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人工作權岌岌可危 媒體別搶著姓黨

「記者是真相的記錄者、挖掘者和保衛者。是卑鄙還是崇高、是平庸還是神聖、是舒適還是艱難，全在於你怎麼選擇。」著名中國記者楊繼繩說道。因為撰寫《墓碑》揭露毛澤東時代大饑荒的真相，獲得美國哈佛大學「萊昂斯新聞良知與正義獎」殊榮，不過在中國，像楊繼繩這樣勇於揭露真相的記者卻寥寥可數。

在中共執政、控制言論自由下，記者報導的真相一旦與當權者有矛盾時，馬上就面臨丟飯碗的抉擇與風險。即使離開原東家，在中共打壓下，在相關媒體界也找不到容身之處，有的面臨轉行的命運，甚至身家性命堪憂。

這些年來，全世界民主運動風起雲湧，從中東「阿拉伯之春」開始，蔓延全球，主要是靠網路資訊自由流通。過去曾在余紀忠時代的《中國時報》擔任主筆、副總編輯的馮光遠談到，過去是文人辦報，那時代的政治氛圍有許多限制與困難，但當時的媒體人對文化有感覺，對民主有想望，在限制中努力讓民主種子在不同地方慢慢滋長。「沒有經歷過那段時光，很難想像要保留民主的元氣，是多麼的困難。」

從1960到80年代，當時台灣報紙有張數限制，目的是限制資訊流通，不管台灣或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皆走過專制時代，限制資訊流通，是獨裁政權一貫手段，民眾知道的訊息越少，對其政權威脅越小，馮光遠對於近幾年的媒體環境有太多的感嘆。

在網路發達後，各式各樣的新聞早已無法管控，每人都是藉由自己的良知良能發表意見，這樣比例在台灣很高。馮光遠說，同樣的情況，在中共嚴格控管下，「媒體姓黨這件事，在中國從來沒停過」。

他說，中共不斷宣傳是中國人的衣食父母，永遠的神，這是荒謬到極點的事。若十幾億中國人不替自己尊嚴發聲，黨媒姓黨的狀況要持續很久。

近幾年兩岸密切交流，太多媒體人成為政客駕馭的工具、傳聲筒，做著與媒體理念相反的事，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一點都不讓人奇怪，專制體制下，要求其與一般自由民主新聞流通，是很困難的。

在中共嚴峻的言論控制下，新華社退休記者楊繼繩，卻不畏艱難，靠實地採訪和查閱原始資料，完成《墓碑》紀實性著作，確認從1958年到1962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原因不是中共宣傳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撕毀協議」，而是中共制度釀成的人禍。

楊繼繩說，《墓碑》記錄一場持續數年的慘烈人禍，只能在香港出版，是大陸的禁書，但是追求真相的人們，通過種種渠道，在大陸廣為傳播，真相有種強大穿透力，它可以衝破行政權力構築的銅牆鐵壁。

既使遭中共禁止赴美國領獎，他寫下一份獲獎感言發表在《紐約時報》，廣為傳閱，儘管中共封殺了《墓碑》，它的盜版還是流傳到中國最偏遠的地區。

楊繼繩在獲獎感言中提到，「在中國，記者既是個卑鄙的職業，可以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製造彌天大謊，欺騙億萬受眾；也是個崇高的職業，可以針砭時弊、揭露黑暗、鞭撻邪惡、為民請命，擔起社會良心的重責。」

他強調，是卑鄙還是崇高、是平庸還是神聖、是舒適還是艱難，全在於你怎麼選擇。幾段話道出身為記者的風骨與價值，乃取決於自身所堅持與彰顯的理念，而有不同的遭遇。（相關報導：獲新聞良知正義獎 《墓碑》作者楊繼繩演講稿爆紅）

一位稱職媒體人，該有何精神？馮光遠認為，應該對人權、民主自由的價值有所堅持，並且有良好的閱讀習慣，以及寫作能力，尤其交往的朋友也是關鍵；更重要是重視傳統價值的承襲。唯有這樣的文化底蘊，才能在堅持價值上，堅守不扭曲真相、報導真實新聞，守住文人的骨氣。

台灣從文人辦報的傳統，轉變為商人辦報，尤其電視台需要有雄厚資金，中共便在海外投入大量資金扶植親共媒體，現在香港新聞自由的退縮，就是很大的警訊。

編輯室自我審查
作家：問題最嚴重

知名作家平路認為，不少具有中資背景的企業大亨在港台不斷收購媒體，最嚴重是不等老闆說出討好北京政權的話，編輯室就開始自我限縮。那才是最厲害、嚴重的問題。

尤其現在台灣媒體老闆，多少跟中共有某些生意關係，中共媒體姓黨，這是看得出來的實際行為，最麻煩的是台媒自我審查，即使老闆還沒有想到這步，底下中高階主管就會先替老闆「多想」；假如明天老闆要去中南海作客，那還是不要給老闆惹麻煩。如此地揣摩上意，「顧慮周到」的做法，自然會先拿敢言的記者開刀，讓媒體傾向權力，而失去公正客觀。

「當媒體從業人員工作權岌岌可危，要如何苛求他們出來大聲疾呼？」平路建議，立法院應盡速通過立法，當台灣媒體環境趨於健康，對於香港或周邊國家一波波新聞事件，才能發揮媒體報導真相的功能。若明確立法，工作權就可受到保障，「唯有充分自主，記者才有專業的尊嚴。」

他舉出，例如「廣電三法」等較有進步意識的法案，都在鼓勵媒體經營者，與第一線媒體人應該有明確界線；例如訂定編輯室公約、自律機制建立，讓媒體人工作權受保障，有足夠的法源不讓經營者的權力黑手伸進編輯室。他認為，未來台灣必須往這條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