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辯護──記被消失的王全璋律師
當真正的辯護成為真正的危險,當律師被扇耳光、被電視遊街、被批鬥認罪,中國的法治將走向何方?
「就得和他們碰撞,不斷地和他們碰撞和抗爭!」王全璋律師為受難的中國做出最後的辯護。隨即,他被強權抹去身影,成為兩年前「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中迄今為止唯一沒有任何音訊的人。
寧死而鳴 不默而生
「王全璋他是一個特別正直善良、特別單純的人。」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近日在接受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採訪時說,「他作為一個律師,他懂這麼多法律的知識,他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識,還有他自己這個天然的善良、很正直的、對公平正義追求的這種很天然的本性,去幫助這些需要幫助的人,我覺得就是這樣而已。」
在王全璋從山東大學法學院畢業的前一年,中國社會再一次捲入文革式的震盪。1999年中共當局發動了對法輪功的鎮壓。於是,整部國家機器全部運轉,針對法輪功修煉者群體極盡打壓之能事,一時間,人們談法輪功而色變。鑽研法律的王全璋敏銳地意識到中國社會再次遭遇又一場空前浩劫、人權災難。還在上大學的他開始用所學的法律知識,幫助法輪功學員維權,為遭非法勞教者提供法律援助,而他因此被山東國保、國安威脅,甚至被限制自由、家中被查抄。
畢業後,王全璋在山東省圖書館工作,每天按部就班,工作清閑,工資福利高,而他卻鬱鬱不得志,最終他毅然丟掉這個多少人夢寐以求的鐵飯碗,走出安穩的書齋,踏上了捍衛人權這條艱難的道路。
梁小軍律師曾回憶說:「王全璋之所以後來不再做那些普通刑事案件和土地拆遷案件的原因,是他認為法輪功修煉者更需要法律幫助,而受助者群體的善良和誠信則讓他更專注於案件的代理。我也曾聽到他對那些委託人說:『對於你們,無論我收多少律師費都顯得太多,但為了幫助更多的人,為了可持續的維權,我不得不收費,你們給多少看你們的能力吧。』」
李文足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全璋後來代理的基本上都是法輪功的案件,「他覺得這個群體特別不容易,被打壓被迫害得很嚴重,律師其實是很缺乏的。」
在律師同行眼中,王全璋是一位純粹的律師,極具專業精神,在他面前,案件沒有敏感或不敏感之分,他只從法律公正的角度去判斷。他做辯護不是擺樣子的,真的是為當事人做真正的辯護。
「有一位律師朋友和我見面的時候,跟我說了全璋以前為法輪功學員辯護,被打的一些事情。」李文足說,「說當時他在為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的時候,法官阻止他辯護,然後就讓法警扇他的巴掌,就說你再說一句,就打他一巴掌。全璋就是還在接著說,然後法警就打他一巴掌,最後好像打了全璋一百多個巴掌。我聽到朋友在說這個事情的時候,當時除了哭,我什麼都沒說,我覺得已經沒有什麼語言可以去表達。我去埋怨他嗎?抱怨他太傻,這樣堅持,因為他的堅持,被打了一百多巴掌,我去埋怨他嗎?不是這樣。但是作為妻子聽到這樣事情的時候,真的是很心痛。他當時無非是做了一個律師應該做的事情,這問題不是在他身上,是整個中國法治出了問題。」
