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瞭望】貝佐斯是對的：媒體必須自我反思

據我所知，媒體機構領導階層在公共場合進行尖銳自我批評的次數，我用一隻手就能數過來。

 其中一次就是Meta執行長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在致共和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信（2024年8月26 日）中公開表示，他「後悔」屈服於拜登政府的壓力，審查「某些與新冠肺炎（COVID-19，中共肺炎）有關的內容」。另一個例子是在2022年1月，一家丹麥報紙幾乎史無前例的公開道歉，稱自己在新冠疫情期間過於不加批判的遵循了「官方」路線。

詳情見總部位於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的經濟教育基金會（FEE）網站發表的題為〈「我們栽跟頭了」：丹麥報紙為其對COVID的報導道歉〉（"We Failed": Danish Newspaper Apologizes For Its COVID Coverage，1/24/2022）。

日前，我們見證了媒體所有者的第三次批判性反思，即《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所有者、亞馬遜（Amazon）的最大股東貝佐斯（Jeff Bezos），在自己擁有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鐵一般的事實：美國民眾不信任新聞媒體〉（The hard truth: Americans don’t trust the news media，10/28/2024）的社論專欄版文章，指出公眾對媒體失去信任，傳統媒體可能至少需要承擔部分責任。

在此背景下，他認為，他決定不授權《華盛頓郵報》為任何參與2024年總統大選的候選人背書，可以說是朝著恢復公眾對媒體的信任邁出了「有意義的一步」，解決了人們普遍認為媒體機構「有偏見」或不客觀的看法。

我們不需要成為貝佐斯的粉絲，也不需要是祖克柏的粉絲，就能認識到現代社會金融和政治精英中的傑出代表，不管他們的個人缺點和矛盾如何，至少開始對媒體機構的行為和價值觀表示懷疑，這是一件好事。有些真理，無論多麼顯而易見，只有被視為「安全」或「成熟」的知名意見領袖大聲說出，才能在全社會引起共鳴。

 貝佐斯在《華盛頓郵報》的這篇社論專欄版文章開篇指出，近幾代人對美國媒體的信任度已經崩潰，目前處於歷史最低點。如果比較英國路透社（Reuters）2015年的〈數位新聞報告〉與2023年的〈數位新聞報告〉，可以看到許多歐洲國家對媒體的信任度也在大幅下降，例如，德國的信任度從60%下降到42%，英國從51%下降到33%。

貝佐斯寫道：「在有關信任度和聲譽的年度公眾調查中，記者和媒體的信任度經常是墊底的，往往僅高於國會。然而在今年的蓋洛普（Gallup）民意調查中，我們成功的跌落到了國會之下。我們的職業現在是最不被信任的職業。我們正在做的事情顯然沒有奏效 …大多數人認為媒體存在偏見。任何看不到這一點的人都是對現實的漠視，而那些與現實作對的人都是輸家。」

我們目前正在做的事情顯然沒有奏效。我們需要在記者和媒體所有者身上看到更多這種坦率的反省。如果有人不再信任你，你就很容易將矛頭指向別人，或將其歸咎於「假訊息」或公民的無知。然而，要讓自己卸下防備，對著鏡子認真審視自己，找出自己是如何失去讀者信任的，就不那麼容易了。

作為《華盛頓郵報》的老闆，貝佐斯並沒有對「主流媒體為何不受歡迎」的問題做出特別深刻的診斷。不過，他確實指出了一些相關事實，如果我們要更深入的理解自媒體羅根（Joe Rogan）的播客，該頻道擁有約1,100萬聽眾，這個聽眾人數幾乎是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黃金時段觀眾人數的20倍，那麼這些事實可能值得我們深思。

貝佐斯寫道：「《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贏得了諸多獎項，然而這些主流媒體越來越常只與某些社會精英對話。他們越來越常自說自話。以前可不是這樣的，在1990年代，主流媒體在華盛頓都會區的家庭滲透率達到了80%。」

我們越來越常自說自話。正如我幾年前在《愛爾蘭時報》（The Irish Times）上發表、題為〈愛爾蘭媒體已成為懶惰的回音室〉（Irish media has become a lazy echo chamber，8/22/2018）的社論專欄版文章中所指出的，許多傳統媒體已經成為一個意識形態的回音室。記者們就自己關心的事情來回對話，而相當多的普通市民則在忙著其他事情，比如還房貸、看病，或者擔心街道的安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雖然有一些明顯的例外，然而媒體回聲室效應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可能是越來越多民眾投入另類媒體懷抱的部分原因。

歐洲和北美的許多記者對所謂的「民粹主義」都嗤之以鼻，而在當地卻大受民眾歡迎，這就證明了自視甚高的傳統媒體記者與街頭巷尾的普通民眾之間的聯繫已經日益脫節。

歐洲許多主流媒體對諸如「強制封鎖控制的危害」、「非法移民」等嚴肅問題的辯論，基本上置若罔聞，而義大利兄弟黨、法國雷朋(Marine Le Pen）領導的國民聯盟（RN）、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和奧地利自由黨（Freedom Party）等所謂「民粹主義政黨」的成功，成為這些運動的催化劑，也證明了這一點。

也許問題的部分原因在於，那些在老牌媒體機構工作的精英分子往往站在道德和知識的制高點上，嚴重低估了普通公民自己思考問題的能力，認為他們無法明智的分辨相互競爭的各種資訊來源。

事實上，就連貝佐斯試圖批評傳統媒體的同時，也忍不住用負面的語言來描述一些另類媒體。他感嘆道，「許多人都轉向了隨口說出的播客、不準確的社群媒體發文和其他未經核實的新聞來源，這可能會迅速傳播錯誤資訊，並加深各界分歧。」

毫無疑問，社群媒體上有大量混淆視聽、虛假錯誤和誤導片面的資訊，然而傳統媒體也絕非沒有這種情況，它們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也出現了嚴重錯誤。例如許多主流記者和脫口秀主持人不加批判的讚美新冠疫苗能阻斷病毒傳播的觀點，而這種觀點缺乏任何可靠的科學證據。同樣的，許多記者對新冠病毒「實驗室洩漏論」嗤之以鼻，直到人們發現它實際上是一個在科學上值得敬重的假說。

我們應該感謝貝佐斯勇於發聲，揭示了媒體早已存在的信任危機。然而他對傳統新聞來源誠信的沾沾自喜，及對「另類」新聞和資訊來源的輕蔑態度，本身就是許多人對傳統媒體失去尊重的部分原因。（小標為編輯所加，信宇編譯）◇

——作者桑德（David Thunder）是西班牙納瓦拉大學（University of Navarra）文化與社會研究所的研究員和講師。

原文「 Jeff Bezos Is Right: Media Must Self-Reflect」發表在Substack平台的「自由部落格」（The Freedom Blog）頁面，轉自美國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網站。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