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脫離大公報追隨中共 范長江自殺結局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共記協設立了一個以范長江名字命名的「范長江新聞獎」，不過，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范長江還是一個很陌生的名字。網上曾登過這樣一則冷笑話：一個媒體人某日招聘采編人員，其中一道筆試題是寫出若干著名人物的身分，其中就有「范長江」，結果答卷裡就有「范長江是小品演員」的回答。這對於曾經是第一位報導中共軍隊而引起轟動的國統區記者，並在中共建政後「赫赫有名」的范長江而言，應該是相當尷尬之事。只是相較於其慘痛的人生，這樣的尷尬已經不算什麼了。
脫離《大公報》 加入中共
《大公報》是民國時期相當有名的一份民辦報紙，其秉持新聞客觀立場，不僅批評國民黨的腐敗，亦批評中共在長春之戰的可恥。其旗下有不少知名的記者，如朱啟平、范長江、徐盈、彭子岡等。
1909年出生在四川的范長江，曾先後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和北大哲學系學習，1933年起為北平《晨報》、《世界日報》和天津《大公報》、《益世報》等撰稿。1935年7月，他以《大公報》旅行記者的身分，深入西北地區進行了歷時10個月的考察旅行，其所寫的旅行通訊在《大公報》上連載，公開報導了中共軍隊所謂的「長征」和西北的狀況，並在國統區引起了轟動，范長江由此成名。上述通訊後被編輯成書，書名為《中國的西北角》。
1936年8月，范長江赴內蒙西部採訪，所寫通訊輯為《塞上行》一書出版。當年12月西安軍事叛變後，他赴延安採訪，受到了毛等中共領導人的接見。抗戰爆發後，他采寫了大量戰地通訊。
1938年3月，他與惲逸群等人發起成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網羅了眾多有著紅色背景和親共的新聞工作者。10月，他正式脫離《大公報》。1939年5月，在周恩來的介紹下加入中共。
對於為何離開《大公報》，在其生命結束的前一年，即1969年1月，范長江在「交代材料」中說是因為一篇《抗戰中的黨派問題》社論稿與張季鸞產生了分歧。范在文章中反對蔣介石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主張，而主張各黨派團結，張則要求其放棄擁共思想。雙方的分歧最終導致范長江的離去。
不過當代學者傅國涌在《范長江的悲劇》一文中考證認為，這樣的說法只是其一面之詞，並不可信，因為導致爭執的社論稿是1938年1月寫成並在7月發表在其它刊物上的，而蔣介石的「三個一」是秋天提出來的。根據史料，傅國涌認為導致范長江離去的真實原因是除了政治上的還有個人意氣用事的成分。
1937年2月，赴延安採訪的范長江在與毛的一夜長談後甘心拜倒在其腳下，並要求留在延安，但毛認為其留在有著全國影響的《大公報》的作用更大。遵循「領袖」教誨的范長江回到上海後，思想上早已變成了親共人士，很快發表了與國民黨口徑完全不同的述評《動盪中的西北大局》，引起蔣介石的震怒，而毛則萬分欣喜，親自致函范長江：「你的文章，我們都看到了，深致謝意。弟毛澤東」。
儘管言論與國民政府不同，但在秉承「民間報紙」、「獨立言論」、「客觀報導」、「誠以待人」主張的《大公報》，左傾甚至親共的范長江並沒有收到任何懲戒，反而受到了特別的器重和寬容，這點范自己也是承認的。他曾回憶道：「從1935年到1938年，除《動盪中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寫的隱晦一些，並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我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我怎麼寫，《大公報》就照我寫的原文發表，從來沒有刪改過。至少我沒有發現他們刪改過。蔣介石在南京發怒一事，胡政之告訴我後，也沒有批評我。」
據《大公報》的同仁回憶，導致范長江離開的直接原因是其不願「出賣自己的健康」當值班編輯，而與張季鸞發生衝突，衝突第二天，范就離開了《大公報》。
范長江離開《大公報》，不僅對該報是個損失，對一向看重實際利益的中共來說也是個損失。據說，周恩來曾親自找到徐盈、彭子岡等談話，要他們安心留在《大公報》，要他們「很好地利用這個輿論陣地」。
傅國涌認為，范長江的離開是其新聞生涯的分水嶺，脫離《大公報》前，他是一個有理想、有才華、取得了較高成就的新聞記者，之後不過是共產黨打天下的工具，失去了獨立人格。
