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拯救康熙大帝?改變歷史的「雙藥記」
瘧疾是個古老的流行病,從史前時代開始,就在世界各地所有不同國家與族群間肆虐。
這種由瘧原蟲引起的寄生蟲病,在民間俗稱「打擺子」。別看它只是經由小小的蚊子傳播,它可是殺死過近一半,曾經在這顆星球上生活過的人。被它殺死的名人可以列出一長串:埃及法老圖坦卡門、亞歷山大大帝、巴洛克繪畫大師卡拉瓦喬、文藝復興詩人但丁……
時至今日,每年仍有數億人遭受瘧疾之苦。蚊子在「每年殺死人類最多的動物」榜單上高居榜首,主要就是靠傳播瘧疾。
而瘧疾的兩大剋星──奎寧(quinine)和青蒿素(artemisinin)──一個至少先後拯救了一中一西,兩位帝王的性命,一個讓中國醫藥學家屠呦呦榮獲諾貝爾獎。
今天筆者就來談談這神奇的「雙藥記」,以及它們在人類歷史中的精采傳奇。
古印加「生命之樹」
傳說很久很久以前,在南美洲的厄瓜多,有一個印第安人患了瘧疾,他病得很重,快要渴死了,於是,他拚盡全力爬到了一個小水塘邊,喝了好多水,然後睡著了。
當他醒來時,發現自己燒退了,感覺好多了。這時,他才看到池塘裡浸泡了很多樹,使得水變得很苦。他趕緊把這件事告訴了其他印第安人。
從此,這種樹就成了印第安人心目中的「生命之樹」。他們將樹皮剝下來,磨成粉,沖到水裡喝下去,就可以治療瘧疾。
這種「生命之樹」就是「金雞納樹」。關於金雞納(Cinchona)這個名字的由來,有著一個美麗的傳說。1629~1639年,西班牙駐秘魯利馬的總督是欽瓊伯爵,他的夫人安娜,按西班牙語的習慣被稱為欽瓊納(Chinchona)。
有一年,安娜得了瘧疾,病得很重。她有一個侍女,是個漂亮的印第安女孩,心裡十分焦急,於是她將「生命之樹」的樹皮磨成粉,偷偷放到安娜吃的藥裡面,希望能治好安娜的病。
但欽瓊伯爵以為安娜要害死夫人,就要處死她。關鍵時刻,服藥後的安娜,感到病情大有好轉,要求千萬不要處死這位印第安侍女。後來,安娜的病好了,侍女也得救了。伯爵將樹皮帶回歐洲,因而這些樹皮被人們稱為「欽瓊納樹皮」(Chinchona Bark)。
1742年,現代植物命名法的創立人,卡爾・林奈,將這種樹命名為金雞納樹(Cinchona),沿用至今。
金雞納風靡歐洲
但真正讓金雞納樹皮粉在歐洲大行其道的,則是另一個人。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國後,在南美建立了大片的殖民地。17世紀,大批歐洲人移民到秘魯首都利馬,其中就有義大利耶穌會教士的薩魯布里諾(Agostino Salumbrino)。也正是這期間,羅馬發生了瘧疾大流行,好幾位教宗、樞機主教相繼病死,這引起了全世界天主教神職人員的警覺與恐慌。
居住在秘魯傳教的薩魯布里諾,看到當地人用金雞納樹皮粉治療熱病的奇效,就在1631年寄送了少量的樹皮粉回羅馬,試著讓他們用來治療瘧疾。結果因為療效奇佳,在其後的數十年間,金雞納樹的樹皮粉就流行到全歐,成了奇貨可居的昂貴藥物,也成為從秘魯進口到歐洲最貴重的貨品。
當時的歐洲人給這個治瘧仙丹取了個名字,就叫做「耶穌會的樹皮」(Jesuit's bark)。英國有個名叫羅伯特・塔爾博(Robert Talbor)的藥劑師,治療瘧疾的手段特別厲害,成效特別好,所以聲名遠播,用的就是這種「耶穌會的樹皮」。
塔爾博的名聲後來大到讓當時的英國國王,那位風流君主,人稱「快活王」的查理二世(Charles II)聽見了,國王找人請他去,將他的「祕方」試驗在一些瘧疾病人的身上,結果效果非常好。查理二世於是龍心大悅,禮聘他當了宮廷御醫。巧的是,次年(1679年)查理二世自己也染上了瘧疾,又是用他的祕方治好了。從此,塔爾博以神醫姿態,遊走於包括法國、西班牙等歐洲國家,治療皇親國戚,名利雙收。
連當時的法國國王、外號「太陽王」的路易十四,都想方設法用重金購買塔爾博的祕方。再後來,路易十四把兩位法國耶穌會教士,派令出使中國,覲見東方的康熙大帝,正是這兩位傳教士治好了康熙的瘧疾──彷彿冥冥中的約定,一位西方聖主無意間,挽救了一位東方聖主的生命,歷史就是這樣的奇妙。
星夜救駕的傳教士
1693年,39歲的康熙皇帝染上了「惡性熱病」(瘧疾),高燒、畏寒、打擺子,折騰到快要駕崩。所有的御醫嘗試了各種方劑,甚至向民間廣求祕方,均無一見效。
就在清廷御醫們一籌莫展之時,康熙突然想起,之前他曾聽其他來自法國的耶穌會傳教士說過,在法國有一種治療這種瘧疾的靈丹妙藥,叫做「金雞挐」。而此時正好有兩位法國神父,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與劉應(Claude de Visdelou),剛剛從法國收到一批新的金雞挐,於是他緊急頒旨,召正在廣東傳教的二人,星夜進京「救駕」。
但當兩位神父帶著金雞挐,風塵僕僕的來到紫禁城,覲見大清皇帝時,他們竟受到所有御醫的抵制──在他們看來,外國人怎麼可能有中國老祖宗都沒留下的仙丹妙藥?再說,傳教士又不是郎中,他們懂什麼!
