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務院女官員如何被中共特務盯上（上）
3月底美司法部對一名美國國務院女官員充當中共間諜、涉嫌「威脅國家安全」進行指控，此案被外界評為繼斯諾登（Edward Snowden）之後的又一大案。
細讀指控書，不僅會被大量的細節震撼，還能一窺中共特務機構的真實運作。一切都是從「朋友」開始，為了圓家人的「時尚夢」，她在囊中羞澀的情況下，收受「朋友」的幫助，自然心存感激；但這朋友並非善類，只是用誘餌引她入套；在誘惑與倫理中，她一度失去平衡，選擇了用國家的「機密」換自己的利益；她也有過掙扎和害怕，但是一上賊船、怎脫身得了；直至最後意外被查、露出馬腳。
人物介紹
克萊伯（Candace Claiborne），1999年進入國務院工作，第一次的工作地點就是在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在出發去中國之前，她完成了外國服務機構（FSI）的普通話訓練，於2000－2003年在經濟大使顧問的管理專員辦公室，以及大使館的安全工程中心工作。
此後，她調去上海的駐華領事館工作（2003-2005年）。隨後去了阿根廷和伊朗，然後她又回到北京工作（2009－2012年）。也就是說克萊伯熟悉中文，在中國前後工作了8年。
之後克萊伯被調回華盛頓總部，再派往蘇丹，直到2015年8月，返回華府工作。被調查前，她的工作職責是負責為辦公室主管、部門主管以及六行動官員提供全面的行政支持，後者跟歐洲安全合作組織類似。
一切都是從「朋友」開始
一切都是從2007年開始，那時候他們只是「朋友」。克萊伯與中國特務的交集是從她的家人——A某身上（美國公民，起訴書有抹掉相關資訊，從常理上推斷A某很可能是她兒子，以下仍稱家人）。
據悉，從2007年開始，克萊伯一家認識了一個中國進出口商、在上海經營水療和餐廳業務的B某（中共特務），成為朋友。當時她的家人A某給B某發郵件，希望後者幫他在中國找一份教英文的工作。A某當時21歲、大學畢業；所以克萊伯（50歲）就拜託B某幫助；然後第二天，B某就幫A某在上海微笑星學校（Smiling Star School）找到一份教職。
同年12月底，克萊伯也有告知B某，想讓A某在中國學習時裝設計。但是現在的困難是A某的大學學費沒著落，「他需要有地方住、還需要機票錢，你有什麼建議嗎？」
整個2008年，克萊伯、A某以及B某都在談論A某能在中國找到的工作機會，看上去跟普通好朋友差不多。
到了2010-2011年間，A某和中共特務B某之間有大量的郵件往來，都是關於申請藝術學校的內容。此期間克萊伯在北京工作，A某還在美國，而B某在上海。
2010年7月，克萊伯出差去上海，在萬豪酒店（JW Marriott）與B某見面，具體聊了什麼內容不詳，但兩人有特意留影紀念。8月，克萊伯告訴家人「錢現在有點緊。」並說在她回國時，會盡力把債務都補上。這似乎預示著接下來會有事發生。
第一個任務 探聽美對中戰略底線
但這一切貌似很正常的關係，到了2011年有了實質性改變。當年5月9-10日，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由當時的美國副總統拜登（Joe Biden）以及中共副總理王岐山參與，中共情報機構急切地想要打聽出美國的底線。可能覺得克萊伯這條線「成熟」了，他們開始向克萊伯打聽「人民幣匯率以及美國政府對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的反應」。
到對話結束後（5月10日左右），B某立即給她發郵件說，想要知道「美國政府如何看待人民幣升值的內容以及時間表」，並進一步表示如果美國沒有達到預期目標，美國政府會對中共政府如何施壓，要求克萊伯報告「美國高級官員對這一問題的內部態度」。