依附於中共成為其工具
的確，離開了《大公報》後的范長江只能依附於中共，並在中共指揮下利用成立的「青記」和「國新社」為中共吶喊，詆毀國民黨。從此，他再也沒有寫出一篇像《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那樣的新聞稿，因為他的腦中早已被灌輸了中共的那一套說辭：「共產黨的黨報是人民的報紙」，「報紙的主要任務，是宣傳黨的政策，貫徹黨的政策」……他在蘇北根據地創辦《新華日報》（華中版）就是忠實的實踐了這些黨化新聞觀。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後，范長江著實風光了一陣，先後出任《解放日報》社長、新聞總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長等職。不過，他似乎再也沒有寫出像樣的新聞。夏衍就曾發問：「范長江的筆頭是很快的，但解放後，范長江這個名記者不寫文章了，文章很少。這是為什麼？……」
即便如此，黨也並不放心從「資產階級陣營」投奔過來的知識分子，對這個立下汗馬功勞的范長江也是如此。1952年，范長江離開了新聞界，轉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祕書長，其後又轉任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科委副主任等。
文革被斗 選擇自殺
文革爆發後，為中共立下功勞的范長江被定性為「反革命」，於1967年被長期關押，受盡了折磨和摧殘。據說，范長江不僅受到專人監管，而且勞動時專給安排苦活累活干，平時除集體活動外，不准與外界接觸，不能自由活動，否則非打即罵，或者開批鬥會。一次，他搬運磚頭時，因為動作慢了點兒，被監管人員一腳踹到地上；還有一次挑大糞時，因過於沉重，兩桶大糞就潑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點閉過氣去。但監管人員仍讓他繼續挑大糞，連衣服也不讓換。
這樣日復一日的虐待讓范長江終於無法忍受。1970年10月23日，61歲的范長江在河南確山跳井自殺，其屍體「被塑料布裹著，抬到離幹校七八百米遠的一個山澗陰溝裡，草草掩埋了。而那口井也被附近的村民用土填上了。
結語
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范長江才被中共「平反」，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90年，中國記協設立了「范長江新聞獎」。地下有知的范長江該做何感想？或許范長江的悲劇人生可以給那些依舊被中共利用的棋子們有所警示。
脫離《大公報》 加入中共
《大公報》是民國時期相當有名的一份民辦報紙，其秉持新聞客觀立場，不僅批評國民黨的腐敗，亦批評中共在長春之戰的可恥。其旗下有不少知名的記者，如朱啟平、范長江、徐盈、彭子岡等。
1909年出生在四川的范長江，曾先後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和北大哲學系學習，1933年起為北平《晨報》、《世界日報》和天津《大公報》、《益世報》等撰稿。1935年7月，他以《大公報》旅行記者的身分，深入西北地區進行了歷時10個月的考察旅行，其所寫的旅行通訊在《大公報》上連載，公開報導了中共軍隊所謂的「長征」和西北的狀況，並在國統區引起了轟動，范長江由此成名。上述通訊後被編輯成書，書名為《中國的西北角》。
1936年8月，范長江赴內蒙西部採訪，所寫通訊輯為《塞上行》一書出版。當年12月西安軍事叛變後，他赴延安採訪，受到了毛等中共領導人的接見。抗戰爆發後，他采寫了大量戰地通訊。
1938年3月，他與惲逸群等人發起成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網羅了眾多有著紅色背景和親共的新聞工作者。10月，他正式脫離《大公報》。1939年5月，在周恩來的介紹下加入中共。
對於為何離開《大公報》，在其生命結束的前一年，即1969年1月，范長江在「交代材料」中說是因為一篇《抗戰中的黨派問題》社論稿與張季鸞產生了分歧。范在文章中反對蔣介石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主張，而主張各黨派團結，張則要求其放棄擁共思想。雙方的分歧最終導致范長江的離去。
不過當代學者傅國涌在《范長江的悲劇》一文中考證認為，這樣的說法只是其一面之詞，並不可信，因為導致爭執的社論稿是1938年1月寫成並在7月發表在其它刊物上的，而蔣介石的「三個一」是秋天提出來的。根據史料，傅國涌認為導致范長江離去的真實原因是除了政治上的還有個人意氣用事的成分。
