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民幣折腰 鄭文堂：另類心中小警總

從海角七號開始，台灣電影逐漸受到注意，在中國電影瘋狂往上飆高，每一部都想締造破億票房，跨過海峽爭取對岸市場，成為台灣演藝人員更上層樓的選項，但自我創作空間受限，甚至要表態政治立場，如何權衡這樣的關係？導演鄭文堂笑著說，現在中國連戴口罩都沒自由，碰到關鍵問題，你沒有閃避的空間。這就是「選擇」，有所得必有所失，但不能因此傷害到自己的國家，這是基本的底線。他提醒所有演員藝人，一定要把這問題放在心上。

鄭文堂長期關懷社會的議題，從劇本、電影電視作品，記錄台灣的歷史，衝撞社會的不公不義，替邊緣人物發聲、對傲慢的權力者批判。早期創作《傷痕二二八》，以戲劇重演的方式回返傷痛的時代，叩問仍未到來的正義。近期的作品《燦爛時光》，以幾代前輩的故事描繪，台灣人民如何在二二八這黑暗年代，勇敢的挑戰禁忌、反抗威權，為未來點亮民主的亮光。一直到《菜鳥》，則是詳細描述台灣的官場文化。

從拍攝社運紀錄片，到回宜蘭縣當文化局長，從街頭到殿堂，如此經歷的豐富讓他作品更貼近生活與發人深省。

從小在宜蘭長大的鄭文堂，高中到台北唸書，大學因為成績分發到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高中以前完全不知道世界發生什麼大事，家裡想盡辦法湊了錢讓他去上第一學期的課，剩下的就要靠自己。他說，從陽明山坐車到士林，我都要算好公車幾段票，要在哪一站提前下車，走三站後繼續搭車，否則就要花多一段票的錢。

「還好是窮救了我」，沒有錢到處去玩，只能在山上大量閱讀，其中不乏許多禁書。也種下了他對於被刻意遺忘歷史真相的追求，更包含對底層被壓迫小人物的關懷。因為拍了《夢幻部落》，獲得2002年威尼斯影展「國際影評人週」最佳影片，也獲得了2002年金馬獎年度最佳台灣電影。鄭文堂說，台灣就是這樣，你只要在國外得了獎，回來就變成知名導演。

台灣的電影，近年來發展到底是好是壞？在電影的商業性與藝術性之間，要如何權衡？當回顧在1980年時寫的劇本，寫原住民到都市淪為搶劫犯，講警察追捕與主角抗爭。現在看起來很普通，但在當時寫劇本時會怕，不敢讓故事隨意流出去，因為這就代表你的思想。這就是所謂的「心中有警總」，很怕自己不小心變成書中角色的那個樣子。

寫作的一把尺 「能不能銷大陸」

現在警總不見了，但是依舊存在心中，現在最誇張的已經不是敢不敢寫的問題，而是開始因為經濟考量，思考哪些題材不要寫，「因為找不到錢」，雖然台灣多元開放，但是最後被打回票理由都是，「不要啦！你這銷不了大陸。」現在寫作狀況都是這樣。

「這個片子你只能在台灣賣喔！你要嗎？」變成你在寫劇本創作時，甚至跟人家談案子，腦袋都在盤算這些事情，變成一個基本的標準，是一個這樣的談判，跟影視界現幾乎都是這樣的談判，從出資者，到劇本內容的設限，以及作品的未來。鄭文堂說，我一直到2015年寫《燦爛時光》，才恍然大悟，原來這種心中小警總還在內心深處盤旋，只是換了一種形式罷了。

今天在台灣創作，只是正常談論台灣議題，卻因為導演拍了對岸不喜歡的內容，卻什麼錢都拿不到，如果台灣不爭氣，我們會讓這件事情更加嚴重。前陣子導演戴立忍事件後，另一位演員陳艾琳也被中共封殺換角，他不禁問，台灣政府影視業，我們對這樣的演員給了他們什麼？

是否提供更多機會，對於一位願意堅持自己理想有骨氣的演員，可以繼續走表演、創作這條路。不會因為為了擁有更多人民幣、表演機會，而被迫失去自我認同、自我意識，這才是未來要如何面對，就像如何對待因為演了《燦爛時光》，結果很多事情不能做的演員。

演員拍這片子沒有好處，在過程中都很戰戰兢兢的溝通，讓演員去判斷，簽約前就應該想清楚，包含不能去中國演出，或是以後可能會被起底等。例如其中一位演員巫建和，未來也是有大好機會，鄭文堂說，「他願意來拍我真想擁抱他。」

但拍完後有很多聲音，覺得台語怎麼這麼爛，「因為巫建和是客家人，他連一句台語都不會講。可是他願意演，型又好，表演又強」。他舉例，彭于晏也條件好，但他不可能來拍啊！也不能怪大家只考量中國市場，因為台灣沒有提供更多機會。

鄭文堂質疑，難道覺得反正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嗎？某種程度上是社會上的冷漠，像陳艾琳沒有人在談她的遭遇了，好像船過水無痕，如果有機會，我願意多找這樣的演員，對自己信仰清楚，應該讓演員有更多的安心，才是關鍵。他呼籲政府，如果要從根本解決台灣影視困境，這個問題不解決，很多事情是窒礙難行。

鄭文堂小檔案

出生：1958 年

現職：導演

經歷：奧美廣告製片、導演、宜蘭縣文化局局長

學歷：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

殊榮：電影曾榮獲「威尼斯影展影評人週最佳影片」「優良劇本」、「最佳台灣電影」及2010年台北電影節「最佳導演」等獎項，並入圍南特影展。

主要作品： 紀錄片《在沒有政府的日子裡》、《台灣魂》等，劇情片《夢幻部落》、《傷痕二二八》、《經過》、《深海》、《眼淚》、《燦爛時光》、《菜鳥》

資料來源：網路整理  記者江禹嬋／製表