很難過，很驚恐，甚至很憤怒。但是接下來，我們需要好好地問問自己，如果這不是我們想要生活的社會，那麼這個社會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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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卷批改需要時間、生病到醫院檢查，鑑定報告作成也要好些日子。

面對這麼嚴重而震懾人的案件，這麼令人費解的行為，我們能不能多一點耐心等待，不要這麼早地以所僅得知的片面媒體報導資訊，就驟下判斷，不要這麼快地僅憑一個眼神、一句話，就斷定一個人是不是惡魔，應不應該活在這個世界上。

在這樣令人痛心不忍的悲傷時刻，我們能不能停下來，好好地想想，為什麼會出現像捷運殺人和校園割喉這樣的事情？這樣不斷生病的台灣，缺少的是什麼？

殺了人，或是讓監獄爆滿，把一切排除在外，我們就安全了嗎？習慣譴責、習慣切割、習慣找個替代羔羊來鞭屍一番，然後呢？整體社會問題就因此解決了嗎？

悲劇已經發生了，我們不是要原諒犯罪者，寬容與原諒，談何容易。我們不但沒有資格，也沒有立場。
 
但我想對社會大眾，對我們每個人而言，比起討論龔姓男子要怎麼處置，更重要的毋寧是，我們要如何理解一個人的暴行，要怎麼去認識一個人的惡狀？我們要怎麼樣避免下一個悲劇與災難的到來？

不論是鄭捷還是龔姓男子，看看新聞報導中他們的眼神，那是充滿了茫然與空洞，沒有愛、沒有相信、沒有希望，對世界封閉了一切，蔑視眾人，也先判了自己死刑的眼神。一個人會做出這種殘忍不堪的事情，內心價值一定是混亂到了一個極致，崩壞、拆解、塌陷，終而無感。

倘若真如報導所述，龔姓男子是因為長期找不到工作而殺人，是台大社會工作系教授林萬億所說的「社會挫敗者」，而鄭捷是反社會型人格。那麼若是社會現狀不改，殺了一個反社會型人格，還有千千萬萬個反社會型人格；殺了一個社會挫敗者，還有千千萬萬個社會挫敗者。我們要問的是，反社會型人格與社會挫敗者因何而來？

社會上人人喊打喊殺，一聲聲人魔、屠夫、人渣、垃圾。

這樣不寬容的社會，是不是就是很多人沒有容身之處的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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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終相信，體諒與殘暴都是可以被學習、被複製的。

被溫柔對待過者，才學得會溫柔對待他人；在錯得一蹋糊塗連自己都覺得不能被原諒時，被給了機會，才長得出對他人的寬容；在最失敗最挫折最黑暗的那段人生時光中，驚訝地被人好好理解、在乎了，那麼往後，他就能同樣的去理解、在乎處於同樣處境的人；反之一生不曾被好好理解過，只感受過被鄙視、嘲弄、遺棄、拒絕的人，對他人自然就長不出同理之心。

當小孩有脫序暴力行為出現，最方便行事的方式，爸媽只要打就好了。不花時間去了解，你為什麼這樣做？你心裡面的情緒是什麼？反正罵到死，打到你怕。是最有效率、最快的解決方式。

但是被這樣對待的小孩，長大了之後，也會用同樣的方式去對待他人。因為在他憤恨、心中感到混亂憤怒亂竄、不懂得安撫自己情緒找到對的方式時，是被用暴力，而不是理解與寬容對待的。那麼他自然也不懂怎麼樣好好待人。他自然也就學習了，用傷害別人來解決心中憤怒的情緒。

不只小孩，整個社會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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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割喉案過後，我看見的社會，是一個只想怒罵批評，不願意理解異己、不願意深入討論，習慣用排他、用仇恨、用消滅異己來解決問題的社會，而我認為這樣的特性，就是這個社會最大的問題。 

狗急了會跳牆，一個人被壓到了一個極致，就會反撲起來吞噬掉這個害得他抬不起頭的社會。而仇恨跟蔑視，都是滋長重大暴力犯罪最大的助力。

這些力量，讓這些人生失敗組相信，自己不會有被人認可包容的一天、自己不會再被肯定在乎、不會再被給機會，終將漸漸被世界遺棄。如果沒有一點先天的樂觀或後天適當的關懷與助力，漸漸地就會一無所有，那麼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人生都沒有意義了，那麼離殺人就不遠了；如果都一無所有了，殺害別人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種「不在乎了」的感觸，是多麼可怕，卻也多麼可悲的一件事。我們知道捷運隨機殺人案的冷血無情，我們看見割喉案嫌犯的無感，但是我們卻不知道，也不嘗試著去了解這樣的年輕人，是怎麼走到了這一步，更不知道這社會上還有多少個像這樣子的，隱性的社會挫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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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我們都該問問自己，對於社會上的失敗者，除了說出「阿我也找不到工作，我怎麼沒有去殺人」，「要我理解你，誰來理解我」這種「拒絕了解式切割言論」外，有過多少的願意，有過多少的理解與關心。