1937年2月，赴延安採訪的范長江在與毛的一夜長談後甘心拜倒在其腳下，並要求留在延安，但毛認為其留在有著全國影響的《大公報》的作用更大。遵循「領袖」教誨的范長江回到上海後，思想上早已變成了親共人士，很快發表了與國民黨口徑完全不同的述評《動盪中的西北大局》，引起蔣介石的震怒，而毛則萬分欣喜，親自致函范長江：「你的文章，我們都看到了，深致謝意。弟毛澤東」。
儘管言論與國民政府不同，但在秉承「民間報紙」、「獨立言論」、「客觀報導」、「誠以待人」主張的《大公報》，左傾甚至親共的范長江並沒有收到任何懲戒，反而受到了特別的器重和寬容，這點范自己也是承認的。他曾回憶道：「從1935年到1938年，除《動盪中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寫的隱晦一些，並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我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我怎麼寫，《大公報》就照我寫的原文發表，從來沒有刪改過。至少我沒有發現他們刪改過。蔣介石在南京發怒一事，胡政之告訴我後，也沒有批評我。」
據《大公報》的同仁回憶，導致范長江離開的直接原因是其不願「出賣自己的健康」當值班編輯，而與張季鸞發生衝突，衝突第二天，范就離開了《大公報》。
范長江離開《大公報》，不僅對該報是個損失，對一向看重實際利益的中共來說也是個損失。據說，周恩來曾親自找到徐盈、彭子岡等談話，要他們安心留在《大公報》，要他們「很好地利用這個輿論陣地」。
傅國涌認為，范長江的離開是其新聞生涯的分水嶺，脫離《大公報》前，他是一個有理想、有才華、取得了較高成就的新聞記者，之後不過是共產黨打天下的工具，失去了獨立人格。
依附於中共成為其工具
的確，離開了《大公報》後的范長江只能依附於中共，並在中共指揮下利用成立的「青記」和「國新社」為中共吶喊，詆毀國民黨。從此，他再也沒有寫出一篇像《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那樣的新聞稿，因為他的腦中早已被灌輸了中共的那一套說辭：「共產黨的黨報是人民的報紙」，「報紙的主要任務，是宣傳黨的政策，貫徹黨的政策」……他在蘇北根據地創辦《新華日報》（華中版）就是忠實的實踐了這些黨化新聞觀。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後，范長江著實風光了一陣，先後出任《解放日報》社長、新聞總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長等職。不過，他似乎再也沒有寫出像樣的新聞。夏衍就曾發問：「范長江的筆頭是很快的，但解放後，范長江這個名記者不寫文章了，文章很少。這是為什麼？……」
即便如此，黨也並不放心從「資產階級陣營」投奔過來的知識分子，對這個立下汗馬功勞的范長江也是如此。1952年，范長江離開了新聞界，轉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祕書長，其後又轉任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科委副主任等。
文革被斗 選擇自殺
文革爆發後，為中共立下功勞的范長江被定性為「反革命」，於1967年被長期關押，受盡了折磨和摧殘。據說，范長江不僅受到專人監管，而且勞動時專給安排苦活累活干，平時除集體活動外，不准與外界接觸，不能自由活動，否則非打即罵，或者開批鬥會。一次，他搬運磚頭時，因為動作慢了點兒，被監管人員一腳踹到地上；還有一次挑大糞時，因過於沉重，兩桶大糞就潑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點閉過氣去。但監管人員仍讓他繼續挑大糞，連衣服也不讓換。
這樣日復一日的虐待讓范長江終於無法忍受。1970年10月23日，61歲的范長江在河南確山跳井自殺，其屍體「被塑料布裹著，抬到離幹校七八百米遠的一個山澗陰溝裡，草草掩埋了。而那口井也被附近的村民用土填上了。
結語
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范長江才被中共「平反」，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90年，中國記協設立了「范長江新聞獎」。地下有知的范長江該做何感想？或許范長江的悲劇人生可以給那些依舊被中共利用的棋子們有所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