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迫害死的300年一見國學大師陳寅恪
與中共統治下鮮有大師不同，民國時期湧現了一批學貫中西的大師，按照一些描述民國時期的書籍所言，他們是一批有「骨氣」而又「好玩」、「有趣」且學問深厚之人。他們有時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對於世事，亦常有驚世駭俗的作為。而他們可以如此恣意妄為正是得益於民國政府的寬容。
彼時，無論是北洋軍閥政府，還是蔣介石治下的南京、重慶國民政府，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人格、知識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而知識分子對待政府則是：你不對的時候我批評你，你對的時候，我就支持你。毫無疑問，能夠形成這種相互信任關係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民國政府的誠意。
然而，中共建政後採取的殺伐政策，不僅使留在大陸的民國大師們一個個慘遭迫害，甚至慘死，而且也徹底使知識分子的脊梁彎曲。1949年後中國大陸再無大師出現也是必然，因為出現大師的土壤已被完完全全的破壞。本系列講述的就是幾位大師慘遭中共迫害的經歷，本篇說的是民國最為著名的國學大師陳寅恪。
陳寅恪這個名字，在民國時期可是響噹噹的。他沒有文憑，卻被清華大學聘為教授，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清華三巨頭」，其課堂常常擠滿來自北京其它高校的學生；他知識淵博，通曉20多種文字，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其學問「近300年來一人而已」，卻為人低調、謙遜；他雖潛心學問，卻從不失傲骨，「思想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貫穿其一生，而他也極有可能是最早讀過德文原版《資本論》的中國人。
北京赴任提條件
根據大陸出版的《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陳寅恪因為種種原因，沒能離開大陸從此命運便註定。他先在嶺南大學任教，後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自此他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並在此度過了他的最後20年。
1953年，「喜歡歷史」的毛澤東決定，中共中央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由陳伯達、郭沫若、範文瀾、剪伯贊「紅色學者」等組成，毛欽定陳伯達任主任。同年10月，在毛的提議下，歷史研究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增設3個研究所：遠古史研究所所長郭沫若，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範文瀾。
委任狀下達後，郭沫若與範文瀾均馬上赴任，惟有陳寅恪不為所動。當時，不時有北京來客到廣州說服陳先生，包括其高足、北大歷史學系副教授汪籛。當時汪籛懷揣著兩封信，一封是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寫的，一封是副院長李四光親筆所寫。
陳寅恪對前來勸說自己的汪籛如此說道：「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 」「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3年時，我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主張學術自由的陳寅恪還提出了赴任的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即毛澤東)或劉公(即劉少奪)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對於陳寅恪所提的兩個條件，中共自然沒有答應，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終不了了之。
當時，有學生勸說陳寅恪不要這樣做，他卻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我只想為學術領域留一塊淨土，自從我為王國維作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20餘年而不變。」
此後，陳寅恪雖然受到了批判，但在中南第一書記陶鑄的關照下，在中山大學度過了一段還算平靜的生活。
洞穿馬列主義危害
陳寅恪早年在歐洲留學時曾讀過德文版《資本論》。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成都病榻上曾與自己指導的燕京大學研究生石泉，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說：「其實我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只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從外國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後，我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因為要談革命，最要注意的還是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在歐洲是很明顯的。我去過世界許多國家歐美、日本都去過，唯獨未去過俄國，只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
覺得俄國人很可怕的陳寅恪，沒想到的是，從自己留在中國大陸的那一刻起，以俄國人為師的中國共產黨的可怕開始觸手可及。1950年前後，陳寅恪曲筆寫了一首《經史》的詩，來表達自己對馬列主義危害的認識，詩中寫道：
虛經腐史意何如，溪刻陰森慘不舒。
競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
這首詩陳寅恪引經據典，還著實讓人費解。後經幾位學者多番揣摩考證，終於了解了詩的真意。
