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二八」到「六四」

在台灣的 「二二八」紀念日前夕，我應邀到東華大學參加相關的紀念活動，有幸與前民進黨主席姚嘉文，原國史館館長張炎憲，詩人孟浪和我敬重的作家，也是白色恐怖受難者之一的陳列老師一起，同台比較台灣的「二二八」事件與中國大陸的「六四」事件。會上，我談了自己的四點感想：

第一，「二二八」與「六四」，都是一道歷史的傷口，也是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民族發展中重要的歷史記憶。現在在兩岸都有人說，不管是「二二八」還是「六四」，畢竟已經是那麼久遠的事情了，應當慢慢地淡忘。但是我認為，不論是在台灣，還是在中國大陸，轉型正義都還遠遠沒有澈底進行。

歷史傷口的癒合需要有效的藥物，而真相、道歉、反思和防範，這些轉型正義的內容就是最有效的藥物。在轉型正義沒有進行的前提下，要求淡忘是不負責任的。更何況，歷史記憶是民族主體性的根本，而歷史記憶就是歷史記憶，不能因為有些記憶帶來光榮我們就永遠銘記，有些記憶帶來傷痛和衝突我們就輕言放棄。

第二，在圍繞「二二八」和「六四」問題的討論中，都有人圍繞數字問題做文章。在台灣，有人說，國民黨政權殺了那麼多人，「二二八」事件只死了4萬人是小Case；在中國大陸，最常見的為「六四」屠殺辯護的理由，就是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而絕口不提在長安街上死傷慘重的事實；或者抓住當時有人說死傷數萬的事情，強調沒有死那麼多人。暴政各有不同，為暴政辯護的姿態，卻是如此相似。

我認為，當權者用暴力鎮壓民眾，死10個人，跟死10萬人沒有本質的區別。人血不是數字，每一個生命都值得珍惜。這樣的辯護，背後暴露出的是冷血，是對生命的忽視。如果一個社會縱容這樣的言論存在，這個社會就不是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而說這樣的話的人，根本就不是一個文明人。

第三，從「二二八」到解嚴，台灣正視過去那一段歷史用了40年的時間；而「六四」到現在，也有25年了。這樣的比較告訴我們，正義有的時候是姍姍來遲的，追求正義的人，需要堅韌的意志和耐心，需要長期的堅持和努力。台灣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反對派和人民有足夠的堅持和信心，正義早晚還是會來到，這一點，對中國大陸的「六四」問題的解決，很有借鑑意義，對我們是很大的歷史啟發和鼓舞。同時也要看到，在1987年以後台灣的政治轉型過程中，圍繞「二二八」問題的討論與動員化成巨大的政治能量，推動了民主進程。這說明歷史問題不解決，就會仍然是現實政治問題並影響到現實政治的發展。我相信，「六四」對於中國大陸，也是如此。

第四，我和孟浪來自中國大陸，姚嘉文，張炎憲，陳列幾位先生是台灣人，我們同台比較「二二八」與「六四」兩個歷史事件，這本身就具有象徵意義。多年來，我們一直呼籲兩岸要建立公民社會之間的對話與聯繫，建構一個華人公民社會共同圈。這樣的對話，這樣的共同圈，要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上呢？我想，共同的歷史傷口、共同的對於民主自由的嚮往、共同的對於暴政專制的反抗，或許就是這樣的基礎之一。兩岸人民之間不能只有分歧，也要找出共識，而歷史記憶、民主政治、轉型正義，就可以成為這樣的共識。因此我認為，從「二二八」到「六四」，希望可以成為連接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之間的橋梁。──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