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瞭望】超越關稅：中共轉運網加劇全球衝突

美國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在其報告〈大規模轉運騙局〉（The Great Transshipment Scam，08/2026）中，詳細闡述了中共政權的貨物轉運架構機制。該報告概述了中國出口商如何利用橫跨四十多個司法管轄區的「影子轉運網路」規避美國301條款關稅。出口商透過少量加工、重新包裝、重新貼標、重新開票及設立空殼公司等手段，來掩蓋產品原產地。

除了逃避經濟關稅外，中共勢力還利用這些轉運路線來實現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目標，允許受限的軍民兩用技術、工業機械和國防組件繞過全球制裁，向俄羅斯、伊朗和緬甸等當前活躍的軍事衝突地區提供物資，同時保持合理的否認態度。

中共對俄羅斯的援助

在俄烏戰爭期間，經由香港、中亞、土耳其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地的轉運通路，為俄羅斯國防工業基地輸送了大量關鍵的兩用技術。中間商貿易公司購買西方設計、中國製造的技術，篡改貨運清單，並重新開具發票，以規避監管，最終將貨物交付給俄羅斯國有企業。

據烏克蘭對外情報局局長伊瓦先科（Oleh Ivashchenko）表示，基輔方面已發現中國實體與20家俄羅斯軍工企業直接對接的供應鏈。這些貨物包括工具機床、火藥、特種化學品、設備、備件和技術文件等，特別是航空領域的相關文件。

解密的執法數據進一步揭示中共和第三國供應商直接向俄羅斯關鍵國防承包商（例如Orlan偵察無人機的主要生產商SMT-iLogic）提供微電子產品的情況。其他通道則向俄羅斯海軍引擎製造商和軍用航空維修站的供應商輸送專用機械零組件。

透過這些中間管轄區繞過出口管制，莫斯科填補了關鍵的技術空白，維持了飛彈和無人機的大規模生產，並在持續的國際制裁下維持了其戰爭，每天都給烏克蘭平民帶來毀滅性的後果。

伊朗的採購、轉運網

同樣，伊朗透過遍布亞洲和中東的複雜採購、轉運和情報網來維持其軍事生產和作戰能力。為了規避國際出口管制和制裁，隸屬於伊朗國防與軍備後勤部的代理人設立臨時性空殼公司（主要設在香港），以獲取受管制的兩用物項，包括晶片、感應器、導引陀螺儀和引擎組件等。資金結算則依賴離岸帳戶和受中國管轄的小型金融機構，這使得相關實體能夠在不觸發西方銀行系統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追蹤或合規警報的情況下轉移資金。

實物交付則依賴東南亞和中東的轉運樞紐和中間自由貿易區，貨物在運往伊朗港口（如阿巴斯港）之前，會被重新貼標或根據商品協調制度（Harmonized System）海關編碼進行假申報。除了無人機電子設備外，這些供應路線還輸送關鍵的化學前體，包括用於固體火箭燃料的大宗過氯酸鈉（sodium perchlorate）。除了中國的供應鏈外，德黑蘭還與其他夥伴保持互惠交流，向俄羅斯軍隊提供無人機設計，以換取先進的工業機械和技術支持。

除了零組件供應鏈之外，伊朗還利用外國商業航太資產來增強軍事目標定位和作戰情報能力。總部位於中國的地理空間和衛星公司，例如長光衛星技術有限公司（CGST，總部位於吉林省長春市）、覓熵科技有限公司（MizarVision，總部位於浙江省杭州市）和地球之眼公司（The Earth Eye，總部位於北京市），向德黑蘭提供詳細的盟軍部隊調動和基地設施的空中圖像。這些衛星數據直接輸入伊朗的飛彈和無人機目標定位系統，進一步擴展了此前向葉門青年運動（Houthis）等代理組織提供的情報支持。

緬甸的特殊情況

緬甸的情況比較特殊，中共的一些軍事和兩用技術直接公開出售給緬甸軍政府，而其他零組件和設備則透過類似向俄羅斯和伊朗供應受限物品的中間商流通。

緬甸政府直接向緬甸輸送的物資主要包括重型軍械，而軍民兩用電子產品、無人機組件、電子戰系統、原料和特種彈藥則依賴於多層第三方渠道。

聯合國緬甸問題特別報告員和緬甸問題特別諮詢委員會的調查報告記錄了中共政權支持的供應商和邊境轉運樞紐如何為緬甸軍政府的國內國防工廠提供物資。陸路補給線經由雲南邊境口岸運作，而海上和區域轉運則依賴離岸中間商。

為了採購受限物資，在香港和中國大陸註冊的私營及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實體充當中間採購代理。這些網路與緬甸的裙帶公司合作，例如王家順雷有限公司（Royal Shune Lei Company Limited，總部位於緬甸仰光）和王朝國際（Dynasty International，總部位於香港），這些公司在第三國設立離岸實體，與外國製造商簽訂合約。軍民兩用設備、機械和原料（例如銅、鋼和潤滑油等），通常以民用商業申報進口，以掩蓋其在軍政府國防設施中的軍事用途。

進口零組件和散件運抵這些國防設施後，會被組裝、重新標記或重新塗裝，偽裝成緬甸本地生產的裝備，從而掩蓋其外國來源。除了單純的採購之外，北京還會選擇性開放或限制陸路邊境通道，以此對緬甸軍政府施加戰略影響力，並根據地區穩定、少數民族武裝組織的活動以及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安全狀況來調整貿易流量。

儘管北京官方禁止直接提供致命性軍事援助，但它卻容忍國內商業航太供應商、區域中介和企業幌子公司提供技術和偵察方面的援助。這種安排使北京得以在外交上保持距離；然而，由於中共監管機構仍然擁有阻止這些援助出口所需的監管權，因此這些援助的持續存在表明了國家的默許。（小標為編輯所加。信宇編譯）

——作者格雷斯福（Antonio Graceffo）博士，是經濟學教授和中國經濟問題分析師，曾在美國軍事大學（American Military University）研究國防議題，且在亞洲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原文〈Beyond Tariffs: CCP’s Transshipment Architecture Fueling Global Conflict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