第一句中的「虛經」，指的是1938年起出版至斯大林逝世，在蘇聯重印300次、發行4,200萬冊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它被稱為「馬列主義的百科全書」。「腐史」通常指西漢史家司馬遷受腐刑後寫成的《史記》，詩中則暗示蘇聯學者是在嚴刑脅迫下寫成的。書中顛倒黑白，美化蘇聯30年代的集體化和大清洗，為斯大林鎮壓、流放上千萬老黨員、幹部和農民的罪行歌功頌德，自然難免充滿陰森之氣。「溪刻」用的是《世說新語》中的典故，指陳仲子行為「苛刻」，暗諷馬列思想對人殘酷。顯而易見，陳寅恪認為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十分嚴酷可怕。
第二句「『魯論開卷語』指《論語》開卷《學而》篇首句『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全句是說大學師生忽然異口同聲，人人談學習，個個學馬列。「說瓜千古笑秦儒」是說當時的知識分子為中共一網打盡而不自知。
全詩大意就是：馬列主義教條禁錮個人生活與思想的自由，知識分子競相學習馬列主義，其實是自投羅網，盡入統治者的彀中。可以說，《經史》一詩是陳寅恪對後來盛行的政治學習的表態之作，之所以曲筆，自然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衝擊。
而當時的現實正如陳寅恪詩中所描述的那樣，50年代初，中共統治大局已定後，全國知識界開始了思想改造，從1951年9月下旬，中共強迫大中小學教師職員和專科以上的學生交待自己的歷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而採用的手段皆來自於延安時期的中共整風運動，比如疲勞戰術，會議儀式和群體壓力等。一些知識分子不堪壓力，或擇了自殺或者逃離大陸，而更多的知識分子則通過思想改造運動，接受了效忠的對象是中共和毛澤東。從此，人人言必稱馬列，著述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為榮。由於朝鮮戰爭，這一改造運動暫時中止，但幾年後，中共掀起了對知識分子的更大的摧殘運動：反右。
1957年陳寅恪在給朋友劉銘恕的信中有云：「弟近來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明清間詩詞，及方志筆記等）。固不同於幹嘉考據之舊規，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試想太史公和沖虛真人都是老古董，怎麼忽然變成了「新說」？
當代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看出了此中真義：太史公是司「馬」遷，沖虛真人是「列」禦寇。陳先生其實是說，他研究歷史決不用「馬列主義」啊！此陳寅恪之所以成其為陳寅恪也！由此亦可了解陳先生曲筆所寫的《經史》一詩對馬列主義危害的深刻認知。
瘋狂迫害
《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還披露了陳寅恪最後的時光和慘死的經過。1966年文革爆發後，中山大學的造反派們將，矛頭對準了這位早已雙目失明的老人。陳寅恪由原來的大字號「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水漲船高地被加封為「牛鬼蛇神」、「封建餘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同時被指斥為大肆揮霍國家財產，享受高級護理待遇，非美帝國主義的藥物不吃，有意污辱為其理療的年輕女護士等的「罪魁禍首」。
隨著陶鑄被打倒在地，曾受其保護的陳寅恪的處境也變得十分艱難。助手黃萱被趕走，3名護士被撤除，工資停發存款凍結，陳家居住的校園內東南區一號樓被大字報覆蓋，遠遠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望之令人恐怖驚悚!
更為恐怖的是，大字報逐漸由樓外糊到了室內，門臉、衣櫃、床頭，甚至陳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報貼蓋。面對此情，夫人唐篔曾發出了「人還沒死，已先開弔了」的哀怨。
瘋狂的造反派們還對陳家財物進行了大規模的掠奪，陳寅恪後半生積攢的書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篔先祖遺留的一點紀念性首飾及陳寅恪歷盡千難萬險，歷盡10幾年戰火僥倖保存下來的20餘封祖父往來手札亦被劫走。陳家財物盡失。
造反派們為了驗證流傳在中大校園內的「陳寅恪有驚人記憶力」說法的真偽，將躺在病床上的陳寅恪拖下床，強迫其背誦毛語錄，倘若不肯背誦或有一句背錯，便遭到辱罵和毒打。
為了達到將陳寅恪迫害致死的目地，造反派們想出了一個毒計：先是把幾隻大字號高音喇叭吊至陳宅窗前屋後，讓其聽取革命群眾對其發出的怒吼之音。雙目失明，不辨牛馬且患嚴重失眠症與心臟病的陳寅恪，突聞幾個「怪物」整日在耳邊嗷叫不止，當即抱頭在床上打起滾來。
造反派們一見十分興奮，遂加大力度，將高音喇叭乾脆搬進室內，綁到了陳氏的床頭之上播放。陳氏夫婦未聞幾聲，即感天旋地轉，雙雙心臟病復發，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最後慘死
1969年正月，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中大校園西南區50號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此時陳寅恪病體衰弱得已不能吃飯，只能進一點湯水之類的「流食」。偶有親友偷偷登門拜望，見他躺在病榻上已說不出話，只是眼角不斷有淚流出，望者無不悽然。
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相愛至深的陳寅恪夫婦常常相對而泣，感嘆命運的悲苦。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氣脈已竭的陳寅恪，再次被迫向當權者作口頭交代。陳寅恪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語，終至淚盡泣血，口不能言方休。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溘然長逝。一個月後的11月21日，唐篔亦撒手人寰，追隨丈夫而去。
據當時住在中山大學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在回憶錄《宗岱和我》中說:「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戰戰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鬥遊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歷史系一級教師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裡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給嚇死了。」
