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政見救低薪？先認清問題在哪 才能解決問題

11月19日，勞團舉辦「2024總統候選人勞動政見發表會」。被問到如何處理低薪的情況時，三位總統候選人分別提了自己的政見。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喊話上市櫃公司IPO要有最低薪審查，員工薪水至少要3萬元以上。並提到第一優先要保障本國籍勞工權益，不足的話，在考量引進外籍移工，而在新冠疫情後延伸出新的上班模式，政府有責建構符合新時代的勞動法令。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指出，基本工資要逐年檢討，在任內會以每月薪資提升至3,3000元為目標。他還提到，上市上櫃公司應提撥稅後盈餘幫員工加薪比例超過1%，營業所得稅可扣抵額提高到150%，希望憑藉減稅加薪，形成良性循環。他還指出，政府要進行法規鬆綁，讓企業跟國際接軌，大力開放全球布局。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被則表示，臺灣缺工又低薪，代表確實是教育出問題，教出的學生不符合社會所需。他說，大學該關就關，誠實面對事實「我們不需要那麼多大學」。

到底，該如何理解「低薪」的情況？政府在這當中能怎麼做？

全球產業變化主導臺灣景氣

在提出解方之前，得先知道問題在哪，才知道從哪裡尋找解方。

首先得先認知到一件事，我們講的「平均薪資」是臺灣一千萬左右勞動力的平均薪資，這麼大的群體，不太可能哪個單一政策就能帶來平均薪資的顯著改變。

臺灣的經濟結構很特殊，進口加出口佔GDP的比例非常高，出口大概65%，進口大概60%，所以加起來超過120%。世界上比例這麼高的國家非常少，韓國也是出口導向國家，但目前出口只佔GDP35%。

為什麼臺灣的比重這麼高？在臺灣跟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之後，進出口的比例就開始增加。因全球化貿易昌盛，臺灣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強化國際的專業分工，形成比較利益。目前臺灣高階的製造業，包括台積電這些半導體的產業，在世界上非常有競爭力，就是全球化趨勢下按照比較利益分工的結果。

當你的進口跟出口是GDP的120%時，景氣、勞動市場是緊密受到國際因素影響的。所以，是誰在主導臺灣的景氣？是全球的產業變化，全球的貿易、經濟發展的，尤其是美國、日本跟中國。

2000年以來的薪資

另外需要了解的是，臺灣目前薪資的很低嗎？2022年臺灣的人均GDP是32,756美元（約新臺幣97.5萬元），如果用PPP（購買力平價）算的話大概6萬9、快7萬美元，很接近美國的水準。

臺灣薪資相對低沒錯，但是因為物價也很低，所以用購買力來算的話，臺灣其實是非常富裕的社會。

回顧過去20幾年，在2001年之後，臺灣跟中國都加入WTO之後，臺灣的實質薪資停滯了一段時間，後來在馬政府的時代甚至稍微降低，然後在2016年之後開始慢慢往回升，這個上升趨勢至今未變。

臺灣的資本大量移到中國

2001中國跟臺灣先後加入WTO，這是一件大事，對中國與臺灣的影響非常深遠。

中國加入了國際俱樂部，開始大量的拓展對外貿易，成為中國經濟長期成長的動力之一。臺灣就跟中國還有其他的國家，結合成一個國際貿易市場。

臺灣利用在2000年之前發展了三、四十年所累積出來的資本和技術，結合中國便宜的勞工，創造出世界工廠。

臺灣的資本大量移到中國去，中國的生產力大幅增加，得到好處的當然是中國的勞工，可是臺灣勞工就失去生產力成長的動力。

國際資本的移動、兩岸之間資本的移動，是長期影響到臺灣平均實質薪資很重要的關鍵因素。

這個趨勢在2016後開始發生變化，川普當選美國總統，2017之後開始打貿易戰，使得中國的資本開始外逃，很多跑到東南亞，也有很多回到臺灣。臺灣的資本流入從2018開始大幅增加，到現在還在成長。

資本流入伴隨而生的是「固定資本形成」（Fixed Capital Formation）增加，「固定資本形成」就是那些包括廠房、土地、設備的投資加起來，每一年增加的量。