5月18日，克萊伯發郵件給B某，認為收到的信息是否有用，B某明確告訴她，「想要一些從網上找不到的東西」，並且要求她弄好了、不要通過郵件發送，以免被人通過網絡查到，最後B某親自飛到北京、取走這些資料。
在要克萊伯動手之前，中共特務B某已經提前付款，4月克萊伯的美國帳戶匯入一筆2,480美元的款項。根據起訴書，這筆匯款是從中國銀行（香港）匯出，匯方是三洲船務有限公司（Delta Shipping Co. Ltd），備註一欄寫著：From Shanghai。根據網上查出的資料，該公司2003年註冊，屬於香港私人股份公司，運營9年後（2012年）註銷，然後同年又有另一家公司道達航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也使用同一英文名字註冊。
而在克萊伯收取這筆錢的前一個月，美國國務院剛剛發出規定，美國各大使館或領事館雇員只要接受外國政府350美元以上的禮物，就需要報告，有形和無形的禮物都包括在內。
當然，老抱怨錢不夠花的克萊伯沒有報告這筆禮物，她在日記中寫到：一年可收2萬（從B某），還可以幫助A某在未來完成海外學業以及達成職業目標（當時A某還在美國）。
看的出來，在倫理與金錢之間，克萊伯第一次偏向了後者。
開弓哪有回頭箭 共收數萬物
克萊伯作為美國國務院雇員，曾接受多次反情報培訓，她也很清楚B某和隨後出現的C某都是中共特務，她也知道以自己的國務院薪酬根本不可能負擔家人追逐「時尚夢」。在錢的誘惑下，她一次又一次地選擇了趴下。
到2012年，克萊伯又經B某引薦給C某，C某自稱是中共情報機構人員，以後一直到2016年，克萊伯持續將美國政府對中美關係的立場以及應對底線等通過郵件、見面等方式，發送給中共情報機構的B某和C某。（起訴書中為隱私問題，沒有透露共犯A某、中共特務B以及C某的姓名，但有提及B某和C某是為上海安全局工作，從2011年開始為克萊伯和A某提供大量禮品）。
每次中方在獲得情報前後，都會給克萊伯或她的家人A某直接匯款作為報酬；而對克萊伯和家人的各種經濟需求，都是各方滿足，比如提供多次國內或出國旅行或購買iPhone、電腦等支出，以及負擔A某2012－2013年在上海一美術學院的學費、生活費、住宿費。甚至當A某在中國犯事，中共特務B某和C某出面介入，阻止警察進行調查，最後讓A某「全身而退」，這足以見得B和C在中國的權限絕非普通人。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檔案記錄，克萊伯在2011年至2016年期間，收取了中共情報人員送予她及家人的總價值數萬美元的禮品、現金、電子產品、旅遊招待、一間公寓及家人在一所中國時裝學校的學費和生活費，僅最後一項就近6萬美元。
害怕？想要抽身卻被家人「坑」
但是這些年來，克萊伯也對這層關係感到害怕。她知道一旦事情敗露，她得面臨什麼，那將是沉重的代價。在家人憧憬中國「時尚夢」的時候，克萊伯就越來越覺得事情不對勁，她有跟家人商量，但是家人不聽，反而把她給「坑」了。
當時克萊伯對A某說，「我真的不想自己或你的脖子套在繩索裡，但是已經有人對你這麼做了。」但家人A某鐵定認為中共特務B某是真心實意幫他，所以回覆克萊伯：「你跟他（指B某）是你的事，我跟他是我的事，我知道他能助我成功。」然後A某背著克萊伯跟B某聯繫，跟B某配合給克萊伯施壓，最後逼得克萊伯只能認了，甘心被拖進泥潭。
為避免越陷越深，克萊伯開始躲閃，但是她完全沒料到她擺脫不了控制。她曾警告家人A某：「我不想他們（指B某和C某）參與你的每一步，還有知道細節……有一天你會明白的。」但是A某都固執地當沒聽見，繼續我行我素。
到2014年，克萊伯更是說自己要退休了，並告知家人A某：「我不想你繼續尋求他們的幫助，然後把我拖下水」。結果A某居然回覆：「事實上是B某已經找上你，跟我無關。B某找你是他自己的意思，為何你老說我拖你下水。反正你得全部處理乾淨，不要把我扯在其中。」估計克萊伯聽到這話，腸子都悔青了。（待續）