康熙大為震怒,中藥不好用,又不能用洋藥,你們說怎麼辦!康熙實在被疾病折磨得受不了,也管不了這麼多了,先是找來一些同樣染了瘧疾的人試服,結果這些病人的病情都得到了立即好轉。這下康熙信心大增,放心服用了金雞挐,結果不出所料,不久之後就痊癒了。
這下康熙開始對「西醫西藥」情有獨鍾,並加以大力推廣,他從此對西方的科學和事物,都保持了相當的興趣。那場瘧疾重病竟成了一個觸發點:他很快意識到,西方知識是具有實用價值的。
此後,他允許傳教士在宮廷內行醫,並對解剖學、藥物學、診斷方法表現出明顯興趣。此外,康熙還大力推廣「西學」中最深、最系統的領域──天文、曆法與數學。他還支持把西方數學、天文、物理著作譯成中文,形成一批中西合璧的技術文獻,對推動西洋技術的應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想想,如果當時康熙沒有得那場重病,或是沒有用洋藥來治病的話,整個中國的歷史可能要走上不同的道路呢!
遺憾的是,後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患瘧疾時,也曾向康熙求藥,康熙立即讓他的愛臣服用「金雞挐」,只可惜藥還沒送到,曹寅就去世了。
奎寧的誕生
金雞納樹皮雖然有效,但也存在成分複雜、劑量不穩定、療效不可預測的問題。這種神祕的樹皮粉裡,到底是什麼東西,真正起到抗瘧的作用呢?
於是,從18世紀中期開始,歐洲各國的化學家和藥劑師們,歷經了長達七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終於在1820年得到了回報。
這一年,兩位年輕的法國藥劑化學家,皮埃爾・佩爾蒂埃(Pierre Pelletier)和約瑟夫・卡文圖(Joseph Caventou),首次以化學方法分離出純淨、可重複獲得的抗瘧有效成分,並將其命名為 Quinine(奎寧)。
Quinine一詞就來源於南美原住民語言中的「quina」(樹皮)。這種具有神奇功效的、像霜白一樣的晶體狀粉末,在中國又被譯為「金雞納霜」。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從植物藥材中,明確分離出單一、結構相對明確、具有確定療效的活性成分,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值得一提的是,佩爾蒂埃和卡文圖兩人,不僅分離了奎寧,隨後還分離了士的寧、咖啡因、嗎啡等一系列重要生物鹼,直接推動了現代藥物化學的誕生。
此後,奎寧取代金雞納樹皮粉,成為治療瘧疾的首選,更是成為熱帶作戰的軍隊的剛性需求,有時甚至能影響戰爭走向。
影響歷史走向
18世紀以前,歐洲軍隊在非洲、西非沿岸和東南亞的死亡主因,往往不是戰鬥,而是肆虐當地的瘧疾。水土不服的歐洲殖民者大量患病死亡,很多地區被稱為「白人的墳墓」。
19世紀初奎寧問世後,英國軍隊開始制度化配發奎寧,不只是治療,而是預防性服用。這使得英軍能夠長期駐紮在瘧疾高發區,維持兵力。
歷史學家常說一句話:「不是馬克沁機槍征服了非洲,而是奎寧。」
奎寧在二戰中的作用,也是很好的例子。二戰中,美軍和日軍,在東南亞的熱帶叢林持續作戰,這裡溼熱、沼澤遍布,蚊蟲鋪天蓋地,是全球瘧疾最凶的地區之一。瘧疾成了「看不見的敵軍」。
1942年,日本迅速占領荷屬東印度,盟軍的軍醫體系被「斷喉」。為什麼?因為二戰前,全球90%以上的天然奎寧,都來自荷屬東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亞,尤其是核心產區爪哇島。
當年荷蘭人把金雞納樹引種到爪哇島,在這裡建立起大規模種植園,並通過品種篩選和化學提純技術,逐步控制了全球供應。
而奎寧斷供帶來的後果,在兩軍前線是赤裸裸、血淋淋的。彼時,奎寧替代藥尚未普及,很多士兵根本不知道如何防蚊。結果是,美軍部隊中瘧疾感染率,一度超過80%,大約6萬名美國軍人,還沒見到日軍影子,就死於瘧疾。這直接拖慢了美軍在西南太平洋的推進節奏。