結語
300年一見的國學大師就此遠去，真乃中國文壇之大不幸也！中共罪孽何其深重也！
彼時，無論是北洋軍閥政府，還是蔣介石治下的南京、重慶國民政府，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人格、知識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而知識分子對待政府則是：你不對的時候我批評你，你對的時候，我就支持你。毫無疑問，能夠形成這種相互信任關係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民國政府的誠意。
然而，中共建政後採取的殺伐政策，不僅使留在大陸的民國大師們一個個慘遭迫害，甚至慘死，而且也徹底使知識分子的脊梁彎曲。1949年後中國大陸再無大師出現也是必然，因為出現大師的土壤已被完完全全的破壞。本系列講述的就是幾位大師慘遭中共迫害的經歷，本篇說的是民國最為著名的國學大師陳寅恪。
陳寅恪這個名字，在民國時期可是響噹噹的。他沒有文憑，卻被清華大學聘為教授，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清華三巨頭」，其課堂常常擠滿來自北京其它高校的學生；他知識淵博，通曉20多種文字，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其學問「近300年來一人而已」，卻為人低調、謙遜；他雖潛心學問，卻從不失傲骨，「思想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貫穿其一生，而他也極有可能是最早讀過德文原版《資本論》的中國人。
北京赴任提條件
根據大陸出版的《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陳寅恪因為種種原因，沒能離開大陸從此命運便註定。他先在嶺南大學任教，後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自此他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並在此度過了他的最後20年。
1953年，「喜歡歷史」的毛澤東決定，中共中央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由陳伯達、郭沫若、範文瀾、剪伯贊「紅色學者」等組成，毛欽定陳伯達任主任。同年10月，在毛的提議下，歷史研究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增設3個研究所：遠古史研究所所長郭沫若，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範文瀾。
委任狀下達後，郭沫若與範文瀾均馬上赴任，惟有陳寅恪不為所動。當時，不時有北京來客到廣州說服陳先生，包括其高足、北大歷史學系副教授汪籛。當時汪籛懷揣著兩封信，一封是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寫的，一封是副院長李四光親筆所寫。
陳寅恪對前來勸說自己的汪籛如此說道：「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 」「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3年時，我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主張學術自由的陳寅恪還提出了赴任的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即毛澤東)或劉公(即劉少奪)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對於陳寅恪所提的兩個條件，中共自然沒有答應，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終不了了之。
當時，有學生勸說陳寅恪不要這樣做，他卻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我只想為學術領域留一塊淨土，自從我為王國維作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20餘年而不變。」
此後，陳寅恪雖然受到了批判，但在中南第一書記陶鑄的關照下，在中山大學度過了一段還算平靜的生活。
洞穿馬列主義危害
陳寅恪早年在歐洲留學時曾讀過德文版《資本論》。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成都病榻上曾與自己指導的燕京大學研究生石泉，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說：「其實我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只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從外國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後，我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因為要談革命，最要注意的還是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在歐洲是很明顯的。我去過世界許多國家歐美、日本都去過，唯獨未去過俄國，只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
覺得俄國人很可怕的陳寅恪，沒想到的是，從自己留在中國大陸的那一刻起，以俄國人為師的中國共產黨的可怕開始觸手可及。1950年前後，陳寅恪曲筆寫了一首《經史》的詩，來表達自己對馬列主義危害的認識，詩中寫道：
虛經腐史意何如，溪刻陰森慘不舒。
競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
這首詩陳寅恪引經據典，還著實讓人費解。後經幾位學者多番揣摩考證，終於了解了詩的真意。
第一句中的「虛經」，指的是1938年起出版至斯大林逝世，在蘇聯重印300次、發行4,200萬冊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它被稱為「馬列主義的百科全書」。「腐史」通常指西漢史家司馬遷受腐刑後寫成的《史記》，詩中則暗示蘇聯學者是在嚴刑脅迫下寫成的。書中顛倒黑白，美化蘇聯30年代的集體化和大清洗，為斯大林鎮壓、流放上千萬老黨員、幹部和農民的罪行歌功頌德，自然難免充滿陰森之氣。「溪刻」用的是《世說新語》中的典故，指陳仲子行為「苛刻」，暗諷馬列思想對人殘酷。顯而易見，陳寅恪認為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十分嚴酷可怕。