細讀指控書，不僅會被大量的細節震撼，還能一窺中共特務機構的真實運作。一切都是從「朋友」開始，為了圓家人的「時尚夢」，她在囊中羞澀的情況下，收受「朋友」的幫助，自然心存感激；但這朋友並非善類，只是用誘餌引她入套；在誘惑與倫理中，她一度失去平衡，選擇了用國家的「機密」換自己的利益；她也有過掙扎和害怕，但是一上賊船、怎脫身得了；直至最後意外被查、露出馬腳。
人物介紹
克萊伯（Candace Claiborne），1999年進入國務院工作，第一次的工作地點就是在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在出發去中國之前，她完成了外國服務機構（FSI）的普通話訓練，於2000－2003年在經濟大使顧問的管理專員辦公室，以及大使館的安全工程中心工作。
此後，她調去上海的駐華領事館工作（2003-2005年）。隨後去了阿根廷和伊朗，然後她又回到北京工作（2009－2012年）。也就是說克萊伯熟悉中文，在中國前後工作了8年。
之後克萊伯被調回華盛頓總部，再派往蘇丹，直到2015年8月，返回華府工作。被調查前，她的工作職責是負責為辦公室主管、部門主管以及六行動官員提供全面的行政支持，後者跟歐洲安全合作組織類似。
一切都是從「朋友」開始
一切都是從2007年開始，那時候他們只是「朋友」。克萊伯與中國特務的交集是從她的家人——A某身上（美國公民，起訴書有抹掉相關資訊，從常理上推斷A某很可能是她兒子，以下仍稱家人）。
據悉，從2007年開始，克萊伯一家認識了一個中國進出口商、在上海經營水療和餐廳業務的B某（中共特務），成為朋友。當時她的家人A某給B某發郵件，希望後者幫他在中國找一份教英文的工作。A某當時21歲、大學畢業；所以克萊伯（50歲）就拜託B某幫助；然後第二天，B某就幫A某在上海微笑星學校（Smiling Star School）找到一份教職。
同年12月底，克萊伯也有告知B某，想讓A某在中國學習時裝設計。但是現在的困難是A某的大學學費沒著落，「他需要有地方住、還需要機票錢，你有什麼建議嗎？」
整個2008年，克萊伯、A某以及B某都在談論A某能在中國找到的工作機會，看上去跟普通好朋友差不多。
到了2010-2011年間，A某和中共特務B某之間有大量的郵件往來，都是關於申請藝術學校的內容。此期間克萊伯在北京工作，A某還在美國，而B某在上海。
2010年7月，克萊伯出差去上海，在萬豪酒店（JW Marriott）與B某見面，具體聊了什麼內容不詳，但兩人有特意留影紀念。8月，克萊伯告訴家人「錢現在有點緊。」並說在她回國時，會盡力把債務都補上。這似乎預示著接下來會有事發生。
第一個任務 探聽美對中戰略底線
但這一切貌似很正常的關係，到了2011年有了實質性改變。當年5月9-10日，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由當時的美國副總統拜登（Joe Biden）以及中共副總理王岐山參與，中共情報機構急切地想要打聽出美國的底線。可能覺得克萊伯這條線「成熟」了，他們開始向克萊伯打聽「人民幣匯率以及美國政府對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的反應」。
到對話結束後（5月10日左右），B某立即給她發郵件說，想要知道「美國政府如何看待人民幣升值的內容以及時間表」，並進一步表示如果美國沒有達到預期目標，美國政府會對中共政府如何施壓，要求克萊伯報告「美國高級官員對這一問題的內部態度」。
5月18日，克萊伯發郵件給B某，認為收到的信息是否有用，B某明確告訴她，「想要一些從網上找不到的東西」，並且要求她弄好了、不要通過郵件發送，以免被人通過網絡查到，最後B某親自飛到北京、取走這些資料。