以至於盟軍最高指揮層明確下令:「不解決瘧疾問題,不許發動進攻。」
奎寧斷供,逼著美軍做一件事:不管副作用多大,也要把合成抗瘧藥頂上來。於是,替代藥物阿的平(Atabrine)被大規模投入使用。問題是,它並不好用:吃了會噁心、嘔吐;皮膚和眼白會發黃;甚至會引發精神異常。很多人偷偷把藥吐掉。
於是,美軍幹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用海報、漫畫、宣傳片,反覆教育士兵──「不吃藥,你就會得瘧疾;得了瘧疾,你就不是士兵了。」甚至把服藥軍事化、紀律化:定時集合,當場吞嚥,軍官監督。這已經不是醫療問題,而是軍紀問題。
在熱帶戰場,誰能控制瘧疾,誰才真正擁有軍隊。奎寧和替代藥物,決定了一支軍隊能不能活著走到戰場。一位叫史丹利・賈斯特澤布斯基(Stanley Jastrzembski)的士兵在他的戰地日記中寫到:「每個人都得了瘧疾,每個人都在扔掉他們背包裡的東西。那些有奎寧藥丸的人,像吃口香糖一樣吃著它們……」
就這樣,奎寧被廣泛應用於治療瘧疾長達二百多年,直到1909年,人們傳播瘧疾的瘧蚊,竟產生了耐藥性──人類極需一種新的抗瘧藥物。多年後,一種叫青蒿素的神奇藥物,應運而生。
被一再錯過的青蒿素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中國藥物化學家屠呦呦用一株小草改變了世界……其實,早在東晉葛洪所著的《肘後備急方》中,就曾提到青蒿治瘧:「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此後的一些醫書中,也有用青蒿熬湯、製丸治瘧的方子。
但「青蒿一握」重新出現在主流醫書《本草綱目》之中,已經是一千多年以後的事了。李時珍整理和辨析醫書典籍時,發現前人提到青蒿有青、黃之分。謹慎起見,他同時列出了「青蒿」與「黃花蒿」兩個條目,也照錄了葛洪「青蒿一握」的方子,但並未對其進行驗證。因此青蒿仍然被埋沒於故紙堆中。
注:黃花蒿(學名:Artemisia annua)為菊科蒿屬植物。其植株地上部分乾燥後,即為中藥「青蒿」。和一般俗稱為「青嵩」的植物有區別。
抗戰時期,西南大後方瘧疾肆虐,依賴進口的奎寧陷入短缺,人們於是把希望寄託在傳統中醫藥上。被歷代醫書列為治療「瘧疾寒熱往來」的要藥常山,由此脫穎而出──中國藥理學奠基人,張昌紹的研究團隊,分離出「常山鹼」,發現其效果甚至優於奎寧。青蒿又一次錯過了「出人頭地」的良機。
不過,常山鹼類物質,有一個關鍵問題:副作用較明顯,尤其是強烈的噁心、嘔吐和胃腸道刺激。這使它在大規模臨床推廣上受到很大限制。
1967年5月23日,一個代號為「523任務」的祕密科研項目正式啟動,其當務之急是研發瘧疾的新型療法,以幫助越戰中,中蘇兩個共產主義國家支持的北越士兵,在戰爭中減少瘧疾引起的非戰鬥減員。1969年1月,屠呦呦加入了「523任務」團隊,帶領組員從中草藥裡篩選能治療耐氯喹惡性瘧疾的新型藥物。
但屠呦呦在篩選了超過100個中草藥樣品後,仍然一無所獲。一天,當她再一次翻開《肘後備急方》時,忽然靈機一動:會不會是提取過程中的高溫,破壞了有機成分?於是她決定,嘗試改用低沸點溶劑的提取方法。就這樣,被無數次錯過的青蒿素終於浮出水面。
屠呦呦團隊得到的青蒿提取物,效果遠勝此前高溫煎煮得到的無效樣品。這關鍵一步證明了:問題不在藥材本身,而在提取方法破壞了活性成分。此後,青蒿素的價值,在全球範圍內逐步被臨床數據「說服」:青蒿素用於聯合治療,估計可將瘧疾死亡率總體降低20%以上,兒童死亡率降低30%以上,對於全球衛生事業的貢獻不可估量。 如今,青蒿素已經被廣泛用於世界瘧疾高發地區。
2015年,屠呦呦因此榮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而此時,回望歷史,從金雞納,到奎寧,再到青蒿素,距離康熙吞下那包救命的「金雞挐」藥粉,歷史已經悠悠的,走過了三百多年的歲月光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