第二句「『魯論開卷語』指《論語》開卷《學而》篇首句『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全句是說大學師生忽然異口同聲，人人談學習，個個學馬列。「說瓜千古笑秦儒」是說當時的知識分子為中共一網打盡而不自知。
全詩大意就是：馬列主義教條禁錮個人生活與思想的自由，知識分子競相學習馬列主義，其實是自投羅網，盡入統治者的彀中。可以說，《經史》一詩是陳寅恪對後來盛行的政治學習的表態之作，之所以曲筆，自然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衝擊。
而當時的現實正如陳寅恪詩中所描述的那樣，50年代初，中共統治大局已定後，全國知識界開始了思想改造，從1951年9月下旬，中共強迫大中小學教師職員和專科以上的學生交待自己的歷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而採用的手段皆來自於延安時期的中共整風運動，比如疲勞戰術，會議儀式和群體壓力等。一些知識分子不堪壓力，或擇了自殺或者逃離大陸，而更多的知識分子則通過思想改造運動，接受了效忠的對象是中共和毛澤東。從此，人人言必稱馬列，著述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為榮。由於朝鮮戰爭，這一改造運動暫時中止，但幾年後，中共掀起了對知識分子的更大的摧殘運動：反右。
1957年陳寅恪在給朋友劉銘恕的信中有云：「弟近來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明清間詩詞，及方志筆記等）。固不同於幹嘉考據之舊規，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試想太史公和沖虛真人都是老古董，怎麼忽然變成了「新說」？
當代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看出了此中真義：太史公是司「馬」遷，沖虛真人是「列」禦寇。陳先生其實是說，他研究歷史決不用「馬列主義」啊！此陳寅恪之所以成其為陳寅恪也！由此亦可了解陳先生曲筆所寫的《經史》一詩對馬列主義危害的深刻認知。
瘋狂迫害
《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還披露了陳寅恪最後的時光和慘死的經過。1966年文革爆發後，中山大學的造反派們將，矛頭對準了這位早已雙目失明的老人。陳寅恪由原來的大字號「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水漲船高地被加封為「牛鬼蛇神」、「封建餘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同時被指斥為大肆揮霍國家財產，享受高級護理待遇，非美帝國主義的藥物不吃，有意污辱為其理療的年輕女護士等的「罪魁禍首」。
隨著陶鑄被打倒在地，曾受其保護的陳寅恪的處境也變得十分艱難。助手黃萱被趕走，3名護士被撤除，工資停發存款凍結，陳家居住的校園內東南區一號樓被大字報覆蓋，遠遠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望之令人恐怖驚悚!
更為恐怖的是，大字報逐漸由樓外糊到了室內，門臉、衣櫃、床頭，甚至陳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報貼蓋。面對此情，夫人唐篔曾發出了「人還沒死，已先開弔了」的哀怨。
瘋狂的造反派們還對陳家財物進行了大規模的掠奪，陳寅恪後半生積攢的書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篔先祖遺留的一點紀念性首飾及陳寅恪歷盡千難萬險，歷盡10幾年戰火僥倖保存下來的20餘封祖父往來手札亦被劫走。陳家財物盡失。
造反派們為了驗證流傳在中大校園內的「陳寅恪有驚人記憶力」說法的真偽，將躺在病床上的陳寅恪拖下床，強迫其背誦毛語錄，倘若不肯背誦或有一句背錯，便遭到辱罵和毒打。
為了達到將陳寅恪迫害致死的目地，造反派們想出了一個毒計：先是把幾隻大字號高音喇叭吊至陳宅窗前屋後，讓其聽取革命群眾對其發出的怒吼之音。雙目失明，不辨牛馬且患嚴重失眠症與心臟病的陳寅恪，突聞幾個「怪物」整日在耳邊嗷叫不止，當即抱頭在床上打起滾來。
造反派們一見十分興奮，遂加大力度，將高音喇叭乾脆搬進室內，綁到了陳氏的床頭之上播放。陳氏夫婦未聞幾聲，即感天旋地轉，雙雙心臟病復發，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最後慘死
1969年正月，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中大校園西南區50號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此時陳寅恪病體衰弱得已不能吃飯，只能進一點湯水之類的「流食」。偶有親友偷偷登門拜望，見他躺在病榻上已說不出話，只是眼角不斷有淚流出，望者無不悽然。
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相愛至深的陳寅恪夫婦常常相對而泣，感嘆命運的悲苦。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氣脈已竭的陳寅恪，再次被迫向當權者作口頭交代。陳寅恪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語，終至淚盡泣血，口不能言方休。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溘然長逝。一個月後的11月21日，唐篔亦撒手人寰，追隨丈夫而去。
據當時住在中山大學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在回憶錄《宗岱和我》中說:「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戰戰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鬥遊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歷史系一級教師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裡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給嚇死了。」
結語
300年一見的國學大師就此遠去，真乃中國文壇之大不幸也！中共罪孽何其深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