美中貿易戰後，臺灣的「固定資本形成」快速增加。現在一年的固定資本形成量幾乎是2018年的兩倍，成長趨勢仍在持續。

所以這麼大的資本開始進來臺灣，而且進入到投資的部門，所以就對勞動市場產生了質變。

所以要影響到一千萬勞動人口的平均薪資，一定得是一個大的力量，而且必須持續一段時間，而不是臺灣政府某項單一的勞動政策。

你要說感謝川普也可以，但主要是國際巨大的結構變化導致的結果。

執政者要怎麼做？

那執政者要怎麼更好的抓住這個大勢，讓臺灣在當中取得更好的利益？

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講，勞工最好的朋友就是資本，也可以說是資本家。為什麼呢？越多的資本家投入越多的資本，勞工的待遇就會改善。因為越多資本投入，會造成就業機會增加，生產力也會增加，勞工的薪資就會增加。

所以未來不管誰執政，要改善勞工處境、增加就業機會、提高平均薪資，政府就需要創造出一個對資本友善的環境，而不是一個對資本惡劣的環境。

跟中共打交道政治風險太大

有人會問，從這角度看，同樣都是開放資本，為什麼我們跟中國走近就有災難，跟西方國家走近比較有利益？

其實跟中國做朋友沒問題，跟中共做朋友才是問題。跟中共打交道，除了正常的經濟風險之外，還有政治風險。這幾年看得很清楚，這政治風險破壞力無比巨大。

假設我有個投資計畫，國際上有這麼多夥伴可以合作，我幹嘛去選中共這個會給我帶來那麼大政治風險的夥伴？中共血跡斑斑的劣行還不夠多嗎？

巴菲特有一句名言：「你無法跟一個壞人做出好的交易。」（You cannot make a good deal with a bad person） 真的很有道理，即使有商機，你跟一個壞蛋合作，最後都不會賺到錢。

調漲基本工資有用嗎？ 一、勞動成本誰承擔？

調漲最低工資，有一個問題得弄清楚，就是勞動成本最後由誰來承擔？

如果看臺灣的數據會發現，真的在聘任基本薪資勞工的，並不是大企業。那些上市櫃公司，尤其是製造業，領基本薪資的員工很少。

受到影響比較大的其實是小企業，尤其是服務業的微型企業，譬如說餐飲店或是其他小店面，他們僱用的員工很多是領基本薪資。

如果說提高基本薪資的成本集中在這些僱主的話，那這是政府要達到的政策目的嗎？

從表面上看，基本薪資應該可以幫助弱勢勞工。但仔細想一想有非常多的問題，實行前要透過細緻的研究跟資料分析，才知道這一刀下去，到底誰受到好處？以及誰受到損害？

國外的基本薪資研究已經很多在探討這些問題，可是臺灣因為各種原因非常缺乏實證研究。

例如2022年蘇貞昌在當行政院長調漲基本薪資時，他就說臺灣有230萬人受惠。可是臺灣勞動力才一千萬人，230萬人受惠表示臺灣有接近4分之1的勞工在領基本薪資，這完全違背基本認知。

二、臺灣特殊的薪資結構

臺灣的薪資結構跟國外很不一樣，我們非經常性的薪資佔總薪資的比例大約是18％到20％，像是年終獎金就是一個非經常性薪資，它每年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據公司當年的獲利情況而有所不同。

這樣特殊的薪資結構是歐美沒有的。譬如在美國，你的薪資就是一筆年薪數字，有時也有獎金或各種加給，但額度很少，不像臺灣會佔到20%。

由於非經常性薪資高，當基本薪資提高時，雇主可以透過調降年終獎金或是其他加給，來中和掉政策的影響。

明年的執政者不管是誰，如果真的那麼關心基本薪資的話，在做任何決策前，應該先把這些基礎研究工作做好，這是一個負責的政治人物該做的事情。

教育管制降低勞動生產力

柯文哲提到教育的問題，雖然他沒講得很清楚，但是臺灣的教育管制的確很嚴重。

勞動市場要有效率，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勞動能自由移動。可是教育市場的管制間接限制了勞動移動，導致整個勞動市場的效率降低。

譬如說我們最近幾年來臺灣很缺半導體的人才，可是大專院校裡面的相關科系卻不能擴招，因為教育部限制每個科系的招生名額，那要如何滿足市場對科技人才的需求?

反觀美國的高等教育就屬於一個競爭市場，當市場需求一增加，學校就擴增相關的課程與科系。臺灣高等教育的名額管制，就會造成資源嚴重錯置。也就是現在許多人想讀的科系讀不到，就被迫去讀一個他不太願意讀的科系，當然就會有效益性損失。

這就是臺灣政府非常沒有效率的地方，在教育領域幾乎無所不管，包括各種價格管制、數量管制，以及各種鉅細靡遺的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