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行政管制下的民間救援
其實，「麻煩」並不多，主要歸結為兩類：其一、「物資運到了武漢海關，卻遭遇攔截」，「說要繳關稅」；其二、「物資到了武漢，卻被當地紅十字會收走」。如果說，第一個麻煩「有意無意地令此次救援工作低效、滯緩」，那麼，第二個麻煩就暴露出了「更本質的問題」，即「誰能決定物資分配」。
對此，武漢前市委書記馬國強曾公開發話，稱「所有物資都要走紅十字會這一官方管道」，而這樣做「是為了防止有人鑽空子」。此後，武漢市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通過媒體公開回應稱，「物資分配的權力在衛健委和防控指揮部，武漢各家醫院擁有什麼物資、分配多少，都由它們決定，而非由紅十字會」。如此一唱一和足以證實，紅十字會在中國決不是什麼民間組織，而是政府部門或其下屬機構。
財新那篇文章也坦言相告，「中國紅十字總會是政府領導下的從事人道主義工作的社會救助團體」。但問題是，負有「民間救援」之責的紅十字會為何非要「政府領導」？此外，負責「社會救助」的，向來都有專門的政府部門。
1月29日，〈民政部部署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有關社會救助工作〉這份政令指出，「民政部辦公廳印發通知，要求各級民政部門切實做好疫情防控期間有關社會救助工作」。可見，大疫當前，被要求做好「社會救助」的政府部門，就是民政部。
儘管「民政部辦公廳」要求「各地要採取多種措施保障困難群眾基本生活」以及「加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臨時救助力度」，但表示「全力配合政府」的武漢作家方方卻撰文嗟嘆，「生活那麼艱難」，「瘋掉也解決不了問題」。
她所揭開的殘酷現實，既包括那些「早期階段被感染」的，「沒有機會住進醫院，也沒有得到有效治療，甚至有人連確診都沒有，就匆匆離世」；也包括那些未感染的老百姓「吃飯的問題」。若不是「小區自動成立了買菜群」，人們都不知如何解決「吃菜的問題」。作家方方尚能買得起「一份C套餐的豬肉，共199元（人民幣）」，但不知還有多少人會因為吃不起這樣的套餐而忍飢挨餓、甚至生不如死？
在這種民生艱難的處境下，困難群眾此起彼伏，民政部門卻杳無音信。況且，在疫情未得到控制的情況下，給人民發放口罩等防護物資，則更應是政府的當務之急。
然而，令中國人感到愕然的是，兩大負責公共衛生的部門——衛健委和防控指揮部不但不給人民發口罩，還將民間援助的口罩等物資納為己有。口罩來自於民間，卻不能用於民間，這就是中共特色社會主義的表現。政府不發放物資，反而占用民間物資，這就是赤裸裸的強盜行為。
發現紅十字會姓「黨」之後，不少志願者立即表示「寧願不捐，也不捐給紅十字會」。要知道，只要民間救援接受「政府領導」，也就意味著，紅十字會名存實亡。
不久前，武漢紅會已公開表示，「境內外單位或個人如有捐贈意願，可直接與定向捐贈醫療機構聯繫，確認後將捐獻物資直接發往受捐單位」。可見，這家紅會在玷汙了「慈善」之後，就打算一推六二五（推卸乾淨）、澈底撂挑子（放棄工作）不幹了不幹了。好好的一個慈善組織，竟然能在中國被中共這個極權惡黨「玩壞」，著實令人汗顏。
據「心路獨舞」的部落格介紹，「美國沒有官方慈善，所以美國紅十字會不是美國政府的機構和分支」，它只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民間慈善組織」；直接「由志願者管理，享受慈善業的納稅優惠，資金主要來源於捐獻、健康安全培訓項目和血液製品」。美國紅十字會雖然不由政府控制，但卻受著美國國會頒布的相關法律（Section
3001 Title 36）的制約。
只受法治，不受官治、黨治的美國紅十字會「每年都需要向公眾發布其年度財政報告，並請獨立的審計機構來審核其中的數據」。它的「經費使用澈底透明，並接受民眾、媒體和國會等的監督」；「雖然美國紅十會在歷史上也曾引起過一些爭議，包括
911和卡特裡颶風過程中的資金運作，但是經過國會聽證和所在州總律師辦公室的調查之後，不妥當的行為都得到了及時矯正」。
更重要的是，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美國紅會表現如何，從調查中就可得到來自民間的反饋。有權威調查顯示，「美國紅十字會在超過100多個大型慈善組織中位於第三位，超過48%的美國人對紅十字會表示『熱愛』（love）或『非常喜歡』（Like
A lot）」。這樣的反饋與中國人對本國紅會的評價比起來，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美國的紅會能如此有序、有效的運作，也讓所有人看到，不接受「行政管制」的慈善組織完全可以在「民間救援」時提供最有力的幫助。只要中國的紅會不被中共綁架，此次瘟疫爆發時的民間救援就不至於如此失效、亂套。
不難看出，中共每一次變「私」為「公」，都不是為了服務人民，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慾。名為「行政管制」，其實是為了卡住民眾的咽喉和命脈。被中共置於死地的老百姓，又怎會得到最及時的救援？要問中共「行政管制下的民間救援」如何，答曰：就是死路一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