別人用仇恨來面對仇恨，別人做錯了，這應該也是我們的選擇嗎？

曾聽過一句話「這個世界並不一定需要多一個聰明的人，但一定需要多一個願意理解他人的人。」聰明是天分，理解則只要願意就好。

我不相信一個擅長仇恨切割與撲滅的社會，能夠養育出充滿愛與寬容的人們。

我也相信社會是會學習的，當我們認為一個人作出我們不能接受的事情，讓我們仇恨一個人超過一定限度，認為他沒有價值了，我們就可以把這個人殺死的時候，就在告訴著社會中其他人，用自己心中這樣的價值判斷，去殺掉另一個覺得已經沒價值的人是可以的。

究其實，那些無法處理自己的情緒，急著以攻擊來保護自己；那些叫囂希望凌遲割肉讓人死生不得的人；那些謾罵垃圾人渣威脅要殺全家的人，就內心情緒而言， 都只是尋求以傷害別人的方式，換得內心壓力與不爽的消解，求得自我正義的滿足感與良善自我的證立。

若沒有足夠的自省，我們散佈恐懼、製造仇恨的方式，跟犯罪者其實沒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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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這些重大矚目案件時，總是會被問到「如果你的家人被殺、如果被砍的是你……」這類的百變替代問句。

對於這樣的問題，我想說的是，我是人，光是想像我就悲痛憤恨無比，我的情緒可能在第一時間會完全凌駕我的理性判斷，面對失去與剝奪，我會恨、會怨，會很怒、狂怒、暴怒，價值觀可能一夕錯亂，可能會有某個時間點，會想不顧一切的用報復、用復仇、用怨恨來面對所遭遇的一切，如果控制不了，我可能會情緒失控、暴怒或暴言。

但即便如此，我希望我還是能夠很清楚的記得，我想要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我希望不論我遭遇到多殘酷巨大的傷害，我都要牢牢地記得，別人做錯了，而我仍是有選擇的。

我必須要尋求痛苦不安情緒的出口，但我不要用傷害別人的方式為之，我不要跟那個做錯的人一樣，不把人當人看。

我希望自己不要變成那樣殘暴的人，那個再也不願意相信人、相信自己的信念的人。我希望我就算再痛、再心碎，都還是要試著提醒自己，去理解他人，理解別人為什麼這樣做，理解這個傷害我的人，然後，還是要相信其他人。

我會希望這樣教導我的小孩，我也希望自己，盡其一生，好好的記得這件事。

因為，這是我所希望生活的社會。因為我相信，那會是一個更能夠珍惜生命的社會，更願意理解別人的社會。

更不只是用暴力、用憤怒、用恐懼、用仇恨對待異己的社會。如果我看不到這樣的盼望，我要從自己做起。

這無關清高、無關愛心、無關高尚與慈悲，只是我想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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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回到死刑與刑事政策來看。

直覺上我們認為死刑可以嚇阻犯罪，因為有死刑別人才會怕。如果一廢除死刑，台灣的治安恐怕會立刻敗壞，街上會殺人魔滿街跑，大家不爽都來殺人。

不過這都是將不幸的想像放大，刪減掉其他「一個人會去殺另一個人」的其他全部因子，而直接推導出來的。

撇開直覺式的想法，「死刑可具體遏止殺人犯罪」這個論斷，我想需要打一個很大很大的問號。以我作為法律學的研讀者這些年中，從未得知過死刑「普遍被證實」可遏止犯罪這樣的研究結果。我所學習及閱讀到的研究報告，實證研究中正反兩者皆有，仍為具有爭議性的議題，但「無法達到有效的嚇阻效用」或「僅有正相關，但未達到顯著效果」這樣的結論卻占了很大一部分，歐洲各國做出的報告亦多為無法達到嚇阻或降低犯罪的效果，大體上無法以統計證據顯示出「死刑確足以嚇阻或降低重大暴力犯罪」。

如果真是如此，有死刑=有嚇阻作用，沒有死刑=全天下人都來殺人。

那麼整個歐洲都廢死，歐洲卻沒有治安敗壞，殺人魔滿街跑；在很多嚴刑峻罰的國家，犯罪率跟重大暴力犯罪都還是居高不下，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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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證明的是，有沒有死刑和犯罪率高低其實沒有必然關係。 

尤其談論到我們現今碰到的無差別隨機殺人案，我所相信的是，如果我們的社會是一個讓人感到幸福、人人能安居樂業的社會，那麼就算沒有死刑，大家願意不殺人好好活下去的機率應該也高得多。

如果我們的社會是個充滿壓迫、嘲弄、仇恨、敵對的社會，那麼我想即便有再多的死刑，也無助於避免下一個社會挫敗者的誕生。

我所相信的是，要保障自己與家人小孩未來的安全，其實不是殺掉龔姓嫌犯就好；要保障安全，不是看有多少的嚴刑峻罰，是有多少包容異己的空間，讓那些快要對人生失去希望的人，能夠有重新站起來、去體諒他人、去愛人的機會。

如果選擇用仇恨與拒絕理解來處理，隨機殺人事件，恐怕你我都推了一把。其實不太關死刑的事。

（本文已經作者授權轉載）

責編：陳凱倫　核稿：李世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