紀瓊銘曾回憶王全璋說:「全璋對刑事辯護法律的鑽研與領悟,庭前與庭審過程中對辯護策略的設計和技巧的運用,與他曾共同辯護過的律師,沒有幾個不佩服的。全璋在辯護中會盡力維護被告人的權利,為此,他不惜用盡刑事訴訟法及其相關規定中的相關條款。迴避和非法證據排除自不待言,有時,他還會要求法庭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中的條款由陪審員與法官共同組成合議庭來開庭審判。雖然全璋知道在現有體制之下、在無司法獨立的情況下,自己的努力沒有結果,但他依然會去做,他希望用自己一點一滴的努力推進中國法治進程;雖然在審理案件的法官看來,王全璋們的行為是在浪費司法資源、在給他們找麻煩,但在將自己定位為人權捍衛者的全璋來說,他所為之辯護的信仰者、異議人士本應無罪,更不應受到囚禁與酷刑折磨,恰是那些公檢法人員在枉法裁判、在浪費司法資源。因他的執著與認真,他的每個案件都做得非常辛苦。從世俗的眼光看,他的收入與支出難成比例,但他依然樂此不疲,整日奔忙,風風火火。」
謝燕益律師曾稱,法輪功冤案不平,國難不已。對法輪功的態度已成為中國良心律師的試金石。「在一個不公正的社會裡保持沉默,你已經站到犯罪者的一邊。」歌舞昇平下的國難當頭,討喜之鳥鳴之啾啾,唯有耿直的靈烏,以啞啞之聲,寧死而鳴。
「靖江事件」之後
2013年4月3日,早上9點30分,江蘇靖江法院對68歲的法輪功修煉者朱亞年開庭。王全璋律師出庭為其作無罪辯護,並譴責警察機關對朱亞年實施酷刑逼供是違法。
危機四伏的法庭上,他,一介書生,慷慨陳詞,據理力爭。這位曾親身飽嘗過各種侵害,被黑龍江法官扇耳光、被唐山警察汽車夾擊,被上門抓捕、多次追打,被國安抄家的律師,他清楚面前的對手是誰。
在大庭廣眾之下,正義良知被嗤之以鼻時,這位山東漢子沒有抽身離開。他以法律之劍,為無辜者鳴不平,由此招致法官的惡性報復,被當庭司法拘留。一石激起千層浪,民間自發營救王全璋的活動迅速展開。眾多民眾、律師親赴靖江營救,256名律師聯署建議函,要求法院暫停對其司法拘留並公開庭審錄像。在大陸律師和民眾集體聲援的浪潮中,王全璋被提前釋放。
「靖江事件」之後,王全璋律師被業界更多的人所知悉,求助的電話也如熱線般打來。也正是由於這次突如其來的失蹤和分離,新婚兩年的妻子李文足第一次親眼目睹到丈夫的艱辛步履。
「那也是我第一次,跟他那樣,他突然失去聯繫,後來在網上看到消息,他被拘留關押,所以那是我第一次那樣經歷,我當時特別的害怕。後來就開始慢慢地問他,你的工作為什麼是這樣?為什麼你作為一個律師,會遇到這樣的風險?為什麼還會被拘留?所以也是那一次之後,他在家裡,有時間的時候,就會跟我說一點點他這個工作狀況。他說,以後我們說不定還會遇到更多的困難,或者甚至是他會坐牢,希望如果真的有一天我們遇到這樣事情的時候,我能夠勇敢地、堅強地去面對,然後能夠帶好孩子。」
李文足理解耿直的丈夫,但她也希望丈夫能平衡好家庭和工作,「其實在之前,我也跟他說過,我說,『你能不能看在孩子還這麼小的份上,也為我們家人、為孩子,去考慮一下,不是說不讓你去做這些案件,能不能儘量地平衡一下。』但是他說,『因為這個群體,他們很艱難,找到我們,如果我也不去做、不管,其他的人也這樣想,那麼他們這些需要幫助的人該怎麼辦?』」
苦瓜臉 善心腸
辯護中慷慨激昂、孔武有力的他,其實生活中,他是那樣一個木訥忠厚、不苟言笑、不善言辭的人。一吊苦瓜臉,一副善心腸。心裡想的念的都是別人。
第一次登門見李文足的家人,王全璋就惹出了不大不小的誤會。「那時候我們還沒結婚,他第一次跟我回我們家,我們家人為了歡迎他,就出去吃飯,也出去玩。」李文足說,「但他整個過程,就坐在一邊,也不怎麼說話,很愁苦的樣子,拉著臉,皺著眉頭。我們家人還有一些誤會,就覺得他這是什麼意思啊,跟著你第一次回我們家,還這樣,好像心不甘、情不願的,就是沒有一個好臉色,你們倆怎麼回事,問我跟他是怎麼回事。家裡人這樣說之後,我也覺得心裡難受,就過去問他。然後他就說,我們現在正在這,大家吃喝玩樂的,過得很舒服、很開心,但是現在有很多人,正在遭受很多苦難,還在監獄裡面沒有自由,不能與家人在一起,我剛剛接到一個人的電話,說她的是男朋友吧,還是弟弟,被詐騙,然後現在已經沒有自由了,所以說,我想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失去自由,還在經受這個苦難,我怎麼能高興得起來?」
