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牯嶺街》走到AI時代　王育麟看台灣電影30年：人才不能靠「愛台灣」喊來

從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片場，到《海角七號》重新帶起國片熱潮，再到今天AI可以寫劇本、做分鏡、生成影像，台灣電影30多年來幾經起落。一路走過國片低潮的導演王育麟認為，台灣市場小不是電影發展受限的唯一理由，真正要思考的是如何把市場做起來、讓人才願意進入影視產業。他直言，「你不能夠一直喊大家愛台灣、大家救台灣」，期待人才只憑熱情投入；而當AI大舉進入電影製作，他更提醒，AI可以是很好的幫手，但若一味依賴，「其實會弱化掉自己的思考」。

導演王育麟日前接受《大紀元時報》專訪，談起台灣電影30多年來的變化。他在1990年代初期進入台灣電影圈，早年曾在楊德昌執導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劇組工作，後來投入電影創作。走過台灣電影低谷，也親眼看見《海角七號》之後國片市場重新出現轉機，談起這30多年的變化，他首先想起的，仍是當年跟著楊德昌工作的日子。

「我自己雖然只在楊德昌的《牯嶺街》做了兩個月工作人員，但是那個對我來說印象非常深刻。」王育麟說，短短兩個月帶給他的文化震撼，「幾乎勝過讀兩年的電影系」。

那也是侯孝賢、楊德昌等導演開創台灣新電影的重要年代。然而，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展受到矚目的另一面，國內電影產業卻逐漸走入漫長低潮。

王育麟回憶，中間有很長一段時間，「幾乎台灣電影很慘淡地匍匐前進」，電影工作者難以靠這個產業生存，連他自己也曾經離開，「中間我們又當逃兵就離開了，因為太困難了。」

直到2008年《海角七號》創下票房佳績，低迷多年的國片市場才重新看到轉機。「《海角七號》出來之後，這些人才回來，開始有了轉機。」

30多年過去，王育麟眼中的台灣電影已經出現另一種變化。過去有一段時間，台灣電影「一股腦衝到藝術片、文藝片去」，如今方向幾乎反轉，「現在我覺得是反過來了，超過八成就要全衝到那個商業片去。」

但王育麟並不認為藝術片一定比商業片高明，也沒有否定電影追求市場。他說，「好的商業片跟好的藝術片，它都很困難，都值得去做。」

他觀察，全世界電影市場原本就以商業娛樂片、類型片占大多數，另外保留一部分藝術電影，處理比較深刻、艱深或具有創意的內容，這反而比較接近一個正常的電影產業生態。

對台灣而言，王育麟認為，問題不是只能在商業與藝術之間二選一，而是不同類型的電影如何在市場上找到各自的位置。

市場小，視野不能小

資金、人才與市場，長期被視為台灣電影發展的幾道難題。談到台灣市場規模有限，王育麟認為，市場小確實是現實，但不能因此認定台灣電影的發展空間只能侷限於本地。

「當然台灣的市場就是很小。」王育麟以過去的香港電影為例，香港本地市場同樣不大，電影產業卻一度發展成「東方好萊塢」，作品不僅銷往亞洲，1990年代甚至受到美國觀眾喜愛。對他而言，與其把問題都歸因於市場規模，更重要的是電影有沒有走出台灣的視野。

「電影一旦你做出來，上了字幕之後，全世界都可以去賣，只是人家看得懂看不懂、喜不喜歡。」王育麟說，電影本來就有跨越語言與地域的可能，台灣電影要面對的問題，也不只是本地市場有多大，而是作品走出去之後，能不能被其他地方的觀眾理解與接受。

不過，要讓作品走出台灣，最終仍回到「人」。相較於市場大小，王育麟更在意的是，台灣影視產業能不能提供足夠的條件，把真正有能力的人才吸引進來。

人才不能只靠熱情

談到人才問題，王育麟從自己的求學經驗談起。「我建中的同學，一半在台積電，一半是當醫生。」他笑說，有時參加同學會甚至會有些不好意思，「某某院長、某某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的院長是我高中同學，那個台北醫學院的副校長是我高中同學，台積電就不用講了。」

在王育麟看來，這也反映出台灣長期的人才流向。許多聰明、有才華的人選擇進入科技、醫療等產業，相較之下，藝術、文化創意及影視產業，還沒有建立足以吸引人才投入的產業條件。如今台積電受到全世界關注，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影響力遍及全球，但影視產業要如何累積自己的能量，關鍵之一仍是能不能讓人才願意進來。

而人才會不會進來，終究得面對最現實的市場問題。王育麟提到，電影圈過去曾有人說，如果台灣電影市場真的發展起來，一名編劇寫一個電影劇本可以拿到新台幣300萬元，「那麼人才自然會跑出來」；相較之下，他說，好萊塢頂尖編劇一個劇本甚至可以賣到數百萬美元。產業能夠提供足夠的報酬，自然會有人才願意投入。

「你市場還沒起來，就不會有誘因把人才吸引過來。」王育麟直言，電影雖然承載文化，但不能只因為影視產業與台灣文化發展有關，就期待人才憑著使命感投入。「你不能夠一直喊大家愛台灣、大家救台灣」，就期待人才都進到影視圈，「你不能這樣子用民粹的來喊。」