在要克萊伯動手之前，中共特務B某已經提前付款，4月克萊伯的美國帳戶匯入一筆2,480美元的款項。根據起訴書，這筆匯款是從中國銀行（香港）匯出，匯方是三洲船務有限公司（Delta Shipping Co. Ltd），備註一欄寫著：From Shanghai。根據網上查出的資料，該公司2003年註冊，屬於香港私人股份公司，運營9年後（2012年）註銷，然後同年又有另一家公司道達航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也使用同一英文名字註冊。
而在克萊伯收取這筆錢的前一個月，美國國務院剛剛發出規定，美國各大使館或領事館雇員只要接受外國政府350美元以上的禮物，就需要報告，有形和無形的禮物都包括在內。
當然，老抱怨錢不夠花的克萊伯沒有報告這筆禮物，她在日記中寫到：一年可收2萬（從B某），還可以幫助A某在未來完成海外學業以及達成職業目標（當時A某還在美國）。
看的出來，在倫理與金錢之間，克萊伯第一次偏向了後者。
開弓哪有回頭箭 共收數萬物
克萊伯作為美國國務院雇員，曾接受多次反情報培訓，她也很清楚B某和隨後出現的C某都是中共特務，她也知道以自己的國務院薪酬根本不可能負擔家人追逐「時尚夢」。在錢的誘惑下，她一次又一次地選擇了趴下。
到2012年，克萊伯又經B某引薦給C某，C某自稱是中共情報機構人員，以後一直到2016年，克萊伯持續將美國政府對中美關係的立場以及應對底線等通過郵件、見面等方式，發送給中共情報機構的B某和C某。（起訴書中為隱私問題，沒有透露共犯A某、中共特務B以及C某的姓名，但有提及B某和C某是為上海安全局工作，從2011年開始為克萊伯和A某提供大量禮品）。
每次中方在獲得情報前後，都會給克萊伯或她的家人A某直接匯款作為報酬；而對克萊伯和家人的各種經濟需求，都是各方滿足，比如提供多次國內或出國旅行或購買iPhone、電腦等支出，以及負擔A某2012－2013年在上海一美術學院的學費、生活費、住宿費。甚至當A某在中國犯事，中共特務B某和C某出面介入，阻止警察進行調查，最後讓A某「全身而退」，這足以見得B和C在中國的權限絕非普通人。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檔案記錄，克萊伯在2011年至2016年期間，收取了中共情報人員送予她及家人的總價值數萬美元的禮品、現金、電子產品、旅遊招待、一間公寓及家人在一所中國時裝學校的學費和生活費，僅最後一項就近6萬美元。
害怕？想要抽身卻被家人「坑」
但是這些年來，克萊伯也對這層關係感到害怕。她知道一旦事情敗露，她得面臨什麼，那將是沉重的代價。在家人憧憬中國「時尚夢」的時候，克萊伯就越來越覺得事情不對勁，她有跟家人商量，但是家人不聽，反而把她給「坑」了。
當時克萊伯對A某說，「我真的不想自己或你的脖子套在繩索裡，但是已經有人對你這麼做了。」但家人A某鐵定認為中共特務B某是真心實意幫他，所以回覆克萊伯：「你跟他（指B某）是你的事，我跟他是我的事，我知道他能助我成功。」然後A某背著克萊伯跟B某聯繫，跟B某配合給克萊伯施壓，最後逼得克萊伯只能認了，甘心被拖進泥潭。
為避免越陷越深，克萊伯開始躲閃，但是她完全沒料到她擺脫不了控制。她曾警告家人A某：「我不想他們（指B某和C某）參與你的每一步，還有知道細節……有一天你會明白的。」但是A某都固執地當沒聽見，繼續我行我素。
到2014年，克萊伯更是說自己要退休了，並告知家人A某：「我不想你繼續尋求他們的幫助，然後把我拖下水」。結果A某居然回覆：「事實上是B某已經找上你，跟我無關。B某找你是他自己的意思，為何你老說我拖你下水。反正你得全部處理乾淨，不要把我扯在其中。」估計克萊伯聽到這話，腸子都悔青了。（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