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書信乾坤

在紙張出現之前，書的形式與材質，因時、因地而異，與其承載的內容，共同展現出古文化的獨特魅力。

在沒有文字的上古時代，生活在亞洲、非洲和南美的先民，不約而同的發展出結繩記事的記錄方法，至今有些秘魯的牧羊人，還使用結繩來計算牲口的數量。

發明文字之後，繩結的作用由記事轉為裝飾與祈福，例如古埃及人用來作為寶石的裝飾，中國人則以此為玉佩增添風采，並發展出豐富的中國結藝術；水手們會用領巾在咽喉處打一個象徵好運的結，這就是現代男士穿西裝時打領帶的由來。

文字載體變化

文字出現後，各地在文字載體的選擇上，出現了不同的變化。兩河流域的蘇美人用削尖的蘆葦桿或木棒，在軟泥板上刻寫，泥板經過日晒或火烤後變得堅硬，使刻上去的楔形文字不易磨損，而得以長久保存。古埃及人採集尼羅河岸的莎草，將莖切成薄片後交叉排列，壓磨晒乾成為輕便的莎草紙（Papyrus），書寫以蘆葦為筆、用煤灰和橡膠和水做成墨汁。

埃及亞歷山大圖書館一張帶有象形文字的莎草紙圖畫。（Supreme Council Of Antiquities/AFP）

居住在佩伽蒙（Pergamum）的先民，選擇在處理過的羊皮上記事，由於方便取得和書寫，以及更易保存的特性，羊皮紙逐漸取代了莎草紙，成為歐洲、西亞文明普遍使用的材料，直到紙張問世後才功成身退。

有些羊皮紙的兩端會被縛上木軸，如此羊皮紙就可捲起存放，這種形式被稱為卷軸（Scroll），其中最具傳奇性的，莫過於在死海附近洞穴裡發現的《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自從1947年，一位牧童在偶然中打破洞穴裡的瓦罐，發現藏於其中的書卷後，才使這些據考證，撰寫於西元前三世紀到西元一世紀之間的經卷，重現人間。之後考古學家陸續在十幾處洞穴中，發現約四萬個書卷或殘片，直到2021年仍有古卷殘片出土。

希臘人用尖筆在蠟板上刻字，然後用繩子將蠟板鏈接在一起，成為書籍的雛形。後來羊皮紙也如法炮製，先裁成相同尺寸，書寫後裝訂成冊。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大量的卷軸與板冊在戰亂中付之一炬，惟有宗教經典與重要典籍，被收藏在歐洲的修道院和東羅馬帝國的圖書館內，為日後基督教的傳播與千年後的文藝復興，保存了不熄的火種。

貝葉棕在佛經中稱為貝多羅樹或多羅樹，是印度、東南亞等地常見的棕樹。古印度人將其樹葉裁切成同等大小，經過煮沸、晒乾與拋光，在上面刻字後塗上顏料使字跡明顯，輕便且易於取得的特性，使貝葉在熱帶亞洲成為傳遞和保存資訊的載體。由於最初的佛經多記載於貝葉上，故也將佛經稱為「貝葉經」。

西雙版納民族博物館展覽的傣族貝葉經。（Cangminzho／維基百科）

中國記錄形式

四大古文明之一的中國，在其連續無間斷的歷史中，發展出豐富多彩的記錄方式。甲骨文被認為是中國和東亞地區中，已知最早自成體系的文字。

這些象形文字契刻在龜甲和獸骨上，是敬畏天地神鬼的商朝人用來與神靈溝通的媒介。建立禮樂制度的周朝，將國家與氏族大事，銘記於作為禮器的「鼎」和作為樂器的「鐘」之上，鐘鼎則以當時最先進的青銅工藝鑄造而成。鐘鼎與其承載的銘文，雖然在歷史的長河中褪去了原本的意涵，卻依然作為國之重器而為後世代代相傳，例如歷朝視為國寶加以珍藏的「毛公鼎」。

西周宣王年間（西元前828~前782年）鑄造的毛公鼎，腹內刻有500字金文冊命書，字數為舉世銘文青銅器中最多。（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相較於龜甲、青銅器之珍稀，易於大量製造的竹簡和木牘，可能是在西元四世紀紙張發明之前，跨越時代最長的書寫材料。

《孫子兵法》竹簡本，簡上刻有「乾隆御書」四字。（vlasta2 , bluefootedbooby on flickr.com／維基百科）

漢墓馬王堆三號墓出土老子《道德經》。（公有領域）

簡牘是將竹片、木片經過磨平、蒸煮或火烤等過程後，以麻繩或皮繩連結而成。甲骨文中有一個 （冊）字，形象的說明了簡牘久遠的存在；《尚書》中也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之說，足見商代已有簡牘，唯竹木易朽，現今考古發掘出的竹簡，最早只到戰國時期。

帛書是以白色絲帛作為記事的載體，其平整大面的特性更易於書寫和繪畫。有些帛書會在書寫前，先畫出黑色或紅色的直行線，後人認為此舉在模仿簡牘的形式，據此推測以縑帛為書的年代或許晚於簡牘。

帛書比簡書更不易保存，至今出土最古老的帛書來自戰國時期的墓葬，而漢墓馬王堆中的帛書分屬42份文獻，是迄今為止出土數量最多的帛書，包括秦末漢初流傳的醫術養生、經脈五行、星相占卜等論述，以及《周易》、《老子》、《黃帝四經》等道家著作，其中有些內容與現行的版本略有出入，引發各界的研究和討論。

——摘編自《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