回憶起與王全璋的第一次見面,李文足說:「我跟王全璋第一次見面,他就把自己弄得很帥氣,因為他告訴我,他說他穿西服是最帥的,所以他第一次見我的時候,穿著白襯衣,穿著西服,一看上去就是文質彬彬的書生,看上去就是很溫和,然後就一起吃了個飯,再接觸幾次後,就覺得這個人,真是和他的外表一樣,表裡如一的,就是一個很溫和、很有素養的、很實誠、很善良的人。」「我跟他剛開始見面,好像是第二次吧,他過來見我的時候,送我兩瓶香水,你知道嗎,他是用家裡裝垃圾的黑色塑料袋,裝了兩瓶很名貴的很高檔的香水,然後『啪』往桌上一丟,說,給你的。因為我看一個黑色塑料袋,我想這裡面能是什麼東西呀,然後我打開一看,天啊,我當時要暈掉了、崩潰了。我說,這麼好的東西,你就不能把它包裝一下,或者在家裡找一個好看一點的袋子給我也好吧,就直接用這個裝垃圾的黑塑料袋裝著送過來了。然後我還告訴他,咱們倆才見面還沒幾次,你就一下子送我兩瓶香水,也不知道咱們倆還能不能繼續,你送我一瓶就夠了,那一瓶留著,如果咱們倆不能再繼續的話,你送給另外的一個人。然後他說,就這樣,就是你了,也就送給你了。哈哈!」
年紀輕輕的李文足一直相信「外面的事和她沒關係」,然而現實猶如一道閃電,撕開了黑夜的真面目,躲也躲不過。一個平凡的女子只想和丈夫過平凡的日子,終究沒有想到她的生活將很快被強力攪起,拋上時代的風口浪尖。
「709」事件
2015年6月18日,王全璋律師在山東聊城參加楊玉喜等人法輪功信仰案的辯護。「在庭前庭審過程中,作為辯護人爭取權利的過程困難重重,並且在開庭接近尾聲之時,被審判長王英軍指使法警拖出法庭野蠻毆打。」王全璋在《聊城東昌府法院的黑色十分鐘──東昌法院被毆事件速記》一文中回憶說。「在我的家鄉山東,遭遇了法庭的黑色十分鐘,這是我執業生涯中遭遇最黑暗的時刻,曾經接到過電話威脅,要我的胳膊要我的腿,曾經遭遇上門抓捕,汽車碰撞,跟蹤,曾經被法官扇耳光,曾經被司法拘留,被扣押電腦手機,這些曾經遭遇的一切,在這一次法院法警們密集的拳頭猛烈暴打頭部之中,盡顯蒼白。」
因為有其他律師拍下照片,李文足才看到他在醫院接受檢查、滿臉痛苦的樣子。她給丈夫接連打去的視頻電話,他都掛了,他不想讓妻子看見他的傷。
誰也沒有料到,王全璋頭上的傷還未痊癒,不到一個月,一場更大的風暴襲來了。從7月9日起,大陸各地數百位律師、律所人員、維權人士和家屬被當局約談、傳喚、限制出境、軟禁、監視居住、逮捕或失蹤。這場風暴逞著無法無天的囂張,乾脆凶悍、明目張膽,意圖將民間正義力量來個扼喉消聲,斬草除根而後快。
7月10日,王全璋被當局冠以「犯罪嫌疑人」的身分刑事拘留,從此被強制失蹤。他所掛靠的「鋒銳律師事務所」也被喉舌媒體高調定性為「重大犯罪團夥」。
2016年1月8日,王全璋被天津市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捕,羈押於天津市第二看守所。其代理律師多次受脅迫退出代理,並被變相剝奪辯護權,不許會見,不讓通信。
一連哭了六個月的李文足,等到的不是丈夫的歸來,而是薄薄的一張逮捕通知書。「當逮捕通知書這樣一下來之後,就覺得你不能老是計較他什麼時候回來,你這樣的話你就很難受,而且,既然這個就是我要面對的生活,我就要去抗爭,去面對這些困難,那我為什麼不積極樂觀地去面對呢?所以我的心態發生很大的轉變就是在拿到逮捕通知書之後。」
面對種種的不公,李文足和王峭嶺等「709」家屬們走到了一起,相互陪伴鼓勵,一起拖兒帶女,或去看守所尋人,或到檢察院追問進展,申請信息公開,提起行政訴訟,並公開發聲傳播。這群家庭主婦從此不再只關心自家的柴米油鹽,也不僅僅是自己丈夫的自由。她們打開心扉,開始關注到別人,並由此獲得了力量。「709」事件從此改變了她們。
兩年來,李文足曾被當局嚴密監控、軟禁、拘留、跟蹤、恐嚇、騷擾、警告、逼遷、約談,甚至24小時被監控日常行蹤,無法自由生活,連兒子入讀幼兒園也被阻撓。
兩年來,她跋涉在丈夫的道路上。從以淚洗面、絕望徬徨到不屈不撓、公開發聲,李文足從一個受難者變為一個行動者。一路走來,她更加理解她的丈夫和這條道路上的先行者。她這樣寫道:「全璋,尋找你的這些日子,跟李仲偉、襲祥棟等人權律師打交道的日子,跟其他被失蹤者的家屬患難與共的日子,看盡官府衙門官吏衙役嘴臉的日子,我漸漸明白你為什麼要做那樣的案件,我也知道你為什麼要那樣辦理案件,我更知道你過去和現在為什麼會有那樣這樣的遭遇。黑夜終會過去,我相信你所做的一切,我們也會等到黎明的到來,等到你回來!」