對王育麟而言，電影固然承載文化，但要讓有能力的人願意把影視工作當成一項可以長期投入的專業，除了理想與熱情，產業也必須提供足以吸引、留住人才的條件。

補助之外，更要市場

市場還沒有完全成熟之前，政府補助也成為台灣電影長期重要的資金來源，身為電影工作者，王育麟自己也曾經對這套制度產生疑問。「十多年前我就很納悶，我甚至覺得有點罪惡感，為什麼我們這個行業就一定要靠政府補助？」他當時甚至想過：「那如果我去開一個檳榔攤，我會不會申請補助呢？」

後來了解其他國家的電影政策，他才逐漸改變想法。王育麟說，即使德國、法國等大型經濟體，也有自己的電影扶植制度。原因在於電影製作成本高昂，同時又是影響力很強的文化載體。如果一個國家完全沒有扶植自己的電影產業，本土作品很容易被強勢的好萊塢電影淹沒。「搞到最後，他們的德國小孩、法國的小孩，看的也都是從小我就看的好萊塢電影。」

王育麟認為，電影傳遞的不只是故事，也會潛移默化影響人們對家庭、生活方式與價值的理解，因此不能完全視為一般商品，只交由市場機制決定。這也讓他逐漸理解法國所倡議的「文化例外」概念，也就是文化產品不能完全比照一般商品看待，國家仍有扶植自身文化與電影產業的必要。

王育麟也提到，目前台灣電影輔導制度已依不同創作需求設有新人組、一般組、多元組等類別，讓藝術電影、原住民族題材，以及較難單靠商業市場支撐的作品，也有獲得資源的機會。對於目前這樣的制度安排，他認為整體而言並無不妥。

不過，王育麟認為，除了補助制度，台灣電影仍必須回到市場與人才的問題，產業有足夠發展，才能形成吸引人才進入的誘因。

韓流背後的30年

韓國影視產業近年席捲全球，也成為台灣文化政策經常參考的對象。王育麟認為，韓國的崛起確實帶給世界許多國家刺激，也讓其他國家重新思考自己的影視政策。台灣近年成立文策院、強化影視產業投資與扶植，也已大量參考韓國經驗。

「文策院已經在學習了，已經把整套都搬過來在學了。」然而，他認為，制度可以學，文化與產業條件卻不可能原封不動複製。王育麟形容，韓國人在推動一件事情上「很有韌性」，能夠持續投入、累積30年，最後才「啪一下」爆發出來。

在他看來，台灣已經開始學習韓國的制度與作法，但不同社會有不同的文化特質，能不能長時間累積產業能量，同樣是影視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AI重寫電影製作

而除了市場、人才及政策環境，近年快速發展的AI，也開始直接改變電影的製作方式。劇本、分鏡、特效、配音到影像生成，AI正快速進入影視製作。王育麟認為，AI帶來的幫助很大，但也會衝擊既有工作，「如果你會AI軟體的話，每個人都可以當導演。」只要輸入指令，就可能生成所需要的影像，「這個事情確實改變很大。」

他舉例，電影過去要呈現「千軍萬馬」，後來可以靠電腦動畫完成，如今透過AI可能更加容易，「AI講一下，它可能後面的千軍萬馬就跑出來了，這個是OK的。」但他也直言，未來10年，有人會因AI得到很大幫助，也有人可能因此失去工作，演員同樣面臨衝擊。

至於AI能否進一步取代真人演員，王育麟沒有把話說死。他甚至設想，未來若要求AI創造一名「不用梁朝偉或周潤發那麼帥，但是他的表演要跟他們一樣」的虛擬演員，是否真的能做到，現在仍難預料。「我不知道它以後的data能夠搞到多厲害。」

別讓AI代替思考

比起AI能否取代演員，王育麟更在意的是，人會不會因為過度依賴AI，逐漸失去自主思考的能力。他以小學生學習為例，一組可以使用AI，很快就能得到答案；另一組不能使用，只能自己討論、找方法，過程雖然跌跌撞撞，甚至會爭論，卻也因此學會思考與判斷。「前一個很容易答案出來，但是他們會變笨。」

「如果一概只是依賴AI，大量使用AI，其實會弱化自己的思考。」王育麟認為，AI可以是「很好的幫手」，但創作者仍要有自己的基礎與判斷，「不能全部放到AI來，因為它實在太方便了，看起來又實在太厲害了。」

短影音搶走注意力

AI改變電影製作，短影音與直屏短劇也正在改變觀眾的觀看習慣。王育麟透露，身邊有人勸他，既然拍電影收入不穩定，不如把故事做成20秒、1分鐘的直屏短劇，透過網路點閱創造收入，但他自己反而愈來愈想遠離手機。

「我現在都希望我的手機會爛一點，搞一個爛一點的手機，甚至是傳統的手機，我不要太多時間被手機給佔住。」王育麟觀察，一些孩子與年輕人花大量時間觀看短影音，其中有些內容「沒有養分」、「沒有美感」或「水平不高」，在自制力尚未成熟時長時間沉浸其中，可能帶來影響。

不過，他也強調，民主社會不可能因為認為某些內容不好，就封網或禁止觀看，重要的仍是培養分辨能力。「偶爾打發時間OK」，但也要知道長時間接觸這些內容可能帶來的影響。

從電影市場、人才到AI與短影音，王育麟認為，影視產業正在面臨新的變化。市場要有足夠的誘因，才能吸引人才投入；面對AI等新工具，創作者也不能失去自己的基礎與判斷，「AI可以是很好的幫手，但不能全部放到AI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