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邊想當「氣候領袖」一邊外包污染

意圖擔任「世界氣候領袖」的中共，在轉移國內過剩產能、輸出項目給他國時，也悄悄將污染「外包」給了它們。這是中共外交政策「轉綠」、投資「轉黑」的真實寫照，即政策是一回事，執行和標準是另一回事。

《紐約時報》星期一（7月24日）發表題為「中國的另一項主要出口：污染」的一文指，在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宣布美國撤出《巴黎氣候協定》後，中共正設法將自己定位為「世界氣候領袖」，承諾與其它國家合作建立「生態文明」。但如果中國真的想要成為氣候領袖，就需要應對全球的氣候需求面積（Climate Footprint），而不僅僅是其境內的污染。

在圖茲拉（Tuzla）土生土長的齊斯科（Denis Zisko）50歲出頭，他還記得小時候總在莫德拉克湖（位於巴爾幹半島的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裡游泳。但是有了採煤和燃煤電廠後，煤炭粉塵污染了湖泊，那裡的綠水青山不見了。

在聽說燃煤電廠接到外資資助要擴建時，齊斯科決定是時候出來抗議了。據悉，中國進出口銀行出資7.5億美元，計劃在圖茲拉煤電廠擴建一台460兆瓦容量的燃氣機組，擴建項目的施工、採購以及建築（EPC）都交給中國的葛洲壩集團。而離此地幾公里外，來自中國的東方電器贏得了另一個煤電廠的EPC競標合同，同樣也由中國銀行提供融資支持。

這只是中國在海外提供資金支持、近年來興建的80個煤炭發電項目中的兩個，根據中東歐銀行監測網絡（CEE Bankwatch Network）的研究，這些項目的總容量可達52千兆瓦。在輸出這些項目到歐洲、非洲、拉美地區的時候，中共也將污染排放外包給了它們。

由於缺少政策干預，國際社會一直擔心中共的海外投資會傾向於「棕色資產」（化石燃料密集型能源基礎設施），而非「綠色資產」（與未來低碳污染發展相關的領域）。而這些投資正在侵蝕一些需要保護的生態區域，如拉丁美洲的亞馬遜雨林以及南半球的巴塔哥尼亞冰原。

在對低效或高排放燃煤電廠等海外污染項目的公共融資，中共一直我行我素，在過去幾年間中國兩大政策性銀行發放的貸款中有一半以上都投向了燃煤電廠。以下從設備、技術、資金、政策四個方面分析中共的污染外包格局。

在轉移國內過剩產能的實用主義指導下，中國未來恐將更多的棕色污染產業「外包」出國。（網路圖片）

中國國內的煤炭、鋼鐵、水泥等高污染重工業出現產能嚴重過剩，而投資海外重工業項目通常被認為是化解多餘產能的有效之舉。

「因為整個產業都受到產能過剩的影響，中國煤炭行業正在海外市場尋找增長點。」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的資深分析師唐斯（Erica Downs）告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

中國最大產煤省份山西省的官員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也證實，他們正在大力推動煤炭企業「走出去」，支持他們在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以及其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廠，化解山西過剩的煤炭產能。

中國產能過剩的現狀如何，僅以燃煤電廠為例。中國的煤電廠目前普遍只啟動了不到一半的生產力，同時每家電廠每年還被要求停產3個月。在2015年，中國有80%的煤炭企業出現虧損，按照當局計劃關閉礦產量在10億噸以下的企業，有超過100萬人面臨失業。

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國際能源投資國之一，主要通過兩大政策性銀行——中國發展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進行。過去幾十年來，這兩家銀行對發展中國家的能源項目提供的支持資金翻了番，但有一半以上去了燃煤電廠項目。

2016年，波士頓大學全球經濟治理研究項目發現，2007年—2014年間，中國這兩大銀行的海外貸款有66%流向燃煤電廠，而水電以及其它可再生能源獲得的貸款比例分別只有27%和1%。

而包括世界銀行、經合組織（OECD）等西方多邊貸款機構從2015年以來，已不再向新建的非超超臨界燃煤電廠提供融資（極個別情況除外）。這不由得引發各界擔憂中國援助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

《金融時報》引述國際氣候政策中心研究人員報告的分析，中國政策性銀行發放此類貸款的動機在一定程度上來自北京方面希望解決國內電力設備行業產能過剩，因為接受貸款的海外電廠通常要向中國設備供應商採購。

在中國資金的支持下，87%的在建煤電廠都有從中國公司至少購入一台主要設備，如渦輪機。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煤電廠設備出口國，比第二名日本的出口額多出兩倍。

一半以上的燃煤電廠用的低端技術是從中國引進的，其中大多數（58%）電廠採用能效最低、碳強度最高的次臨界技術，其產生的碳污染比超超臨界發電廠高75%，消耗的水資源也比後者高67%。

根據牛津大學擱淺資產項目（Stranded Assets Programme）的研究報告，要處理氣候變化問題，第一個就是叫停全球的次臨界燃煤發電廠。這與全球氣候領袖需要承擔的責任顯然格格不入。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加宗（Paulina Garzon）和 洛佩茲（Leila Salaza-Lopez）寫道：「中國在開展國內項目時，已經開始表現出對環保的關注，它在對外項目上也應該有同樣的意識」。

但實際上中共現在在氣候前沿問題上的180度轉彎，從消極回應到表面主動引導，執行的是「政策是一回事，執行和標準是另一回事」的實用主義。

有學者認為這與中國正在成為可再生投資的最大目的地有關，中國已經占全球綠色債券銷量的44%；標榜環境領袖可以此作為通向全球市場的跳板。而同時，《巴黎氣候協定》對中國還未造成實質性影響，因為中國溫室氣體允許等到2030年達到峰值時再開始減少排放量。

同樣的，在海外投資項目上，中共也奉行實用主義。正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研究副教授陳凌（音譯 ，Ling Chen）所說的，「變綠很可愛，但是處理產能過剩和其它需要的經濟調整更迫切」。

考慮到中國經濟走下坡路，將污染「外包」到海外有實際的經濟意義，俄克拉荷馬州大學國際和區域研究副教授孔波（Bo Kong）表示，中共地方政府也渴望參與走出去，但它們不能自行進入資本市場，同時也有投資和GDP增長的壓力。「不同地方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各省遊說中央政府為『一帶一路』投資。自上而下的優先順序對應的就是從下而上的實用主義」。

所以在這一前提下，中共對海外項目的污染考量會「敷衍了事」，甚至會激勵更多的污染行業走出去，比如重金屬、污染廢物以及有毒化學品行業，繼續把污染留給別國。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所言，「真正的氣候領袖，是投資保護全球生態重要性地區，而不是摧毀它們」。別忘了中國的另一大出口是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