王全璋的姐姐王全秀曾有這樣一段自白:「709事件之初,我內心充滿對全璋的埋怨,甚至是恨。母親中風,父親身體也不好,侄子那麼小,他不顧及家庭,整日忙於信仰等案件的辯護,而最終落得這樣的結果,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了我和弟妹瘦弱的肩上。慢慢地,我很愧疚這樣想,我發現我的弟弟全璋是這樣的有正義感和同情心。他和他的同行們沒有劣跡,真正對得起他們的當事人,無愧於律師名號。央視等大腕媒體越抹黑,我越相信我親愛的弟弟和他的朋友們,他們良心未泯,在荊棘密布、坎坷崎嶇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像常青籐一樣慢慢向上攀爬!」
709家屬、律師和民間機構對被捕人士的一連串救濟行動,得到了國內民間社會和普通民眾的同情和支援,也引起了國際社會前所未有的廣泛關注。首次世界上不同國家政府及專業團體,包括歐盟、美國、加拿大、澳州等政府及英格蘭威爾士律師會、澳大利亞法律委員會、紐西蘭律師協會、日本律師協會、台北律師協會、香港大律師公會和律師協會、國際律師協會等均發出聲明,譴責中共政府,支持被捕律師和公民,重申保護自由法治的普世價值,關注度前所未見。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主管公開對中國打壓維權律師及公民表示關切。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榮獲「歐洲律師協會」2015年度人權獎。王全璋也獲得今年的荷蘭「人權捍衛者鬱金香獎」提名、第三屆曹順利勇氣獎、第十七屆青年中國人權獎。
「709」抓捕維權律師一案,至今已兩年,當初被抓的人士大都被判刑或取保釋放,只有王全璋律師仍然音訊全無。總部在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披露,中共公安部門為炮製「709」案,逼迫維權律師、維權公民就範用盡手段,酷刑程度超人想像。據可靠消息,709維權律師被抓捕後關押在祕密場所,在六個月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李和平、王全璋等律師經受了各種嚴重酷刑,其中包括採用電擊的方式,電流的強度直接導致受刑人當場昏厥。
隨著「709案」被捕律師和維權人士遭受酷刑的內幕被持續曝光。2017年5月14日,「中國保障人權律師團」向中共的全國人大發出公開信,要求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709」系列案件是否存在公安強迫在押人員服用不明藥物等酷刑,並公布調查結果。
6月26日,異議人士劉曉波獄中患晚期肝癌的消息引發海內外輿論的強烈關注,也使「709」家屬們對獄中親人的處境備感憂慮。近日「709」家屬聯名致信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要求其就被羈押的大陸公民遭強制餵藥、手術、酷刑及當事人身體和精神出現病變等情況,展開調查。
王全璋律師自2015年7月與外界失去聯絡,2016年1月8日被正式逮捕,2017年2月14日被正式起訴。儘管目前此案已完成刑事調查程序,進入候審階段,但當局至今仍未批准王全璋會見辯護律師,亦未有審訊安排。
抗爭不會結束
中共以為一場疾風驟雨可以砸毀一切,大地死寂,如它所願。但它未曾預料到,在泥土之下,無數新的生機和力量在湧動、在生長,不可遏抑。
在眾人的視線中,王全璋被強制抹除、污名化,然而他的面容卻從未像今天這樣清晰過。他說,這個時代不是由少數精英集團說了算的時代,而是全體公民的時代!
他和他的同行人讓更多的人拋下了對中共一廂情願的幻想,為被侮辱者、被損害者,包括自己,做真正的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