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看守所侵犯人權 知情者揭三類施暴者
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6月中旬發布中國看守所狀況調查報告，披露中國看守所內存在律師會見受阻、暴力、牢頭獄霸、醫療照護不足、戶外活動缺乏和監室過度擁擠等情況。有海外人權律師表示，在中共嚴密封鎖之下，這份報告有助於外界幫助受中共司法戕害的受害者。
訪問84名曾被關押者
總部位於西班牙的人權組織「保護衛士」6月發布報告〈鐵窗之後：中國看守所狀況調查〉（下稱〈報告〉）。保護衛士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訪問了84名曾被關押在中共看守所的人，調查對象涵蓋中國19個省、直轄市，涉及至少58處不同拘留設施。「保護衛士」說，中國全國有2,600多個看守所，外界很難系統了解這些場所內部狀況。
報告列出的數據包括，73%的受訪者表示曾被阻止會見律師，甚至無法自行聘請律師；76%的受訪者表示曾遭受警察、管教或其他在押人員暴力對待；76%的受訪者表示監室內存在牢頭，即在押人員被授權或自行掌控監室，對同室人員實施霸凌與管控。
60%的受訪者反映所在監室存在嚴重超額收容，部分人員甚至不得不睡在地板上；64%的受訪者表示曾面臨生病時得不到應有治療甚至完全得不到治療的處境。24%的人被關押期間，從來沒有或幾乎沒有過戶外活動。
七成當事人被阻止會見律師
報告記錄了多種阻撓當事人見律師的方式。警方以假姓名登記被羈押者資訊，令律師無從查找當事人下落；也有警方向當事人施壓，迫使其解聘自行委任的獨立律師，改由聽命於當局的值班律師代替。即便律師最終獲准會面，被羈押者或被固定於審訊椅上無法自由移動，或由鐵欄將雙方隔開，律師難以讓當事人清晰閱覽案卷文件。
海外人權律師聯盟負責人吳紹平對《大紀元》表示，被阻擾會面的最主要就是政治類案件，比如說異議人士，涉及所謂中共國家安全的案子，還有群體性案件，涉及訪民、宗教信仰群體、人權活動家等，「對於這類案件，中共就會想方設法阻止，或者製造法律名義來阻止律師會見當事人。」
吳紹平表示，通常有律師的介入會讓公安更謹慎，減少對當事人權利的侵害以及違法取證等。「在看守所的（當事）人來講，他們最希望能見到的人就是律師，這對於他們的內心支持非常的重要。律師揭露之後，通常審訊逼供就會減少了。」
報告記錄的暴力，來自看守所內三類不同施暴者：警察與審訊人員、管教人員以及被稱為「牢頭獄霸」的在押人員頭目。調查顯示，76%的受訪者表示曾遭受上述三類施暴者中至少一類的暴力對待。
一名受訪者描述了警方審訊期間所受的對待：「他們給我戴上頭套，用點燃的香菸燙我的腿，在審訊時擊打我的腰部。」另一名受訪者回憶起絕食抗議期間被強制灌食的經歷，稱自己被「大字型扣在鋪板上」，被「野蠻灌食」，審訊人員「強行撬開牙齒，插入塑膠管子」，並因此「被開口器撬掉兩顆門牙」。
報告提到，特別令人擔憂的是「牢頭獄霸」現象，這些人往往得到看守所管教人員的授權或默許，透過恐嚇和虐待來維持監室紀律。現在美國的民運人士界立建，在中國期間曾因為上訪和維權活動多次被當局拘禁，界立建告訴《大紀元》記者，看守所房間有老大，如果不聽他的話，就會被酷刑折磨，包括不給飯吃、睡廁所、持續值班熬夜，甚至剝奪家屬、律師的會見權，還有通信權等。
「偵羈合一」涉及刑訊逼供
報告將看守所各種問題的根源，指向一個結構性安排：中國看守所由公安機關負責管理，而同一機關亦承擔逮捕與審訊職能。這種「偵羈合一」的模式，在制度上形成了利益衝突。吳紹平對《大紀元》表示，中共公安辦案一直都是重口供、輕證據，「偵羈合一」可以提高他們所謂的辦案效率。
中共官方通常將看守所定義為依法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場所。中共法律也規定，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律師，羈押場所應保障在押人員基本生活和醫療條件。但保護衛士在報告中說，調查結果所揭示的虐待與惡劣處境，並非個別設施的孤立現象，而是具有系統性與普遍性。
因為修煉法輪功曾經遭到非法關押的王志遠對《大紀元》表示，自己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半，不僅被強迫從事手工勞動，工作場所的粉塵等還對人體有害、沒有任何防護；此外，在看守所還經常遭受種種羞辱。
「保護衛士」中國事務主任哈斯（Laura Harth）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坦承，「自中共黨魁習近平執政以來，許多曾經公開可查的資訊被陸續下架，被定性為國家機密。儘管人權狀況持續惡化，我們掌握的資訊卻越來越少。」哈斯還透露，北京試圖阻止發布這份報告，向場地主辦方施壓，要求取消活動；還通過X帳號轉發時間、地點錯誤的活動公告等。
吳紹平提到，中共的資訊控制令外界對整個政權的真實情況了解變少，很多人可能更容易受到虛假宣傳，對中共的認識出現偏差。他認為，「保護衛士」的報告提供了很多事實，有助於外界學者或者是專業團體研究中共體制問題，幫助受中共司法戕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