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刻意令人遺忘的大饑荒故事 吳文光捕捉

被譽為「中國獨立電影之父」的獨立製片人吳文光在捕捉大饑荒倖存者的畫面。「記憶項目」是建立中共統治最黑暗時代的第一手歷史檔案的草根努力。自從2010年以來，大約200名志工已經在全國拍攝逾1,300個採訪，以求在他們死去之前錄下他們的聲音。

《洛杉磯時報》10月14日報導說，當李亞琴16歲的時候，她吃著家人可以採到的任何東西：蒲公英葉，紫花苜蓿，稻芽，玉米殼。大人把這些壓成餅狀。

當她的孫女悄悄的用數位相機捕捉她的時候，73歲的李亞琴講述她眼睜睜看著父親餓死的故事。

「他睡在床上，無法挪動，因為他太餓了。」李亞琴臉上是揮之不去的絕望。「他喊我拖他起來，但是當我試圖拖他的時候，他只能在床上滾動，無法起來。然後他就不動了。」

中共政府寧願這樣的故事被遺忘。但吳文光不會讓這種情況發生。

歷史在中國是危險的課題

報導說，吳文光59歲，常常被視為「中國獨立電影之父」。他戴著約翰藍儂眼鏡、穿著藍色牛仔褲和T恤。T恤上寫著「100%生活，0%藝術」。

在中國，歷史可能是危險的課題。在毛澤東的大躍進（1958-1961）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混亂籠罩；數百萬人死於飢餓或政治暴力。迄今為止，共產黨嚴格審查有關這兩個時代的記述。前者在官方歷史中被稱為「三年自然災害」。中共謹防公開討論它的原因和後果，以免削弱鐵拳統治的合法性。

記憶項目的焦點是災難性大躍進，在這期間，自然災難加上錯誤的政策造成數百萬人餓死。官方記述宣稱1,500萬人死亡，但是獨立歷史學者認為這個數字超過4千萬。

在過去兩年，中共當局關閉了幾十個非政府組織，拘捕了數百批評人士和活動人士，進一步緊縮言論自由的空間。

中國的獨立電影一直是重災區。去年，當局關閉了中國最著名的影展——北京獨立電影節。這是11年來首次。

然而當被問及是否他擔心官員騷擾時，吳文光聳聳肩。「在一個紅線總是存在的國家裡，你只需要尋找你可以做的事情。」他說。「這是非常個人化的工作方式。」

美國西北大學電影學教授史奈德克（J.P.Sniadecki）跟中國獨立電影製作人密切合作，說記憶項目的小規模和分散性可能保護它免於官方報復。

脫離央視成為獨立製片人

《洛杉磯時報》報導說，吳文光在1988年離開家鄉雲南，搬到北京，到央視就職，但是很快對國家的扭曲宣傳感到幻滅，並被社會邊緣階層所吸引。

他讀海德格、沙特和盧梭。他跟幾名年輕藝術家、作家和攝影師一起在京城勉強維持生活；使用從央視演播室借來的Betacam，他開始拍攝他們的生活。兩年後的1990年，這些鏡頭成為他的第一部電影《流浪北京》。

雖然中國電視台和電影院忽略這些電影，國際影展卻為之神魂顛倒。影展主辦者邀請他飛到倫敦、峇里島和洛杉磯。隨著歲月流逝，他繼續製作影片，並且在全世界展示，但是再一次，他發現自己幻滅了。

他說，他已經到過所有這些地方，但是後來他發現他並不滿足於僅僅為了讓別人喜歡而製作電影。

讓村民拍攝自己的村莊

報導說，在2005年，一個歐盟基金招聘吳文光拍攝一部有關村民選舉的電影，以支援在中國廣袤貧窮的農村的地方選舉進程。

吳文光決定嘗試一點新鮮事物：他把攝影機交到村民的手上。

他在廣州報紙上登出招聘廣告，從全國眾多的農民和農民工申請人當中選出10個志工。在歐盟的支持下，他發給他們廉價的數位攝影機，教他們簡單的拍攝手法，告訴他們回到自己的村莊拍攝任何他們覺得有價值的東西。

吳文光說，村民們拍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東西；他們的手法，他們的對話，他們的素材選擇完全不同於所謂的職業製片人。但是它們「很新鮮」。

記憶項目就是源自於這個想法。大饑荒發生在很久之前，已經被中國遺忘。吳文光想要更深入了解數字背後的個人故事。

28歲的舞蹈演員張萌起成為拍攝大饑荒的志工之一。她說，這些故事「真的改變了我，它們改變了我對歷史的認知」。她說，歷史不是龐大的數字和統計。它是這些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